基于市场表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剖析

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应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之一,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提出了多项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将产业发展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文章在梳理和分类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层面)、全面展示产业政策的时间演进与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应用产业链分析的方法,按照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顺序,选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专利数据、产销量数据和商业模式等指标,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表现与政策进行关联,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表现与产业政策关联分析框架。然后,在搜集相关市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该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专利、产销量和商业模式三个方面对市场表现和产业政策的关联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发现随着产业政策数量与力度的增加,三个方面的市场表现整体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且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方向与发展路径均与政策导向基本一致。最后,文章对推广应用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变化和影响进行了相关讨论,讨论结果表明随着两项典型政策调整与退坡,国家逐步释放市场信号,显示出政策支持形式与内容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体现出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的重视。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政策体系与市场表现之间存在强关联关系,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专利、产品产销量、以及商业模式等市场表现方面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占据产业发展新方向将成为产业下一步重点关注的方向。     

双积分政策下异质汽车制造商的产量博弈均衡

文章通过对双积分政策下汽车制造商的产量博弈均衡进行建模分析,研究了双积分政策对企业层面异质制造商的产量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以及对产业层面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总产量及总产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均衡演进过程中,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依靠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劣势燃油汽车制造商可能会通过提高燃油经济性发展为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从而提高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的燃油汽车总产量,降低劣势燃油汽车制造商的燃油汽车总产量。(2)双积分政策参数对异质制造商产量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不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能够从中受益,而劣势燃油汽车制造商面临危机,转危为安的可能方式包括降低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生产的可能性。对于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来说,双积分政策的收紧可能导致其转向燃油汽车市场,规制NEV积分价格上限有利于引导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转向新能源汽车市场。(3)促进新能源汽车规模增长的参数,可能导致总产值下降,政策调整应将规模增长和产值增长作为双目标,避免单一目标可能导致的市场波动。(4)随着双积分政策的收紧,可预见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提高以及平均燃料消耗量标准趋严,将刺激新能源汽车积分需求提升,缓解新能源汽车积分供需失衡问题。考虑到目前NEV积分价格处于低位,合理降低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积分有助于限制NEV积分供给。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工具挖掘及量化评价

现阶段中国大力开展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已相继出台一系列补贴政策。在严厉打击新能源汽车"骗补"及补贴政策重新调整等背景下,分析梳理现有政策从而对其进行整体把握与正确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为政策改进与优化做准备。本文选取了截至2016年底国家和北京市颁布的涉及新能源汽车补贴的相关政策。首先,从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整理出的政策文本的高频有效关键词从中提炼出的政策工具,可分为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类,分别从技术推动、市场拉动和环境支撑三个方面促进和规范新能源汽车市场。发现现有政策工具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支持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升和产品开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重点欠科学,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补贴过于聚焦新能源汽车购买环节等。其次,结合政策特点运用PMC指数模型构建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量化评价框架,通过变量分类、参数识别建立了多投入产出表,并通过PMC指数的测量、PMC曲面的生成综合反映政策各维度的情况。再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取3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P1、P2、P3)为研究对象,对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得出3项政策的PMC指数分别为7.52、6.95、6.21,均在良好的等级之内,P1政策的量化结果为优秀,P2、P3政策结果为良好,且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考虑在激励措施等方面予以加强。最后,根据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提出三点政策优化意见:(1)重视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大新能源汽车科研资金投入;(2)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重点应放在充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3)需求型可考虑采取以公共交通带动私人交通的策略。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在中国情境下能否有效?

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工具中的新工具之一,该主题的研究已经从描述工具特性转向解释工具效果、探究内在动因。本研究回答两个问题:①企业采用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动因;②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否确实有效地促使企业削减排污量。基于这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现有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得出:管制性压力和非管制性压力都是推动企业参与自愿性工具的动因,但是管制压力是企业决定是否参与的关键原因,并且管制压力的持续存在是企业自愿削减排污量的必要条件。而在中国的环境管制情境下,环境管制被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地方政府弱化,管制压力薄弱;并且,中国的公民社区、消费者对环境治理的态度较为消极,来自与社区、消费者非管制性压力善不足于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构成威胁;而且,中国大量中小规模的、环保技术落后的企业难以进入环境管制的监控范围之内。因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背景,自愿性环境政策工具要发挥效用需要加强环境管制的压力。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调整的市场效应：补贴退坡、技术进步与销量爬坡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推广政策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市场已步入与国际接轨,充分适应竞争的新阶段。在补贴退坡、技术进步与销量爬坡并存的时间段,研究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调整的市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法,利用2017—2021年共60个月度时间点构建时间序列数据集,把推广政策调整作为政策变量,采用反事实框架估计了推广政策在中国主要城市中的市场效应差异,进一步解释了补贴退坡造成新能源汽车销量爬坡的特殊现象,并通过稳健性及异质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经过数次调整的国家层面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等发达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果。(2)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而补贴退坡的实质是通过提高补贴技术门槛,引导相关企业快速革新技术,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能源汽车技术高速发展,因此补贴退坡造成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爬坡。(3)新能源汽车不限购政策未能显著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且难以持久,不是未来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关键。建议有关部门将推广政策向使用端倾斜,同时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的投入,通过政策法规加速淘汰落后产能,适时调...     

地方政府吸引FDI的环境政策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强度的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成为中国吸引FDI、地方政府吸引FDI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或增加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成本,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本文构建包含环境政策因素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使用1990-2007年中国省份之间的面板数据,发现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政策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加大环境投资则对FDI具有吸引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的环境政策能在短期内吸引到外资,但却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增加环境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且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应该通过增加环境投资而不是放松环境管制的环境政策来吸引FDI。     

基于关键技术链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解及政策效力测度

对2001—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梳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40项政策,通过大量文献及专家意见,将产业政策大致分为规划引导、财税支持、技术规范及行政监管四类政策措施,基于新能源汽车26个关键技术链进行政策分解与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在各关键技术环节产业政策措施间耦合协调度,并实证分析政策措施耦合协调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存在"重整车、轻原材料、轻零部件"等失调现象,上下游技术水平不匹配制约了整车整体技术水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系统协调情况对创新绩效有方向性差异,财税支持措施与技术规范、行政监管措施间的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而规划引导政策、技术规范与行政监管耦合协调度对整体协调水平有负面影响,明显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政策分析,现有政策对有效推动新能源汽车未来进一步技术发展所起作用有限,而未来的政策要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实现产业的自主可控应成为未来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故更需要注重在技术环节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并根据产业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     

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对潜在消费者的影响

政策利好以及配套补贴是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最大的消费动机,在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条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现阶段,供需双侧政策对潜在消费者的接受态度有着关键性影响,潜在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分别是关注供需双侧政策的"经济性"和"便利性"。借鉴技术接受模型(TAM)构建了潜在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接受模型,应用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在供给侧或需求侧政策环境下,潜在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的"经济性"比较突出,"便利性"相对不足。潜在消费者对于供需双侧政策的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态度(ATU)的影响更为显著,供给侧政策的感知高于需求侧政策,且供给侧政策的感知易用性高于有用性。潜在消费者对于供给侧的"基础设施"和需求侧的"优先权力"两项政策的感知最高;高学历层次、男性消费者对于供需双侧政策的感知相对更为显著,而且高学历层次和男性潜在消费者对政策的感知易用性更敏感,较低学历层次和女性潜在消费者对感知有用性更敏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可在需求侧政策达到一定实施效果的情况下,加强供给侧政策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强化"优先权力"和"基础设施"两项政策措施,适当降低"购置补贴"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以较高学历层次的消费者和男性消费者作为主要目标消费群体,同时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消费者推出多样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并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安排。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以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工序中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和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为重点,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导向,基于钢铁全生产流程物质流分析,融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以新型节能清洁工艺技术、装备技术和仿真、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为切入点,融入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完善钢铁生态产业链,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生态技术创新。本文从市场引导、政策促进、环境监管、技术创新、过程控制、内部循环、外部联合、责任延伸、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10个层面,构建促进钢铁产业生态化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在规划、机制和技术层次上全面落实钢铁产业生态化政策,全面推动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green industries: lessons from the wind turbine and the organic food industries in Denmark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green infant industries may be justified as a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How should government policies be designed to promote such industries? One way to analyse this question is to compa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green infant industries in which it has been successful with green infant industries in which it has been less successful. The Danish government has intervened intensively in the wind turbine industry and organic farming sector mainly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since 1992 and 1987, respectively,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impacts. While the electricity market share of wind energy reached 20% in 2007,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lags behind with a food market share of approximately 8.5% in 2007.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ackag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applied in the two industrial sectors and assesses whether differences in instrument choice may explai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rket share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wind turbine industry has emphasized the use of policy instruments designed to increase demand for wind energy, whereas organic farming policy has put more emphasis on instruments motivating farmers to increase supply. This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explaining variance in growth. Finally, the paper analyses whether the lessons from government policy aimed at promoting the wind turbine industry can be transferred to organic farming policy.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探讨

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政策应遵循三个原则：服务于我国循环经济概念与内涵原则。服务于循环经济实践的原则。用足用好现有政策和补充缺位政策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律体系应包括四大类：基本政策、核心政策和基础性政策。技术政策可以融入这四类政策之中。基本政策是统领循环经济所有政策的根本。是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的综合性政策。基础性政策是指为循环经济重点领域实践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政策。大致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经济制度、基础性激励政策和考核政策等。核心政策是直接推动循环经济重点实践领域的政策。在核心政策中。需要切实落实和用足用好的现有对循环经济发展较有利的政策有：生态工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清洁生产政策）。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业税费优惠政策。能源节约和再生能源政策。环境友好型产品标志（标识）政策；需要完善的薄弱政策有：生态工业园建设政策。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政策。生态农业政策。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需要新建立的缺位政策主要涉及消费领域、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能源节约型城镇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     

Policy options to promote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s consumption

Inspired by the green revolution, new energy vehicles (NEVs) provide a fresh, alternative mode of transportation for Chinese consumers that reduce their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gasoline/diesel-based cars. However, despite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for NEVs in China, the level of uptake by consumers remains slow. Using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much-needed insight into local consumers’ motivations to invest in NEVs through a survey of 100 Shanghai residents. Results indicate that current NEV promotion policies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gnitive trade-off of NEV consumption under the “Integrated Consumer Behavior Model,” mainly due to inconvenient charging facilities, technical concerns regarding battery, higher prices, and wait-and-see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pilot policy environment. Drawing on experiences from Sweden and New Zealand, this research serves to enhance knowledge on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s NEVs and assist policy makers in developing more effective green consumption promotion campaigns in the future.     

Integrated Water and CGE Model of the Impacts of Water Policy on the Beijing's Economy and Output

The article us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industry output affected by water resources policies in Beijing City by using GEMPACK soft tool.The article researches on rules of water supply and demand,evaluating water resources,building water resources input and output table,establishing water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d stimulating water policy.The stimulation gives a scenario that increases water price by 10%.The result shows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water resources policy infec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industry output in different ways.There are different behavio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s to the water policy.Agriculture industry has the same tendency as water price change and it has more sensitive to water quantity than to water price.For basic energy industries such as oil and chemistry and gas,they show diversity tendency.As to some high water consumer industry such as paper and textile etc.,water resource economic policy can infect them greatly and can promote them to accomplish more water-saving technology.Waste water and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industries show the same tendency as to water policy.Second,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water resource policy by macro economic administration.The simulation also shows that the output and supply and consumer price change more than expect as to water policy in a free market economic in water industry.So as to a government policy maker,one should be more carefully and prepare suitable forecast and plan to water policy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产业创新指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01～2016年长江经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时空演化格局及溢出效应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总体增幅迅猛,但空间差异总体呈扩大态势。创新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东强西弱"地带性格局稳固;(2)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长三角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冷点区域增加,环城市群地带形成稳定的冷点区;(3)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细分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状态不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呈多核心轴带模式演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呈单中心极化模式演化,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呈多核心组团模式演化;(4)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除人力资源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政策、对外联系水平、创新环境产生明显正向效应。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Discerning the factors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energy efficiency

Due to the high rate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ts impact on environment over the last decades, policy decision-makers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sing the need to take actions that allow to address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s. One field of action has been the promotion of measures that contribute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of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explaining changes in energy efficiency applying the multiplicative Log Mean Divisia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 for a set of countries (Portugal, UK, Brazil and China) with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energy mix.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trends display different patter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same happens within each country from a sectoral perspective. Major drivers of improvements of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were the intensity effect and the affluence effect, whereas the driver that hampered those improvements wa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derived from the results achieved are: policy decision-makers should support measures that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resulting from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policy measur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raise awareness of end-users regard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efforts; policy measure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r expansion) of sectors of activity that consume less energy can also be implemented; finally, policy instruments may also be used to reduce the costs of implement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saving measures to households and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