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可达性研究

水利风景区作为发展水利旅游的载体,是一种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文章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地理方法,以省域为单位,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结构性、均衡性和组合性分析,并基于谷歌地图测算其交通可达性。结果表明:中国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呈凝聚分布态势,空间分布均衡性差,空间分布高密度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低密度区分布在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2)其分布与河流和降水量密切相关,集中分布在黄河干支流、渭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区域,以及400mm年降水量分界线以南地区。(3)其可达度均值为261.89 min,64.53%的可达度在240min以内,全国分布差异十分明显。最后对不同区域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中原城市群铁路网络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

选取城市间最短旅行时间数据和社会经济综合指标,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可达性水平整体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南北向沿线城市的可达性优于东西向;局部空间上,高低值空间集聚分块状特征明显,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2)经济联系整体呈现"钻石"型立体网络格局且分层态势明显;局部空间上凸显以郑州、商丘、洛阳等核心区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格局;网络结构呈小团体集聚特征,团体内部联系密切,整体联系相对松散。(3)经济联系强度受到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交通、区位及资源流通能力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联系演变特征与对策研究

科学揭示城市群内在空间联系特征是诊断问题与优化对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和可达性分析基础上，基于空间相互联系、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对内集聚影响力等层面方法集成对2006年以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的内心圈层结构，交通科技对城市空间联系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明显，空间联系网络格局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北高南低、东北高西北低，但区域差异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呈现出以长沙为主核心的圈层模式与常德市为副中心的极核模式并存的局面；长沙是城市群集聚的核心，益阳、娄底、常德处于城市对内集聚影响的低位区，城市群对内集聚影响能力沿高铁线路分布和拓展，长昆客运专线开通后核心地带开始呈现出向西偏移的态势；针对城市群存在极核结构依然明显、内核圈层尚处雏形、区域网络联动效应较差、基础配套有待加强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产业协作、优化战略政策和完善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区域发展有赖于各种资源的有力支撑和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稀缺性,使得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和流动成为其基本特征。城市群作为大范围内资源的高密度聚集区,是资源集聚的最佳场所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当前城市化发展转入以城市群为空间竞争实体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研究空间分布差异的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就业机会、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工资水平等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演化的主要因素,且1995—2014年这些因子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2)各影响因子间不仅存在双向交互作用关系,还存在复杂的交互耦合作用关系,共同支配着资源集聚能力的形成和演化;(3)资源集聚是资源"逐利性"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良好的市场发育和对外开放政策是提高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重要前提,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集聚"回报率"的加速器,人口规模是资源集聚能力的体现,交通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资源集聚通道是保障资源集聚的"生命线",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服务体系是资源集聚的重要支撑,而生活成本、税收成本等因素在资源集聚过程中扮演了反作用力的角色。     

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价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对不同等级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异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在空间上表现为聚集分布,且具有"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的分布模式分别为随机分布和聚集分布。(2)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较好,区域内平均可达性时间为38.84 min,且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省级森林公园的可达性要优于国家级森林公园。(3)基于县级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在空间上呈聚集格局,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自东向西表现为热点区、次热区、次冷区和冷点区,省级森林公园可达性与之表现出较强的相似,而国家级森林公园可达性的热点区域分布相对随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森林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闽新轴带城市铁路网络及可达性演变研究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闽新轴带高质量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列车时刻表数据,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达性方法对闽新轴带铁路网络密度与层级、可达性及一日交流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闽新轴带的网络密度由12.89%增长至29.94%,武汉、西安、南昌的规模分列前三;铁路网络区外联系密度与强度均显著提升,多层级铁路网络结构分别显示出城市群核心区扩张演化及其结构拓展细节,高层级网络结构与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吻合;闽新轴带城市可达性均获得较大提升,区域、省域及城市尺度间可达性提升差异明显;高铁网络的发展对中心城市的一日交流圈范围具有显著影响;最后分析了闽新轴带铁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基于LMDI的长江经济带沿线水利风景区规模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水利风景区规模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可为推进水利风景区建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采用LMDI方法,首次量化了水利风景区建设强度、水利工程开发程度、水资源配置结构和水资源量等四因素对长江经济带沿线水利风景区规模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1)对经济带沿线整体水利风景区规模演变而言,水资源量是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水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最小.(2)对经济带分省市水利风景区规模演变而言,四因素中水利风景区建设强度和水利工程开发程度在四川、重庆、贵州均呈最强正向作用,在湖南、湖北、安徽和浙江分别是最主要正向和负向影响因素,在云南分别呈最显著负向和正向影响;江苏、江西对应最显著正向影响因素为水利工程开发程度;四川、重庆、江苏对应最主要负向影响因素为水资源配置结构;经济带整体水资源量在贵州、江西均呈负向影响.继而对经济带沿线省市有关水利风景区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     

基于路网结构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资源可达性评价

首先运用GIS和GS+软件，对甘南藏族自治州优良级旅游资源的可达性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和空间变差函数，找出各区域之间可达性值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旅游资源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发现高等级旅游资源的可达性明显好于低等级资源，并且相同时间内的等时圈扩散较大，主要是由于高等级旅游资源分布于高等级道路系统周边，低等级资源大多交通不便。然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蚁群算法（ACO）编程，找出各级旅游资源之间的闭合回路，按照地形交通因素提取回路的最短出行路径，以期为游客合理选择旅游景点和规划出行路线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改变是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GIS技术的支持下,以皖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等指标分析了在有无高铁两种情景下皖北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皖北区域内部可达性和区域外部可达性均获得了较大提升,但区外可达性的改善要优于区内可达性;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的区域交通主干道指向性特征在高铁通车后更为明显;可达性改善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皖北整体以及各城市内部的可达性均衡性程度都在降低,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     

高速铁路对沿线地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改变是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在GIS技术的支持下,以皖北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日常可达性、加权平均时间等指标分析了在有无高铁两种情景下皖北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皖北区域内部可达性和区域外部可达性均获得了较大提升,但区外可达性的改善要优于区内可达性;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的区域交通主干道指向性特征在高铁通车后更为明显;可达性改善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皖北整体以及各城市内部的可达性均衡性程度都在降低,两极分化趋势在加剧     

长三角城市群各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运用空间自相关及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各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及关联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丰富和发展城市群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用地价格普遍偏低,商住地价价格较高,符合城市间土地级差收益规律,但商住倒挂现象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工业地价从浙东南向苏北呈梯度递减,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表现为低值空间集聚;居住地价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一、二线城市为高值集聚,商服地价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共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地价的影响空间差异显著,城市等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住地价的影响空间差异明显,商服地价主要受到社会消费品总额、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和公共财政支出影响。     

中国不同交通模式的可达性空间格局研究

交通运输网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分析可达性空间格局差异对引导人口分布和交通设施合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2 317个县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法,通过构建可达性指标分析了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及综合交通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公路可达性形成了以郑州、武汉、合肥为中心的"核心-外围"模式;铁路形成了以京沪线为轴线,沿铁路干线分布的带状结构,最优区已南移至合肥及南京;机场可达性形成了以各个枢纽机场为核心的"轴-辐"结构;港口可达性由沿海向内陆降低;综合交通可达性由东向西降低,具有反自然梯度特征。4种交通方式的可达性总体水平较高,约有70%的县域超过平均水平,与人口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东部城市高于西部城市,但存在区域内的不均衡现象。最后对各交通方式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交通格局演变及区域效应研究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可达性评价模型，结合SPSS、Matlab等软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998年、2008年及2020规划年为时间断面，用栅格法测算交通可达性，分析可达性格局空间演变特征。根据城市质量和时间距离，构建经济联系评价模型，回归分析预测2020年城市质量。对区域内经济总量空间集聚进行分析，并根据三个时间段的最大经济联系格局演变，分析城市间经济辐射范围和城市隶属关系变化。结果发现：区域内可达性改善明显，城市间可达性差距缩小，到2020年全区可基本实现一日交流；区域内经济总量集聚明显，且处于极化状态；由于鄱阳湖湖体的阻隔，区域内形成以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大经济中心地，其他为隶属城市的经济联系格局；建议发展南昌至贵溪尤其是东乡至鹰潭段的交通，使鹰潭成为区内第四个经济中心地，实现全区均衡发展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旅游扶贫地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

旅游扶贫试点村是中国实施旅游扶贫的重要载体,是精准扶贫理念的集中体现。本研究以全国560个旅游扶贫试点村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成因。研究表明:1试点村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凝聚型分布状态,地带间分布差异较小,西部分布稍多于东部,中部相对最少,与传统认知上的贫困村分布格局存在错位现象。2试点村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存在局部围绕贫困山区集聚的情况,空间分布上呈现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3试点村分布密度最大区域为燕山-太行山、罗霄山、沂蒙山和武夷山-南岭山区,其次为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和滇桂黔等山区,且大都高密度分布在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原因有旅游资源禀赋、地形海拔高度、交通因素及政府政策导向四个方面。5优质的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形海拔高度、落后的交通条件以及强有力的地方政策支持可以作为试点村的评选标准;并从空间上建议增加中西部试点村布点;对空间上集聚在贫困山区的试点村其旅游扶贫应注意保护性开发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深挖地域文化符号;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试点村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最后结合试点村的分布和致贫的原因,把试点村划分为资源利用不足型、山地环境制约型、交通区位非优型、政策支持欠缺型四种类型,从而提出针对不同类型试点村旅游扶贫路径。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min;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