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集的少数民族地区尤为重要.分析数字化保护手段的优势和关键技术,以湘西为例,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和数字化资源库,构建数字化博物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策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再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和资源共享等方面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下的社会创业研究——以湘西自治州为例

为了探索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途径,以湘西自治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引入社会创业概念,通过"心手合一"公司这一社会创业企业的案例,分析社会创业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研究表明,社会创业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保护与市场、传承人和政府间的平衡,从而解决几者间的"囚徒困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有效路径。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旅游开发——以湘西苗族鼓舞为例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命题.以湘西苗族鼓舞为例,详细介绍了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赋存状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把发展具有竞争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作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环境建设和产业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切入点,以实现民族地区优势资源的转换和产业结构战略转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双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旅游响应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空间分布分析有助于深入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赋存特征。在详细分析河南省18个地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后,进一步分析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跨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问题、开发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选择问题、开发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维护等问题提出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路和注意事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进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从传承人、传承环境、传承政策三个方面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综合评价函数。在此基础上,对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案例实证。结果发现:①从总体上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总体为一般活态状态,且内部差异明显;②5项准则层的发展状态有着较大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结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会环境较好,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附环境较差;③14项指标内部差异较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较好,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组织的生存状况活态性较弱。研究验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探索——以古徽州为例

古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是旅游开发的重要遗产。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单纯的记录、保存和隔离的做法不能有效地保护。提出了发挥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积极作用,文旅互动、统筹规划、强化管理,既利于古徽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又有助于古徽州地区休闲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可实现古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研究

三峡库区是中国地理的重要过渡带，文化遗产丰富，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研究，有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水平。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特征、空间分布和批次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旅游活化路径。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特征差异明显，级别结构呈金字塔型，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类型结构齐全，以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为主；(2)三峡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为“西密东疏”，呈现“一主核三大核两小核”的空间分布格局；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的批次格局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6批非遗呈现“东北—西南—西北—东南”的转移趋势，表现出先扩散后集中的动态演变特征；(3)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据此，从核心层、原则层、目标层、驱动层、策略层构建其旅游活化路径，并提出4种旅游活化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初探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越来越得到认可，政府和学界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建立系统的评价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价值进行研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原则入手，构建了评价体系，并结合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实证研究。     

中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研究20年历程与展望

通过对1989-2410年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的研究历程分析表明,研究存在重复性文献多、理论深度不够、缺乏多学科深度结合和方法论不清晰等问题,提出今后应加强有关宏观政策的研究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要特别注意传统村镇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传统村镇旅游健康发展.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及旅游开发模式探究

运用定量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区域分布、区位商和时序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县(区)级别结构、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项目类型为主;②甘肃省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化程度不一,形成"三团两轴"的空间分布;③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序空间格局上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陇中东黄土高原文化板块;④非遗资源密集区为定西市和甘南州,而旅游资源密集区为天水市和酒泉市,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不协调,可对甘肃省不同类型的非遗资源采用主导模式和辅助模式进行旅游开发。     

武陵山区特产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

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内陆跨省交界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交汇地带。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介绍了贵州武陵山民族地区传统特产资源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探讨发展对策,提出建议。     

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北京明十三陵为例

明十三陵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明清皇家陵寝的典型代表,它完美地将中国古代皇家陵寝建筑与风水理念结合起来,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随着遗产地旅游的持续升温,文化遗产地面临着旅游承载力危机、遗产保护与杜区居民的矛盾、遗产完整性遭到破坏等诸多问题的困扰.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控制旅游人数、合理规划、整体性保护、多元式开发等策略,以进一步推动明十三陵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AHP分析的张家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潜力评价研究

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4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评价体系。在以张家界为案例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潜力与资源等级不成正比,桑植民歌、大庸硬气功的资源潜力很高,张家界阳戏的资源潜力次之,土家茅古斯虽然稀有,但是资源潜力较低。     

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对策

以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理论为依据，结合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情、旅游现状，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观念、“YON”评价指标、原则、基础设施建设、传承人利益保障体制和产品开发对策，为地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对同质旅游区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水利工程功能变迁及其遗产旅游开发

水利工程一般表现为多种功能,但其原生功能因不同时代的需求变化而各异,总体经历了从农业时代的“兴农水利”,到工业时代的“能源水利”,再到后工业时代“民生水利”的转变.随着休闲旅游市场的日益兴旺,水利工程因其独特的景观价值和科学价值而被开发成为水利旅游风景区.系统分析了水利工程的原生功能及其变迁规律,指出水利旅游是其重要的拓展功能,因此要利用和挖掘好古代水利工程文化遗产价值,对现代水利工程进行未来遗产式开发,对水利工程赋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开发,整体提升水利旅游发展的品位和质量.     

价值共创视角下非遗研学旅行产品开发研究--基于需求侧的调研

以非遗研学旅行产品为例,需求侧在产品开发中的缺位是造成产品问题的重要原因,可运用价值共创理论指导产品开发。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及分析,基于对实际决策人--学生家长的产品选择偏好、考虑因素、价值感知、购买意向与满意度4个维度的分析,提出优化非遗研学产品开发的4个方面建议:政府营造研学氛围,加强制度保障;学校开展非遗教育,发挥桥梁作用;供方考虑市场需求,强化产品内涵;供需两侧共建价值共创平台。     

困惑与选择：文化空间的旅游化生存实践探析

文化空间是特定文化的集中展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基本类型之一.文化空间与旅游开发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旅游化生存实践中需要消除对文化空间内涵及其原真性认识方面的困惑.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注重特色旅游产品的打造和整体旅游氛围的营造,并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创造一个可持续体现文化精髓的旅游体验空间.     

Geoconservation versus legislation and resources policy: New achievements,new questions—Comment on Cairncross (Resources Policy, 2011) The National Heritage Resource Act (1999): Can legislation protect South Africa's rare geoheritage resources?

In his recent article, Cairncross identified problems with legislation relevant to the conservation of national geological heritage. This permits us to pose some more general questions, which are not addressed in the noted contribution. The example given by Cairncross indicates some pitfalls linked with the “all-inclusive” nature of legislation in which geological heritage is mixed with cultural heritage. Are such laws really helpful? Even if they are inevitable,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with great caution. Moreover, it appears sensible to discuss whether particular geological objects or geodiversity as a whole should be legally conserved. Cairncross also proposes the interesting idea of a special fund/agency for purchasing rare mineral specimens for museums. This raises a set of questions about selection criteria for minerals to be purchased, types of market to be dealt with, number of fund/agency staff, necessar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such purchasing schemes. Broad multi-stakeholder debates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proposed fund/agency and to facilitate its efficien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