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空间耦合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3年和2016年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不同优势的城市创新环境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高水平创新环境骤降,中等水平稳步升高,而低水平创新环境并未实现突破性的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均呈增大趋势,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高且变化相对复杂;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耦合度指数均较高且均为高度耦合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城市逐渐下降;协调发展度较低,整体始终表现为“南北中度失调、中间严重失调”的格局;大部分城市相对发展度指数逐渐上升,山西“南北”区域属于创新环境超前型或同步发展型,而“中间”区域主要为创新环境滞后型的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应当充分依托城市创新环境或产业结构转型现有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其资源型城市建设发展,从而实现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并进协同发展。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发展的耦合机制及时空分异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旅游产业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CCR模型和熵权法测算了各地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链和地理探测器探讨了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随时间演化而波动上升的态势,同时两者在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2）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耦合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从“初级耦合协调”到“中级耦合协调”的演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差异化特征;（3）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短期内难以实现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从业人数）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核心驱动要素。     

协调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

以城市群为主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空间优化的本质旨在促进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和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和识别城镇化协调关系及其空间结构和内在演变机理。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协调水平提高,城市群内部的高协调城市逐渐显现出以上海为核心的“Z型”分布态势,低协调城市则稳定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范围;（2）根据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关联强度划分长三角城市群的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的加权平均中心度和联系密度增大后,上海极化效应更加明显;（3）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识别城市群空间结构,长三角城市群从在空间距离影响下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变形为在时间距离影响下的“核心—边缘”结构;（4）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三者协调水平的变化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相较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加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协调视角剖析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并提出优化政策,有助于中国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条件下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和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

从要素流动多维重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以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最后从“流空间”视角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趋势向好,其正向空间关联和局域内向集聚特征明显。（2）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呈多中心网络结构,且在人流和资金流下相对紧密,而物流和信息流下“核—辐”结构突出。（3）推动核心区集聚效应转向扩散效应,发挥各城市节点比较优势,合理调节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质量,并在实施地方和国家政策时配套相关制度,方能实现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量”“质”同升。     

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

将土地因素引入水—能源—粮食系统,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2005— 2018年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空间尺度上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用地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从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来看,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和增长趋势。（2）将土地纳入水—能源—粮食系统降低了京津冀城市群大多数城市水—能源—粮食系统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3）土地与水—能源—粮食子系统组成的两要素系统的协调水平会进行叠加或抵消进而影响水—能源—粮食—土地系统耦合协调度。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京津冀城市群在考虑水、能源、粮食协调发展的同时,应考虑土地对水—能源—粮食系统整体及内部子系统的影响,根据城市自身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布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都市县域土地利用碳收支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基于2014年成都市县域单元土地利用遥感图像和能源消耗统计数据,论文分析了碳收支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回归模型构建,对碳收支、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协同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成都市碳汇土地面积占比为56.97%,高于碳源用地,区域碳源/碳汇用地空间差异明显。土地利用强度为2.40~3.33,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成都市净碳排放2.43×10⁷ t,呈现“东高西低、中心最高”分布特征。各县域单元碳补偿率为0.06%~11.58%,碳生态承载系数（ESC）为0.05~8.60,呈现“东低西高、中心最低”的特征;3）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ECC）为0.26~1.45,呈现“中心高、周边低”的特征并且空间差异较小;4）碳排放与GDP极显著正相关（P<0.01）。ESC与土地利用强度极显著负相关（P<0.01）。ECC与土地利用强度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6。耦合协调度和人均GDP回归关系极显著（P<0.01）,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碳排放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强度的耦合协调度。     

基于变权模型的唐山城市脆弱性演变预警分析

城市脆弱性评价预警是城市脆弱性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以资源型城市唐山作为案例,基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框架构建了城市脆弱性预警指标体系,引入惩罚型变权模型对2000—2014年城市脆弱性的警情进行评价测度,结合GM（1,1）模型对2015—2020年城市脆弱性警情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变权模型能够有效满足资源型城市脆弱性预警研究;2）2000—2014年,唐山城市脆弱性预警指数由0.449上升至0.716,警度等级呈下降态势,从“重警”演变为“轻警”,警情指示灯由“橙灯”演变为“蓝灯”;3）2015—2020年唐山城市脆弱性预警等级预测结果为“轻警”变为“无警”,警情指示灯为“蓝灯”变为“绿灯”。研究结果可为城市脆弱性评价提供方法基础和科学依据,为改善唐山脆弱状况提供决策支持。     

产业转型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演变轨迹的影响机制

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增长与收缩面临着内外部条件的系统性重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摆脱“矿竭城衰”的历史宿命,实现城市人口的正增长,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采用2010—2020年116个资源型城市的截面与面板数据,定量刻画了资源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轨迹,并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转型对人口增减变化的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六成以上的资源型城市在研究期内表现为收缩状态,呈现出“一带两片”的空间分布格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短期内均对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表现为挤出效应,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转为正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补偿效应暂未显现;产业结构多样化在短期内可促进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显著。基于此,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需要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重要突破口,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长期主线,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施产业延伸与产业更新并行战略,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应强调战略差异化。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为案例地,综合运用SBM模型、改进的熵值法与耦合协调模型,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整体及各分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均呈波浪式变化,湖北片区、重庆片区以及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呈上升态势,而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略有下降;（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不耦合、不协调的县域单元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片区中部,数量逐年减少,实现耦合和协调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并向边缘地带形成集聚态势;（3）不耦合失调（类型1）向耦合协调（类型2）转变是核心转变路径,促使类型2的地区数量显著增多,并逐渐在研究区域边缘形成带状分布。研究可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跨越贫困陷阱提供参考借鉴。     

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耦合机制及路径分析

科学揭示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发展关系,有利于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运用文献综述、理论分析阐释二者的耦合机理及驱动因子。主要结论如下：（1）重构乡村空间是对新一轮乡村转型发展要求的积极回应,土地作为乡村地域的关键发展要素,通过其利用形态的多维转化适应不同的空间重构场景。（2）乡村空间重构是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驱力,也为土地利用转型提供不竭的现实需求,土地利用的成功转型是乡村空间重构结果的显著表征,二者交互影响,存在耦合互动关系。（3）空间规划、政策制度、产业结构、利益主体及生态理念的多轮驱动机制共同对其耦合关系施加影响,不同作用机制下的作用效力、方向有所不同。（4）新时代下促进乡村空间重构与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全方位探寻土地利用优化转型的多维路径,总体上应立足生态文明的价值位序,以空间规划为约束机制,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诱发机制,以多方利益协调为保障机制,同时创新土地政策制度机制,从而提高耦合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的上海市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

探索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对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格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低效工业用地治理复杂系统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框架,以超大城市上海市为例,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揭示减量化过程和运行机理。结果显示：（1）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具有规划限制性、公共利益性和乡村嵌入性特征,由外部环境、用地效益、主体角色和减量化治理共同构成“外缘—内核”式的复杂适应系统。（2）建设用地“天花板”刚性约束下的宏观资源—环境—发展压力与微观用地效益是减量化的外部情境;内源性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与外源性主体基于公共利益主动介入共同构成基于价值共享的治理结构;刚性政策、激励政策和支持政策形成了“三元互补”系统推动了集体行动;结果则呈现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再配置的协调,而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解决减量化短期压力将成为持续开展减量化的重点与难点。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开展低效工业用地治理提供经验和案例的借鉴。     

中国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及耦合路径

研究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以及耦合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的绿色发展以及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应用扩展的耦合模型考察了中国各省份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并根据耦合程度和耦合特征对各省份进行多重分类,在分布动态学框架下设计了中国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耦合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时空格局存在差异,近一半省份的耦合程度介于0.2~0.4之间,处于轻度到中度的失调衰退水平,且近一半省份的耦合特征属于发展度较低、协调度较高的“低水平协调”类型。（2）从地区间的分布动态上看,中国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动态不协调,前者固化程度大于后者,区域碳排放效率的“低水平陷阱”现象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更严重,故中国应在缓解区域间碳排放效率固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升各地区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3）本文设计的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路径,既能缓解二者在地区之间的动态不协调问题,又能有效提升二者在各地区内部的耦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