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消费需求的时变弹性分析

为了科学分析相关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影响效应,本文在提取能源消费需求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Bayesian理论的时变系数回归模型,利用MCMC方法获得了各时变回归系数的估计.同时,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了能源消费需求相对于各相关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及波动情况,并就能源需求对各相关经济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变动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能源价格、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全国总人口以及能源消耗结构对能源消费需求的影响强度具有时变效应;②电力价格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最为显著,但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煤炭价格的提高对能源消费的增加具有很大推进作用,但"煤电联动"、能源价格市场化的建设可能进一步抑制能源需求;③城镇化建设进程可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能源需求的加速增长.     

引入碳价格后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多种多样,市场机制手段是目前应用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国际碳交易的实践尤其是欧盟ETS的运行效果显示,电力及一些能源加工转换行业通常会因为承担了碳交易的成本,而会导致其下游产品价格的发生变动,一般表现在下游电力价格的增加,因此会使得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受电力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因此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我国目前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现状,势必使得碳价格影响到出口贸易的产品成本上。本文主要利用我国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产品能源成本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成本占每年出口额比重约为13%,若扣除掉消耗进口中间产品的因素,仅仅考虑国内中间投入产品的能源成本,则出口产品中的能源成本比重下降至9%-10%左右,其中电力的成本约占整个能源成本的60%以上,若由于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导致电力成本上涨50%,则使得我国出口能源成本的至少上涨一半以上,这将大幅度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门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其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的比重,提高单位产品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外贸存在较大的顺差,也要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配合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降低能源成本较高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整个贸易政策调整优先向竞争力导向转变。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估算

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着满足经济增长和降低能耗的双重压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那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节约能源消费量吗?文章基于我国1992-2011年数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能源效率提高能节约能源消费量,但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显著存在,我国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介于9%-75%之间。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进行扩展,提出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包括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和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两部分,理由是:根据现有能源效率分解方面的经验研究,能源效率提高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一是技术进步效应;二是结构调整效应。因此,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也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即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进而节约能源消费量,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也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所节约的能源。最后,基于中国1992-2011年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要远大于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同样能节约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也显著存在,由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对节约能源贡献不大,不同年份中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呈现出较大波动,绝大部分年份中的结构调整回弹效应处于两种极端情况,即大于100%或为负值。     

小康社会目标下的居民生活能源需求预测

从居民的基本需求着手,运用混合能源投入产出模型,预测我国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条件下,由居民最终消费引起的能源直接和间接需求。结果表明,2020年我国由居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所产生的一次能源总需求将在2002年的基础上增加14.2亿t标煤;其中间接需求占86%。从能源需求结构来看,煤炭的增长速度最低,但仍然占一次能源60%以上;石油和一次电力需求增长较快,石油需求全部来自于经济系统的中间消耗,而电力需求中40%来自于直接生活能源消费。在能源效率和经济结构不变的条件下,这意味着2020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至少达到29.40亿t标煤,排放二氧化碳约66.55亿t。上述结果仅考虑了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如果考虑累计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值会更高。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的消费行为,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必然要求。     

城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研究进展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消费领域能耗年增长率已达到7.4%,超过中国总能耗量5.9%的年增长率。随着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进程,其工业用能将呈现增速放缓甚至总量减少的趋势,而居民生活及交通能源需求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稳步增长,最终呈现总量与比重逐渐增加的态势。城市居民活动与其能源消费的定量化分析已成为当前多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以家庭室内和室外直接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居民生活能耗的影响因素、能源足迹核算方法、时间-室内能耗模拟,及空间-交通-能源耦合模拟等关键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能源消费属于派生性需求,不同的时间利用方式会产生能源消费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但现有研究较少从时间及活动链分析角度展开。第二,由于家庭预算及时间约束的存在,室内外能源消费行为密切相关,但少有研究对上述两个城市生活部门的能源消费进行整体性分析核算。第三,基于活动的建模方法可以提供一种将居民室内外用能行为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最后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开展进行了展望:第一,从活动分析和时间利用视角,建立自下而上的居民室内外用能活动仿真模型,在更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模拟家庭能源需求,识别家庭能耗的主要来源、控制的重点人群、时段和区域,指导能源政策制定;第二,深入剖析能源回弹效应产生的决策机理,以及怎样的政策或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减少回弹;第三,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居民生活能耗研究,更加全面理解影响家庭用能行为的机制,为家庭能源消费管理提供新思路。     

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的形成机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降低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绩效、确保农业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在分析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模型测算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由于能效提升诱发农产品生产端和消费端主体偏能源消费行为,导致能源消费增长量超过节约量的现象,反映了农业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需求间的弹性关系。②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平均为0.789,表现为部分回弹效应。农业能源效率提升产生了一定的节能效果。③1995—2019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0.771、0.820和0.784,均呈现先减后增再减趋势,与全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一致。④以2019年农业能源强度和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为界线,将全国分为农业节能减排示范区域、重点区域、潜力区及农业能源回弹效应重点治理区。⑤居民收入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有效灌溉面积对本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有正向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有负向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改善了相邻地区的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加剧了相邻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该研究提出优化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分类治理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激励生产主体节能创新、引导居民优化食物消费、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等措施。     

中国行业隐含能源消费及其强度的变动与影响因素

与传统生产侧的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不同,使用2012、2015和2017年可比价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从需求侧对我国各行业的隐含能源消费和隐含能源强度进行了测算。基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编制了行业间能源消费、增加值和能源强度转入转出平衡表。最后分别使用加法SDA和乘法SDA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的变动分解为能源效率效应、增加值率效应、生产结构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并使用归因分析将全国层面的各个分解效应归因至行业层面。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高耗能行业的隐含能源消费并不高,而建筑业是隐含能源消费最高的行业,这是由于采掘业、制造业和能源工业超过30%的传统能源消耗都是因满足建筑业的最终需求导致的。第二,传统能源强度较高行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往往也比较高,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说明这些行业无论生产侧还是需求侧均带来了以过度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第三,2012—2017年各行业能源效率变动和生产结构变动促进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而增加值率变动和最终需求变动大幅增加了能源消费总量,其中建筑业和其他服务业对能源消费总量上升的贡献最大。第四,2012—2017年除了增加值率效应外,其余三个效应均总体上降低了我国的能源强度,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导致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行业。因此,促进能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各项政策应从仅关注生产侧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导向模式向同时考虑生产侧和需求侧的多行业综合治理模式转变。     

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重点,但是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调整机制作用,在宏观层面所能实现的节能效果可能不及微观技术层面能源效率提高的程度,甚至还会诱发更多的能源消耗,该现象被称为“宏观能耗回弹”效应.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中国环境资源CGE模型,测算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效应.结果显示,能源效率提高5％后,短期回弹效应为52.38％,节能效果仅达到技术层面预期的一半左右；长期回弹效应达178.61％,在高耗能部门竞争力提高、耗能产品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节能效果不但被完全抵消,总能耗还进一步增加.因此,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在短期内确实能够降低我国能源消耗,但是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长期来看,在技术层面“产量相同投入更少”的努力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则转变成“生产更多投入更多”,并且加剧了我国经济高耗能的偏好,提高能源效率所引发的产出增长和结构调整对能耗增加的刺激作用可能最终会抵消或者超过提高能源效率的节能效果.     

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进展及其政策涵义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6％,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了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政策,但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产生潜在的“回弹效应”,即可能增加能源的使用从而使得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回弹效应的类型和产生机理,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回弹效应测度的实证结果,指出了当前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设计了经济模型和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案,主张从经济主体行为反应、替代品价格、能源补贴以及发展新能源政策等多重视角研究回弹效应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对能源政策产生明确的导向.最后,提出了加强能源回弹效应研究的具体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中国电解铝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影响——基于二级镶嵌式CES函数的实证研究

电解铝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业,能源效率也是影响我国电解铝企业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能源使用强度大和能源使用成本高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解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十年来,我国铝工业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电解铝能源的使用效率,但能源成本的增加,又大大的降低了电解铝能源的经济效率,与此同时,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我国电解铝产能及能源消费总量都在急剧上升。那么技术进步是否带来了电解铝能源的回弹效应呢?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二级镶嵌式CES函数为基础,按照索罗模型估算了我国电解铝企业1996-2011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利用这一结果估算了我国电解铝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我国电解铝能源消费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国电解铝企业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其次,近几年电解铝用电价格的不断攀升,没有对我国电解铝无序状态起到很好的调控政策,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其他政策来规范电解铝行业的发展,以优化我国电解铝资源配置,促进电解铝健康发展和减少能源浪费。     

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碳排量研究

本研究通过分析北京市1990-2012年间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以及主要能源的消费量,研究了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特征以及终端能源消费的直接碳排放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1.65倍,占据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较大的煤炭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油类、天然气和电力消费量所占比例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北京市单位GDP碳排放量、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及人均碳排放量都呈下降之势,碳排放总量在1990-2007年间逐年增长,在2008-2012年间逐年下降,总体上增加了20.3%。通过对煤炭消费比例和碳排量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煤炭消费比例减少,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就随之减少。     

基于能源类型的中国反弹效应测算及其分解

能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效改进所引起的能耗反弹问题已成为能源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复合能源维度探讨反弹效应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引入反弹效应测算模块的中国静态CGE模型,研究不同类型能源效率改进的节能效果和反弹差异,并将其在生产侧和消费侧进行分解。在分别提高所有生产部门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和二次能源使用效率两种情景下,我们发现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带来的能源节约也更多。就反弹效应而言,两种情景的反弹效应在9.6%-27.9%范围间,但提高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效应要普遍大于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这意味着,能效改进的能源类型选择将关系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反弹效应在生产侧和消费侧的分解则显示,生产侧的能效改进会刺激消费侧能耗增加,而且来自消费侧的能耗增加在二次能源品种的反弹效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成品油和燃气。综上,我们认为不论从经济表现还是反弹效应来看,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都是比较理想的能源类型选择,这是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同时,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确实降低了能效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在制定能效政策时可通过对冲能效改进带来的能源服务价格下降来减缓能耗反弹。引导和规范居民的用能观念和用能行为也是减缓反弹效应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点对能源需求远未饱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成品油消费税对经济影响

近些年来,国际油价波动、全球变暖,中国成品油消费税频繁上涨成了亿万民众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先建立一套中国社会核算矩阵,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成品油消费税上涨2%和4%两种情景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会导致:(1)名义GDP上涨,实际GDP下降。(2)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3)污染气体排放量降低。(4)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煤炭消费占比略有提升,而石油与天然气的比例有所下降。(5)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大幅度下降。(6)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由于严重依赖石油而导致成本大幅提高、产品价格巨幅上涨、行业产出严重萎缩。轻工业等对石油依赖较轻的行业变动不大。     

中国三大经济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我国总体能源利用水平.通过研究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可以较好分析能源效率提高的原因,从丽为全国节能工作提供有益的建议.本文将知识存量纳入生产函数,使用1995-2008三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选取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三大经济区域的能源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回归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各指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能源效率普遍要高于环渤海区域；2007年经济危机导致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降低,同时却迫使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增长较快.另外,能源效率的改善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都可导致能源效率的提高,但技术进步由于回弹效应使得影响值较小.据此,本文提出了在分解节能目标时要考虑地区差异、处理经济危机时须防止能源消费反弹等政策建议.     

能源价格变动对中国节能降耗的影响效应

在分析我国能源比价扭曲对能耗强度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建立了Bayesian时变动态回归模型,测算了能源价格变动对能耗的影响效果及变动趋势。主要结论为:①能源比价关系的调整比单种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更为重要。相比国际市场的能源比价结构,中国能源商品价格结构的扭曲度提高了中国的能耗强度,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增长。②能源价格的变动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电力、煤炭、石油三种能源中,电力价格的变动对能耗强度的影响最大。电力价格变化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但节能的效果仍很显著。煤电价格联动制约及"从量计征"的资源税偏低使得煤炭价格的上涨反而加大了能耗强度,且1996年以来煤炭价格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上升的影响效应还在不断加强,原油价格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作用,但相对煤炭及电力价格来说,石油价格的影响效应最小。2002年以前石油价格的上升对能耗的上升起助推作用,2003年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对能耗的上升起降低作用且强度逐年加大。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大气污染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中国经济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也消费了过多的化石能源,为我国的大气污染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各省市发展极不均衡,东部能耗多,而西部能源资源较多。本文建立省级面板数据,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大气污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研究了各省市之间的差异。此外,本文探讨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大气污染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是大气污染的重要驱动力。增加科研投入额可以有效地降低能源消费量与污染物排放量。     

最终需求拉动下的CO2排放驱动因素研究:1997-2007

我国要实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减排目标,有赖于正确判断相关因素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机理.减排目标的实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生产层面到消费层面,从结构因素到效率因素都有涉及.本文从最终需求的视角,同时考虑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因素,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考察了1997-2002、2002 - 2007年两个时段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对总排放变化的总贡献和部门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最终需求总量的不断增长是拉动总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重化工部门能耗强度的降低是促进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部门中间投入技术的变动是影响总技术效应的主要部门因素；能耗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构成的变化所技动的减排效应量波动状态.文章提出减排不仅要从生产层面更要从消费层面下功夫,不仅要提高技术效率还要注重调整结构.     

中国家庭消费的能源环境代价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模式,居民家庭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何更好地引导其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的损害效应,是决定经济绿色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本文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家庭消费对能源消耗、CO2排放和SO2排放的影响,采用LMDI分解法研究了家庭消费规模、家庭消费结构和效率变化三个因素对其变化的影响,并对中国家庭消费含能(污)量进行脱钩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家庭消费含能量和含碳量都呈现增加趋势,其中煤和油是最主要的家庭能源消费品种,而家庭消费含硫量呈现递减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主要引致来源;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增加主要是家庭消费规模快速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引起的,能耗或排污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效率效应有效地抑制了规模效应,部门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动带来的结构效应影响较小;近年来,中国家庭消费含能(污)量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强脱钩状态,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同时家庭消费引起的能耗和排污有所下降的向好形势。政策含义表明,要有效控制家庭能耗和排污规模,需进一步优化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加快绿色清洁能源消费的转型;以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部门分布为突破口,鼓励居民家庭选择消费较为清洁型的制造业产品或环保型的服务;提高消费品关联的产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或污染治理效率,进而倒逼或引导部门结构的可持续性转变。研究对于发展绿色消费、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含义。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