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DEA框架下,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文章运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3—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相较于非创新型城市,政策试点使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4.9%。具体地,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技术效应、集聚效应和倒逼效应三条途径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城市以及高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强。分位数估计结果显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文章研究结论稳健,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估计、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其他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之后,依然成立。由此得出,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一地一策的原则,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多维途径。     

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外部性与提升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研究基于2006—2019年共277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EBM-GLM模型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能够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从城市网络外部性视角，运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并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排降污、促进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降低污染排放量。(2)进一步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进步，而对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由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会对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地，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这种负向溢出效应主要作用于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上，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4)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提升财政支持力度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推动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应重视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作用，...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损己不利人：僵尸企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僵尸企业是产能过剩和污染排放的重要源头,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处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该研究采用最新公布的2006—2014年中国工业污染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匹配数据,在测算微观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僵尸企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及微观机制。为缓解数据迟滞问题,同时,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僵尸企业的识别以及省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数据进行了交叉验证分析,结论稳健。研究发现：(1)僵尸企业不仅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于正常企业7.9%,还表现出显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外部性,僵尸企业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正常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低2.733%,最终僵尸企业的存在使得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损失3.27%,相对水平下降22.4%。(2)异质性分析中,僵尸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外部性对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强的企业更为显著。(3)微观机制检验方面,僵尸企业通过阻碍正常企业技术进步、抑制规模效率提升而不利于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纯技术效率（管理效率）反而表现出一定的短期促进效应,而且微...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支撑,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核心途径,具有赋能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是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面临的严峻考验。该研究聚焦“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产业试点政策,探究其能否以及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6和2017年设立的30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其影响绿色发展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研究发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驱动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多轮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制造业集聚城市、高工业智能化城市和高数字金融发展城市开展试点政策将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产生“锦上添花”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引导产业升级和强化环境监管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期间内试点政策尚未触发驱动城市绿色发...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发展时代环保政策的选择设计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进行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对于环保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成本损失和收益补偿两个方面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并通过绘制无量纲综合散点图,就三种环境规制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稳健相关关系进行了特征事实描述;其后借助DEA-GML指数对2005—2017年中国30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基于碳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成为最主要推动力,四大划分区域及不同省份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最后借助面板Tobit模型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众自愿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财政集中度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从绿色发展长远考虑,应该加快绿色生产技术升级及推广,丰富碳排放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健全公众参与绿色监督的体制机制,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水、核、风能等新能源消费比重,加大绿色财政支出力度,积极探索低碳贸易政策,以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互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打造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贸易后,贸易开放对改善雾霾污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交叉项对雾霾污染存在负向影响,即贸易开放通过提高协同集聚水平从而间接地制约了集聚负外部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变得显著;贸易开放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贸易开放下,协同集聚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秉持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渗透,破除产业发展中的棘轮效应;调整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外贸由规模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引领贸易结构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线;破除贸易开放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门槛效应,实现两者的匹配发展。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区域一体化能通过促进要素流动、结构升级以及加强区域合作进而实现增长效率的提升。研究首先利用超效率DEA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对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长江经济带10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效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增长总效率中,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在2008年之后呈波动中下降趋势,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最高,黔中城市群效率最低;2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上升,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而成渝、滇中和黔中等三个西部城市群则相反,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贡献高于技术进步;3总体来看,区域一体化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影响显著,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影响不明显。此外,区域一体化存在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技术效率变动以及技术变动,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明显,而成渝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其他城市群则对效率值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最后提出了促进区域一体化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升经济密度;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等。并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差异,针对性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策略。     

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2003～2015年的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部分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上计算累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法分析了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和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1. 39%、1. 85%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年均0. 02%的速度减少,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出现退步迹象。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城市间差距在逐渐缩小,中部城市间出现明显技术"追赶效应"。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

构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Malmquist指数估算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存量等因素,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能源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与节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扶持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客观评价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2003—2017年283个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比较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扶持政策是否促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1)扶持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质量,且扶持政策越早实施效果越明显。(2)扶持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3)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中西部地区以及有色冶金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分类标准,确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扶持力度,引导森工和石油类资源枯竭型城市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的动态效率及绝对β收敛研究——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

利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以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发生了显著变化,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7.2%,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4.7%,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2.4%,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最高,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最高。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表明长江经济带内省际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正在缩小,最终都朝相同的稳态水平趋近。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及其作用途径

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本文采用1989-2013年4组省际面板数据经由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10个动力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水平与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异质性企业集聚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的综合指数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回归估计系数分别为0.575 7,0.212 5,0.136 8,0.064 4和0.018,表明技术创新、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企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因素。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异质性企业集聚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生产效率变化率以及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市场化改革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途径,人力资本积累与对外开放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和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向或拖累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能够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政策能够提高规模报酬收益率,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这5项动力因素对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贡献有待提高。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尽快攻克制约生产率增长的核心技术,统筹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以及加快金融领域改革等政策建议,以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