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旅游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通过选取2001—2015年湖北省旅游业总收入以及衡量环境污染水平的指标,建立旅游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经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可以发现湖北省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情况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的负向均衡关系,旅游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情况各指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湖北必须严控污染物的排放,充分挖掘旅游资源。     

财政支出、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针对我国财政支出、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运用VAR模型对1978—2011年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财政支出、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短期看,尽管三者受随机干扰的影响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但偏离是暂时的,将分别以0.48%、-0.51%、-0.08%的修正幅度调整至均衡状态;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均是财政支出的Granger原因,房地产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政支出、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均受到来自相互的正向冲击效应。     

走出环境污染的怪圈——就环境论环境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环境论环境不能解决环境问题。本文从分析当今时代的特点出发，剖析了我国环境污染形势，最后论述如何走出环境污染的怪圈．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可持续发展却是永恒的主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发展战略，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讲的发展是全社会的持续、协调、全面发展。解振华局长说：“工业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企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企业利益，经济增长的压力是市场的竞争，经济增长的持续是协调发展。只顾产值不讲效益的观念必须改变，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社会稳定统一考虑，必须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环境问题才能进步解决。     

对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 ,多年来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实现资源投入的减量化、产品生产的再使用和废弃物的再循环 ,最终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 ,使经济增长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文章从阐述循环经济的基本涵义出发 ,对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方面的重大作用进行分析 ,提出了展开循环经济实践的对策措施     

综合手段之经济篇:绿色信贷大势所趋,经济手段势在必然

2006年,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根据国家关于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积极推动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的历史性转变.环境保护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环境保护要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居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调节和控制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的环保变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的环保,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甘肃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计量分析,对甘肃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甘肃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是旅游收入提高的Granger原因,而旅游业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其旅游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同时,旅游业收入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有限.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选取2001—2015年我国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作为海洋经济增长指标,以赤潮累计发生面积、含油污水排海量、石油类污染物的点位超标率和无机氮点位超标率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指标,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和海洋环境污染的VAR模型,综合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两种方法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环境污染的各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与各海洋环境污染指标呈反向变动关系;(2)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增长对海洋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显著,海洋环境污染有逐渐抑制海洋经济增长的趋势;(3)环渤海地区含油污水和石油类污染物的排海量是限制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环境污染因素。     

我国一线城市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及其区域差异——以“北上广”为例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为案例地,应用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检验法,依次探讨了三个城市在2000—2014年旅游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城市间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的差异性及其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三个城市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不同的关联性: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北京市的旅游发展均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确实引起旅游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符合“经济驱动旅游增长假说”;上海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互为因果关系,但在长期内则不存在均衡关系,符合“旅游与经济增长互惠假说”;广州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不论在短期内还是长期内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广州市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针对其差异性分析可能存在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综述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能源价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进入2l世纪,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研究焦点也转向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上.国内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该领域,作者分别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充分认识和利用“意识力量因子”——基础环境教育实践浅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由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加大，加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技术、管理水平都比较落后，污染物的产生量不断增加。从总体上讲，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急剧地向农村蔓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于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1997～2006年间省际大气污染、污水和固体废弃物（“三废”）等环境质量指标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了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实证分析表明，在时间区间内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有缓慢的改善作用，其他因素对“三废”指标的作用并不确定。发展指标与环境指标更多地呈现N或倒N型曲线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层面并不成立。     

基于SML指数的环境回弹效应分析：模型与测算

本文通过搭建环境回弹效应理论框架,采用熵权法构造各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利用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定量评估了199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回弹效应,识别了环境回弹效应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探究环境回弹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均值集中在-13.23%~29.63%,全国平均环境回弹效应为10.42%,实际减污率仅为65.74%;时序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与技术进步有部分相关性,但存在滞后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主要的异质性来源;空间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有空间相关性,地理因素在解释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因素中不容忽视;全局自相关检验表明2006—2011年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呈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建议进一步挖掘环境降污空间,加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注区域协同减排,是改善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     

区域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以银川市为例

通过研究银川市的环境监测资料、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等,借鉴与银川市实际情况比较符合的参数,运用人力资本法、市场价值法、土地价值损失法、收益还原法、机会成本法等环境经济学方法,以2009年为例估算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对银川市造成的经济损失。初步估算出银川市2009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45.279亿元,环境污染状况严峻,城市环境保护成为银川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环境成本的内在化问题

环境成本是指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失。主流经济学认为，外部性与产权是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根源，减少环境成本的实质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环境成本内在化。不同的治理手段具有不同的治理成本，一般而言，经济手段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较低的成本，但管制手段也有其存在的意义。解决我国的环境成本问题需要树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模式，让企业成为污染治理的主体，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等。     

四川省企业环境经济效益的分析评价

目前对于企业环境经济效益的分析评价,缺乏科学易行的方法。本文根据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效益间的关系,提出了单位等标污染负荷利税法,即每排放单位等标污染物所产生的年利税值。据此对四川省6个行业44家企业的环境经济效益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其应用Excel模糊聚类进行了分级评价。结果表明:不同企业间单位等标污染负荷利税值存在多个数量级差异。造纸、纺织企业环境经济效益最差,体现了行业性弊病。制药、建材、机械电子行业企业环境经济效益整体较好,但仍有部分"粗放型"企业环境经济效益差。部分机械电子、化工企业依赖技术革新,环境经济效益优良。与定性分析评价方法相比,单位等标污染负荷利税法更能发现"高产值、高污染"下的误区,该法结合应用Excel模糊聚类分析,可简易、客观分析评价不同企业、行业甚至不同经济规模单元间的环境经济效益。     

浅谈清洁生产在井下作业施工中的应用

在油田井下作业中推行清洁生产已经成为企业节能降耗、控制污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介绍清洁生产的四种模式:减少污染物产生;节能降耗为主;在节能、降耗的基础上以减污为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清洁生产模式。提出了井下修井作业清洁生产主要措施。清洁生产在修井作业施工中的推行必将促使企业整体环保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根源剖析及协同治理对策

当前的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治理成本过高且难以达到持久改善的效果。长三角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投资驱动型增长导致的结构性污染锁定,以及低端经济导致的能源升级障碍。因此,环境治理应着眼于区域增长方式转型和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优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经济增长的推动方式与路径依赖,如何在新常态经济格局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如何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前长三角区域需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推进能源升级与产业去重化进程,促进地区间错位发展与联动发展,以新型城镇化调动新的增长潜力,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转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城市布局。     

新形势下我国环境管理与改革取向

在"十三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下,环境管理机遇和挑战并存。污染欠账多、污染随着产业转移、政策执行走样、排污收费覆盖面窄、收取率低等,制约环境管理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形势的十分严峻性,以及对污染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当有一个清醒认识。扭转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状况,满足城乡居民日益高涨的环境诉求,必须调整环境管理思路,加快改革步伐,扭转环境保护"弱势"格局,厘清环境管理、环境事业和环境市场之间的关系,形成以排污许可证为依据的管理主线、以环境标准为准绳的倒逼机制,以环境司法裁定为常态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守法、企业自觉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     

Coefficients of pollution: Interindustry linkage and pollution in Belgium

The paper briefly develops an approach toward using pollution coefficients from one country as an expedience for applying 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alysis to a separate, but similar country for which hard data may not be available.The Coefficients are defined based up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bination with input-output data available for Belgium. A combination of the various data results in a crude estimate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pollution generation per unit activity in different sectors on a country-wide basis.     

Particulates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small rural enterprises in mountain areas: A case study of Wenquan town in China

At present, many r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s mountainous area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due to poor planning and improper management, in an uncontrolled manner. These small enterprises are making atmospheric pollution far more serious and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an before. Thus,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the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at is accompanying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se of cement dust pollution in the town of Wenquan in Sichuan province in order to determine how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erprises a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Using the single 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 method,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verall optimization, an optimal control plan for different pollution sources was worked out and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n reclamation of cement dust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for four years, two months, the concentrations of suspended particles in Wenquan will achiev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ational third-order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 the current serious dust pollution will be completely controlled; and the reclamation of cement dust will totally compensate for the cost of dust control and will result in 92,000 yuan of pure profit per year. At that time,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will be in har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