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水足迹法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脱钩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在长江经济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更应该重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特别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基于此,本文将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水足迹理论与方法,通过计算该地区2000—2015年水足迹的构成,定量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近16年来水资源利用状况,并结合协调发展脱钩评价模型对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近16年来水足迹呈现先小幅波动上涨、再稳步上涨的总体上涨趋势,农业生产用水是水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2)水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但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用水所占比重过大,水资源基本用于本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对外交流不足;(3)水资源总量丰富,但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基本处于相对脱钩的初级协调状态。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从"严管理、抓节水、调结构、促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积极落实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从源头上杜绝水资源浪费现象;重点抓好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大力推动生产生活节水;提高对外经济贸易水平,调整水资源利用与农业产品消费结构;大力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加快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利用向优质协调发展状态转变。     

长江经济带水足迹与省市规模时空关联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之一，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也备受关注。为探究该地区水足迹与省市规模15年的时空关联格局，基于脱钩模型和不均衡指数对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水足迹与省市规模时空关系进行研究，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究影响区域水资源消耗的因素，并从时空异质性角度展开讨论。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水足迹增长率逐年降低，且各省市水足迹强度与人均水足迹空间分布格局相似。(2)2006～2020年间各省市水足迹与经济规模呈现弱脱钩，但已有6/11省市于“十三五”期间达到理想的强脱钩状态，水资源丰富的省市水足迹与人口规模协调度较好，水足迹与空间规模的发展均衡性与各省市地形地貌有关。(3)省市规模、节水技术、产业结构与水资源管理等因素对水足迹高低产生显著影响，水足迹的驱动因素存在时空异质性，影响力随发展阶段和地区变换而改变。     

利用广义加性模型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城市群城市土地要素有效配置、合理利用以及城市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在使用DEA方法得到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构建SDM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2）通过构建SDM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较弱，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构建城市合作机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整体性和联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评价研究

为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借助VAR模型验证2001～2017年三者的作用关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分析其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时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交通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旅游产业分别与交通、生态环境呈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三者相互促进，但又彼此制约；(2）2001～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多数地区从拮抗和磨合状态进入耦合状态，并由中、低协调耦合阶段转为极协调耦合阶段，协调度滞后于耦合度；(3）长江中游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区域差异，2001～2006年武汉城市圈的表现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沙、南昌等少数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发展要优于周边地区。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空间关系及其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城市群内历年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差异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整体水平较低；城市群内部四大城市圈（群/带）的生态效率存在不平衡性，武汉城市圈的平均生态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再次，襄荆宜城市带最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呈现出空间负相关性，且部分地区存在“污染俱乐部”现象。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需要城市间的有效合作和协同行动，应该统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健全城市群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     

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成果

全球水资源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跨流域调水是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相当充沛,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但是,“万里长江 险在荆江”,长江中游的洪涝灾害举世嘱目,也是历来沿江各级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腹大患。解决长江中游的洪涝问题,合理分配、利用长江中游的水资源是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治水的重要方略之一。由华中师范大学李新民主编的《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一书,系统、全面而又详尽地探讨了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与规律,所处的区域自然地理背景、洪涝灾害历史与现状、洪涝灾害的成因分析和防洪对策等等;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以及如何加强水环境的管理和保护。该书在第二章“水资源时空分布”中,论述了区域降水、径流、蒸发、水质等水资源要素,列举了长江中游干流、汉江、洞庭湖与四水、鄱阳湖与五河这四大水资源分区,对区域水资源量进行了分析计算并提出开发利用总体思路。在第四章“洪涝灾害及其防治”中,分析了区域洪涝灾害的成因、分区形势,探讨了防洪对策;在与历史大洪水对比中,运用了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有关数据与经验。在第三、第五章中,分析了区域水资源的优化利用与产业开发途径,探讨了构建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系统,初步研究了分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指出以武汉等大中城市为中心和沿江沿湖地带为主的持续发展的构想。这些都可以给区域发展的管理者和研究者带来某些新思维的启迪。 长江中游地区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主体部分,它承东启西、沟通南北,是我国中部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而且极具潜力的区域,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区虽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毗邻的沿海地区而言还滞后很多。因此,积极抓住战略机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是该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该区水土资源条件优越,特别是长江中游干流与主要支流,水资源丰富。沿江河湖泊平原与岗地浅丘地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鱼生产基地和菜、果、林、茶重要产区,沿江重要城市基础建设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具有一定规模;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大力搞好用水治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而国家对长江水资源开发决策无疑提供了极好的机遇。紧邻的宏伟三峡工程、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都是跨越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相关的长江中游防洪工程建设,以及区内洞庭湖、鄱阳湖、江汉湖群生态环境整治与产业调整,武汉—岳阳—长株潭与九江—南昌等大中城市建设,都与区域丰富水资源开发利用（包括防洪）紧密相关。《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著者,正是在承担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一系列问题,撰写出此部有关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的综合性专著,填补了该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也在分支学科发展理论上有所创新。特别是著者应用系统的方法,将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综合考虑,阐述长江中游及主要支流丰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原理与实践,提出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设想;为特大型项目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区域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区域生态环境整治与防洪治涝问题作了比较深入探讨。因此,该专著不仅对长江中游地区有关管理与研究部门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也可为大江大河主要水资源区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动态演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推动和引领长江中游地区乃至中部经济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应用社会网络方法,对1990、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变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1990年,武汉市与长沙市是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形态尚不完备,多数城市游离于网络之外,呈现一种稀疏网络空间结构,分别以武汉市和长沙市为中心形成两个星形城市小群体,构成的线型空间结构;(2)200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结构日趋完整,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联系密切,环鄱阳湖城市群在南昌市的带领下积极融入其中;(3)2012年,南昌市由节点城市升级为中心城市,城市群网络异质性降低,网络扩散更为均匀,空间联系效率整体提高。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直接和成熟;(4)加强城市之间的直接交流联系,以共享目标引导城市群网络构建,走跨省区城市集群联合发展道路,发展多中心网络结构是实现长江中游地区崛起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分异研究——基于SE-SBM与ML指数法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流域经济带,是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引擎。为确保以"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健康发展,应着力打造沿江绿色发展轴,重视生态保护及污染治理,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化。将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理念建立SE-SBM模型,定量分析2002～2016年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变化,并利用ML指数方法探讨绿色水资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随时间出现轻微下降趋势,区域性差异明显,上、下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率值下降,中游稳定于较低水平,形成水资源效率"上游下游中游"的格局;(2)重庆、贵州、上海3个地区平均水资源利用率达到DEA有效,浙江、江西、湖北效率值处于较低水平,江苏、云南水资源利用效率波动明显;(3)技术进步指数是影响水资源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打造区域系统性开发,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技术效率,加大节水技术改造;实施"三水共治",强化水资源管理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社会各界所接收，并逐步深入到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政策制定中。以区域差异分析为基础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口与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选取23个指标，构建其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认清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及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和201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GIS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其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综合发展分值有所提升，但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整体呈现出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以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发展格局，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制约各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各异。因此，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努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应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投资强度；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区位及资源、科技人才优势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保护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区域宏观调控，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平衡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及内部差异，促进技术转移和优势互补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职能结构演变及其动力因子研究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提取出28个地级以上城市19个行业2000年和2013年的从业人员数据,归并为11种城市职能类型,运用区位商和纳尔逊等城市职能分析方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规模和职能强度3个要素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职能结构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建筑业、行政、社会服务、金融业和商业为其基本职能部门,决定了区域整体职能结构与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城市群内建筑业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发展缓慢。职能规模变化与全国同步,基本职能的专业化部门和职能强度总体增加。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是影响上述城市职能演变的主要动力因子。     

长江中游城市群能源效率评价研究

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低碳经济转型是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共同前沿(Meta-frontier)理论,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非参数前沿,并将SO2排放量这一非期望产出纳入DEA模型中,比较分析了200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采用"技术缺口比率"衡量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区域之间能源利用的技术差距,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能源非效率的分解以及对真实的能源强度和潜在的能源强度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地区差异并不显著。2三大区域之间的能源技术差距不是很大。3技术缺口和管理等因素对不同区域能源非效率的作用不同。4真实的能源强度和潜在的能源强度都具有一定下降的趋势,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一些结论和启示,如制定区域节能战略时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快技术进步,积极进行能源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等。同时,政府应加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政策倾斜力度,这样才能充分挖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节能减排潜力,这对提升中国区域能源效率的整体水平以及促进绿色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使用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 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进及空间收敛

探寻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双重视域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LUE)的区域差异及协同提升路径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对ULUE的双重影响下,构建"规模+结构+效益"的ULUE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核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ULUE时序差异的动态演进及空间差异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各子城市群ULUE的增长相对缓慢,说明在土地利用过程中ULUE存在双重生态损耗,但ULUE总体上仍不断上升,且基本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非均衡格局。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各子城市群内的ULUE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但整体上ULUE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武汉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ULUE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起伏波动过程,地区差异先增加后降低,而环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ULUE的区域差异呈现先扩大、后趋于稳定的状态。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既存在武汉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ULUE的绝对β收敛,也存在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及其子城市群在内的全域范围内ULUE的条件β收敛。为实现环境与ULUE的协调耦合,增强区域绿色化发展能力,提出优化要素空间交流环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社会各界所接收,并逐步深入到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政策制定中。以区域差异分析为基础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口与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选取23个指标,构建其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认清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及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和201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GIS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其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综合发展分值有所提升,但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整体呈现出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以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发展格局,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制约各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各异。因此,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努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应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投资强度;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区位及资源、科技人才优势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保护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区域宏观调控,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平衡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及内部差异,促进技术转移和优势互补。     

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与演变

将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所得的生态足迹指标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之中，运用SBM模型测算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生态足迹总量和年均增长率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2000~2014年平均生态足迹最大的是江苏省，最小的是重庆市；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江苏省，最低的是上海市。（2）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在2000~2014年间呈现出“先下降，后波动”的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全要素生态效率差异显著，下游地区的全要素生态效率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全要素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上海的生态效率最优，贵州的生态效率最劣，大体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步提升的分布态势，同时，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态效率地区差距呈缩小趋势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