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要素禀赋、污染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对污染天堂与要素禀赋假说的检验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要素禀赋和污染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实现清洁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何,深入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建立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1995-2007年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进行了测算,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和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样本下并不成立,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碳排放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②中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贸易分工不应增加污染排放,然而伴随FDI大量流入中国制造业,其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增加,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高增长和低排放,关键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控制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间接污染排放,并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的减排技术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排污量。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而2013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文章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是否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SCM)、安慰剂检验等检验后依旧稳健。此外,潜在机制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文章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仍旧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意味着:(1)未来要继续推进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3)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搭建国际技术交易或信息平台等。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     

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排污收费标准提高能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基于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建设绿色现代化国家,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目标。环境规制强度也必然会随时间不断强化。全面评价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FDI的影响效果,将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由于"污染总量控制"与"污染当量控制"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本文以1995—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为样本,利用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倾向得分匹配(PSM)和非线性估计等方法,考察了以该政策为代表的"污染当量控制"型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各省开始实施的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地区FDI的流入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说明,总体上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污染天堂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还表明,该政策对北方城市FDI流入的抑制影响强于南方城市。另外,非线性估计发现,随政策时间的推移和SO_2排污费征收强度的提高,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FDI的影响均呈U型特征。这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多种效应和影响渠道。对此,本文还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三重差分(DDD)等方法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该政策对SO_2高污染行业FDI具有抑制作用;对高新技术行业FDI具有促进作用;对非SO_2高污染非高新技术行业FDI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抑制影响不及SO_2高污染行业。这说明,"污染天堂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在中国同时成立但适用对象存在差异。这些发现将为我国未来制定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效应检验

本文将作为区域特征的环境规制和作为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密度加入到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模型中,来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检验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对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转移。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