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1)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2)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1)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2)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有效倒逼产业结构朝着低碳化方向调整。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均呈现U型关系,只有越过环境规制的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外延式、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三个阶段,而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即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产业转移但不可以促进结构升级,其中,东、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阶段,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最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保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保措施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对经济发展约束力不断增强,中国传统生产方式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研究环境规制与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35个行业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并根据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行业划分为三大类,探讨在行业污染密集程度存在差异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以资本深化水平为中介变量,扩展分析资本深化水平对于环境规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随着行业污染密集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别。(2)资本深化在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为正,即资本深化有助于更好发挥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3)资本深化的中介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资本深化的不同门槛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程度存在差别,随着资本深化门槛值的增加,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大。(4)不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资本深化中介作用门槛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差异:在高资本密集行业中,资本深化中介作用具有单门槛效应;而在低资本密集行业中,资本深化的中介作用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高资本密集行业。因此通过丰富环境手段、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优化资本深化模式有助于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推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     

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环境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消费所引致的环境绩效恶化问题已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异质性效应的不足,本文利用SBM-DDF-SML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来源和成分分解。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份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区域间差异显著;污染物过度排放和能源过度利用是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尽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并未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3)就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来看,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规制强度的高低对环境绩效产生异质性效应,人均GDP、技术创新、FDI、结构因素对环境绩效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人均GDP、K/L和FDI的影响最为显著。依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对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构建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保证环境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审慎设计和制定环境规制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治理的关键不是"哪一种规制工具效果最好",而是"哪一组规制组合效果最优"。政府应该结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制组合,建立长期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一点对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绩效尤其重要。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及现实影响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以京津冀鲁为例模拟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且这种效应会发生由负向到正向的趋向性变化。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考虑技术冲击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会弱化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冲击。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能源强度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实证

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该文利用Geweke因果检验方法,并采用1993—2013年20年间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将产业结构优化划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中高级化都呈现良好的趋势,但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呈现出"倒U"变化趋势,这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具有一定相关性。其次,计算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并利用LMD方法对能源强度进行分解,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变化受到技术效应影响波及时间较长,结构效应变化造成短期影响较大。最后,利用Gewke因果检验的方法对能源强度和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即时因果关系及整体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消耗之间形成两条不同反馈循环,一条为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之间的短期反馈循环,另一条为产业结构优化内部和技术效应之间的长期反馈循环,这两条循环相互促进和影响,最终形成闭合横"8"字均衡循环。据此,研究给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实现能源的"开源节流"的有效手段;二是制定差异化的能源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是实现"减少能源压力、保证经济发展"双赢局面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2)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3)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4)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5)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中国工业能源消耗结构演变实证研究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业结构变化是否引起能耗结构变化是一个备受关注而又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能源消耗会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下降,另一种观点认为能源消耗会保持相对稳定,不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有效利用能源有重要意义。本文用能源消耗结构变动系数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工业能源消耗结构和结构的演变,发现多数产业能源消耗结构并没有变化,少数产业能耗比例下降或者上升,个别产业对能源消耗转变的情况。要降低能源消耗,必须降低能源消耗的总水平,同时提供能源利用效率。相应的对策是对高能耗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控制重点高能耗产业的规模和能源利用效率,能有效减少能源消耗。解决能源供需关系的政策建议是要加快重点耗能产业的技术更新,降低高能耗产业的能源消耗。进行能源价格改革,促进能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开发新能源,减轻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减少高能耗产品的出口。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产业集聚与开放经济影响污染减排的空间效应分析

EKC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能够促进污染减排。不过,随着集聚与开放水平的加深,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变得紧密,这使得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的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忽略空间影响的传统假设很难刻画这种地区间协同性的污染排放关系。因此,本文以210个中国城市为空间单元,使用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在EKC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开放经济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联系。结论表明:①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污染减排,这一有利作用的空间效应非常明显。②开放经济并未表现出减排作用。FDI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其加剧二氧化硫污染的空间效应尤其强烈;自由贸易的作用则不明确。③与理论预期一致,反映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的各类控制变量均表现出抑制污染排放的空间影响。④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效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等"资源、政策性"因素的减排作用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难以在城市间促成大范围的协同减排关系。另外,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低于结构优化,其减排作用也有待提升。结论说明,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重点在于实现并提升开放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一方面应增强国际贸易的结构与技术效应,以实现其有利环境作用;另一方面,应优化FDI政策体系以抑制其不利环境影响。同时,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围绕"资源、政策性"因素不断完善区域性协同减排体系也非常关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绿色已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业提出了新要求,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矿业绿色水平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基于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EBM模型定义的方向性距离出数(EBM-DDF)方法构建GML指数来衡量矿业绿色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探索构建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2)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矿业绿色水平具有"U"形间接调节效应,技术创新仅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学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3)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水平存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受冲击较大,影响了全省经济发展,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剧。本文运用区位商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对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中近三分之二的产业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平均贡献率高于全部产业的平均贡献率。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山东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节能减排的结构性阻力,加大了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在对环境规制基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贸易结构、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压力等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山东省应完善环境规制制度和产业政策体系;调整完善外资、外贸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建立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完善配套政策措施。通过多种政策配合使用来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     

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

过去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1%的中国经济奇迹已为世界所见证,然而,繁荣背后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却往往被轻视.本研究基于1992-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作了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虽然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作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仍将促使我国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加.在现有国情下,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主要协调路径应在于:以优化能源结构为目标,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强化市场换技术战略,提升外资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工业结构优化;保障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宣传,树立节能减排的全民意识等.     

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CDCSSCI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此,该研究首先厘清了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和传导渠道;然后,运用DSBM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以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多重检验,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对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动态窗口调整、内生性检验、更换能源效率测算方式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②基于城市资源禀赋、城市功能和环境质量差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非资源型城市和衰退及再生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SO_(2)污染排放控制区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③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一方面会使得清洁产业替代污染产业,促使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会推进区域内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最终通过“清洁产业替代升级效应”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效应”两条渠道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因此,要坚决保障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和强度,持续推进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加快实现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不断优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进而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减排效应:准自然实验与政策溢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之一,但碳交易市场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溢出减排效应评估仍然存在不足,减排作用发挥的具体渠道和综合效果亦有待明晰。基于我国碳交易试点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并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综合评估碳交易政策实施的空间减排效应;进而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渠道分析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有效促进试点地区的碳减排,其中天津、湖北等地响应迅速且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在有效抑制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溢出效应同时有助于抑制邻近地区的碳排放。碳交易政策减排效应发挥存在较长的周期性,长期内其减排作用逐渐显著,且直接减排作用要远强于间接减排作用。经济发展渠道是现阶段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路径,但同时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促增威胁,而能源消费则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阻碍。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将成为碳交易政策潜在减排效应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积极推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注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均衡发展和有序推进,同时强化区域间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和知识技术交流合作,从而形成区域间良性协作的低碳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