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开发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加剧污染还是促进治理?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产业集聚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预知的外部性。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对污染和治理两个维度的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作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实质就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开发区设立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考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产生的环境效应是加剧了污染还是促进了治理。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绩效,开发区产业集聚在初始所形成的污染集中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后期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对样本对象的空间、时间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考察表明,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环境绩效的提升要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环境治理水平方面;设立时间较晚的开发区对当地环境绩效的提升要显著优于早期设立的开发区;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能更有效降低排污规模,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并且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开发区设立的产业集聚政策先天具有"自上而下"的导向性,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地方政府应基于自身条件,建设符合当地区位导向的开发区,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导产业,营造合乎地区自身禀赋基础的制度环境,分层次完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加强产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的助推作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绿色联动。     

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补贴时点对新能源研发创新的影响与区域差异

根据政府补贴和研发活动的时间顺序划分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手工摘取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更贴切实际。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出发,理论上剖析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直接及通过研发投入间接影响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然后建立面板Tobit模型分别基于全国和东、中、西部样本检验其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前、后路径上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事前补贴能较好地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既能通过促进研发投入(事前补贴每增加1元,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将增加1.12元)间接提升创新绩效,也能带动先进资源进入而直接提升创新绩效(1.20×10-7)。而因事后补贴发生于研发活动之后,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有限,但能激励企业管理者加强研发创新管理而直接促进创新绩效(3.72×10-8)。(2)因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了事前补贴对企业自身研发资金的挤出效应及创新管理的难度,因而对事前补贴影响创新绩效的中介过程前(-2.13)、后(-4.96×10-7)路径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因中、西部地区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及企业低水平的研发创新效率,财政补贴通过研发投入促进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受阻,而事后和事前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分别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显。(4)适度的环境不确定性能促进东部地区事前补贴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且更能突显西部地区事前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但负向调节中部地区事后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因此,建议从整体上加大事前补贴数量、降低新能源行业的环境不确定性,但不同地区应采取差异化的具体措施,如加大中部地区的事后补贴数量,适度提高东、西部地区的环境不确定性水平,加强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活动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提高中、西部地区新能源企业的竞争力及研发创新效率。     

环境司法专门化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吗?——来自专门环境法庭设置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司法是进行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我国从2002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设置专门环境法庭,这一外生事件为准自然实验提供了研究场景。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6年共4 340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检验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的异质性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环境司法专门化能够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而且企业是通过扩大整体资本投资的方式进行环境治理,但是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抑制了生产性资本投向。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首先,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更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其次,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所在地区的环境法庭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然后,与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前相比,环保纳入官员考核体系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最后,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司法专门化之间起到相互补充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环境法庭的设置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各地法院应加强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立,积极推进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的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探索环境司法审判程序,才能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除此之外,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资本投向,以确保企业环境治理的同时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评价的实证研究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对2(106年我国27个省(区)的农村投入水平、政府效能发挥和新农村建设绩效进行客观综合评价,运用相关分析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运用聚类分析探索各个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水平和对比情况.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和结论:①我国新农村建设绩效相对比较均衡,中部省份略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②农村投入水平的产出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西部地区的投入水平(相对水平)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③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呈不均衡态势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中部地区政府效能发挥更加明显,而西部地区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相对较弱;④农村投入水平和政府效能发挥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能否提升企业ESG质量？——基于文本分析法的经验证据

全面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作为推动该发展过程的核心主体,企业如何实施环保减排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并提升治理水平已成为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该研究整理了2010—2020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通过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的约束性指标,并明确了“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实证分析发现：与原则导向相比,规则导向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更有效地提升了区域内企业的ESG质量,且这一结果在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政府绿色补助、公众环境关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社会责任承担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都是规则导向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目标约束提高企业ESG质量的重要机制。表明区域内企业提升ESG质量的过程,需要政府、公众和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和使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高度响应政策的企业中,规则导向的环境治理目标约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效果。特别是在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方面,规则导向的治理都有着显著的...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数量测度

本文在"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下构建了2003-2009年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数,并对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环境公共服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在晋升体系中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因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间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较之城镇化率低的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更高。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影响省区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受益程度,但是存在"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内在激励,并造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下降。政策建议是:政府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纳入考核。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碳排放增长的脱钩发展,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利用1997—201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驱动效应。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竞争到底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到的抑制效应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性。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绩效区域,外资参与程度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区域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低绩效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区域环境治理,不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议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共同搭建"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长期忽视财政资源配置对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作用,容易陷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持续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演变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体制改革战略,对强化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该研究通过构建产量竞争博弈模型,收集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表现;(2)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与效率优势,推动国有企业集约化发展与清洁生产技术革新,因此对自身环保意识较为薄弱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改善作用较为明显;(3)对于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工具,对其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据此,该研究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环境绩效表现,进而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政府部门在实际中应继续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但在推进过程中仍然要注意分类改革,切忌“一窝蜂”上马。具体而言,对于已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应保留其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而对于尚未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可注重尽快推动相关的国有企业改革。该研究不仅为...     

大气污染何以治理?——基于政策执行网络分析的跨案例比较研究

如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揭示地方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对于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X市三项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进行了跨案例比较分析,识别出探索型、协同型和突击型等运动式环境治理类型。研究发现,环境领域运动式治理具有相对稳定的发生机制,其呈现类型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影响。渐进式绩效改进、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策措施"工具箱"是环境运动式治理效果显著且地方政府持续采用的重要动因,而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改变是导致环境治理运动分型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在地方环境治理实践中具有积极作用,且能与常规治理手段形成有益互补,但要通过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授权与绩效问责制度来合理使用这一治理工具。与以往对环境治理实践轮廓的"白描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纵贯式历时观察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从呈现类型、影响因素、持续原因与制度成因的维度由浅入深的揭示了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所蕴含的因果逻辑,逐步打开了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的"黑箱"。本研究不仅为解析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构建环境治理的政治和技术影响因素中层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气污染何以治理?——基于政策执行网络分析的跨案例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如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揭示地方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对于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X市三项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进行了跨案例比较分析,识别出探索型、协同型和突击型等运动式环境治理类型。研究发现,环境领域运动式治理具有相对稳定的发生机制,其呈现类型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影响。渐进式绩效改进、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策措施“工具箱”是环境运动式治理效果显著且地方政府持续采用的重要动因,而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改变是导致环境治理运动分型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在地方环境治理实践中具有积极作用,且能与常规治理手段形成有益互补,但要通过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授权与绩效问责制度来合理使用这一治理工具。与以往对环境治理实践轮廓的“白描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纵贯式历时观察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从呈现类型、影响因素、持续原因与制度成因的维度由浅入深的揭示了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所蕴含的因果逻辑,逐步打开了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的“黑箱”。本研究不仅为解析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构建环境治理的政治和技术影响因素中层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环境治理效率与制造业产值的计量经济分析

随着环境管理日益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环境治理效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策性问题。本文基于2001-2010年我国制造业行业有关环境治理的数据,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别从制造业总体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探讨了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总体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即环境治理效率随着制造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减小再增大再减小的趋势;对于细分行业而言,有23个行业的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有7个行业呈现N型曲线关系。其次,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意识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制造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程度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揭示,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有一系列阶段性的变化,企业需要根据制造业产值水平的不同层次做出政策性调整,并通过提高环保意识来提升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治理效率;并且,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的制造业行业来说,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特征不同,因此,推行环境治理效率相关措施之前需要积极地探索行业的发展特征。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层面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观,完善环境关税和环境税法等相关制度体系,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制造业企业需要把握产值与环境治理效率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实现绿色发展。综上,本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以及企业提高其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和依据。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新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但是,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且受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空心化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多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PPP模式本质上对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依赖性高,客观要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PPP模式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客观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项目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分别测算其生命周期综合成本及其不同情景下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PPP模式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适用于PPP项目周期较长的特征,能够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实现科学、全面的评价,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撑。(2)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市场特征对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有效性影响较大。以全国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为例,理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生命周期成本分别为660元/t和627元/t,社会资本的营利空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变动较大,受项目设计、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治理政策和需求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类型等诸多因素影响。(4)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审慎推进。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等方面深入制度创新,以保障项目稳定及有效运行。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