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的监管困境与基层选举差异——以东部地区为例

同是东部经济发达村庄,同样村集体经济发达,苏南、珠三角及浙江农村的村庄选举秩序却差异较大。研究发现,集体资产管理中的代理人监督问题是东部基层选举秩序差异的关键变量。制度设计上,集体资产管理制度中内含代理人监督困境。这给村干部身份预留利益空间,易引发选举竞争。苏南农村的集体资产分配中嵌入了乡镇监督,村干部开支—上级审核,代理人被监控起来,获利空间缺乏,村庄选举竞争不激烈;珠三角农村的集体资产分配中嵌入了村民监督,村干部开支—群众审议,代理人处于监督之中,获利空间透明,村庄选举竞争不激烈;浙江农村的集体资产分配中缺乏监督,村干部开支—村干部审议,代理人缺乏监控,获利空间具备,村庄选举竞争激烈。获利空间是刺激农户主动参与村庄选举的原因。一旦利益减弱,群众选举热情就会下降,基层民主政治就会面临一致性的弱竞争困境。     

四川省村镇污水处理工艺调查及适宜性分析

为了解四川省农村示范村镇对生活污水治理效果及村民的环境意识状况,采取问卷调查和取样分析相结合的形式对四川省5个市、6个农村示范村镇的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工艺及村民的环境意识进行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大部分人口集中的农村示范村乡镇,建有集中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主要污水处理工艺为厌氧-好氧-人工湿地处理系统,而PASG工艺对生活污水中的SS、TN和NH3-N去除率大于90%;人口较分散的农村地区,根据居住区农户数量建有不同规模的人工湿地;在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因缺乏污水处理设施,大部分村民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在所调研的农村地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生活污水乱排主要会产生恶臭、环境卫生和水体污染等问题;5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生活污水有必要进行处理,且支付污水处理费用应在10元/(户·月)之内较适宜。而少数偏远农村地区的受访者表示无力支付该费用。此外,对所调研的农村示范村的污水处理工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基于“河长制”的乡镇流域管理模式效用探究——以湖南省益阳市河坝镇为例

以湖南省益阳市河坝镇政府创新乡镇流域管理模式实施"河长制"为例,探究其实施效用。分析了面临的问题:法制保障不足,"河长问责"制度尚不完善;缺乏河道治理保洁长效机制,各责任单位联动不足;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缺位,未能实现全民管水治水。提出建议:建立河长制工作考核奖罚制度,严格考核问责;提升动态监测监管水平,开展治理管护标准化建设;加强宣传引导,促进公众参与河长制工作。     

破解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晒太阳”难题对策探析

从城乡二元制结构视角看,农村环境管理空缺是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晒太阳"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总结各地建立农村环保基础设施运行管理长效机制的做法和经验基础上,分别从明确责任主体、建立管护经费机制、加强人员队伍建设以及强化监督检查四个方面提出了破解难题的对策建议。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的不规范处置和大量集中排放,对地表水体水质和周围生态环境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城乡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的农村污水处理存在治理理念、资金投入、污水回用、运行管护等方面的问题,成为生态农村建设的一个瓶颈,因此必须采取强化绩效考核、政府资金扶持、建立长效机制等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引起的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探究--以山东省烟台市W村为例

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低效成为阻碍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问题,而村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之一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村民集体不作为成为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的新问题。本文通过对W村的实证分析,阐明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不作为的行动取向,分析村民集体不作为现象产生的多重逻辑,研究发现:村民理性异化,村庄治理缺失以及基层政府的权力越位、缺位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村民集体不作为,阻碍了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中集体利益的实现。为克服村民在公共环境治理中“搭便车”的社会惰化行为,敦促村民从集体不作为向集体作为转向,从影响村民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主体入手,提出了解决之策。     

南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方案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南方农村生活污水引起的污染日益严重,为保护生态环境,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势在必行.文章根据工程实践,采用一种适合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工艺,以“厌氧＋缺氧＋好氧”生物处理为主体的工艺;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分体式全地埋结构,经处理达标的出水排入河涌,大大减轻了环境污染,同时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环境.     

行动者网络视角的生态退化区耕地休耕管护模式——以贵州省松桃县为例

近年来,中国将石漠化等生态退化区作为休耕的主要试点类型区之一,该区域人地矛盾突出,休耕试点中多以村委会为休耕管护主体。立足于探索在生态退化区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休耕管护主体的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其适用的运行条件,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国家第一批休耕试点的松桃县为案例区,选择5个片区（7个村）为样本,围绕不同休耕试点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解析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下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以及不同休耕管护模式的特点及其适用性。结果表明：（1）松桃县休耕试点形成了四种休耕管护模式,即模式Ⅰ（种植大户管护）、模式Ⅱ（农民专业合作社管护）、模式Ⅲ（公司/企业管护）和模式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护）;不同休耕管护模式下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遇到了9个方面的休耕问题,导致试行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不太稳定和调整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出现了分化,其中“休耕补助大幅减少和现行统一的休耕补助标准”是造成行动者网络分化的主要原因;应当制定有梯度、有弹性的休耕补助标准,加强休耕资金管理,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大机械化投入。 （2）休耕行动者网络中,人类行动者的理性行为是休耕试点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休耕管护模式及其策略。模式Ⅰ适合农业基础条件较好的坝区,但需要酌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模式Ⅱ适合任何区域,但需要合理分配休耕补助和酌情提高现有补助标准,在做好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种植花生等利润相对较高的作物;模式Ⅲ适合石漠化程度较严重的区域,但需要资金雄厚和与休耕有产业上下游关联的公司/企业参与管护;模式Ⅳ适合土地流转费较低、村干部管理能力较强的偏远落后山区,但休耕区域必须符合休耕要求。（3）无论何种休耕管护模式,在生态严重退化区选取休耕区域,关键在于找准提升地力与农民增收的结合点,同时,严格筛选休耕片区和管控休耕时长,保障复耕后可持续利用休耕地以及做好休耕户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此外,应当完善乡镇政府、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村支两委和风险防范体系等休耕相关行动者,进一步提高休耕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以皇都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场域,文化景观基因作为地方文脉延续和区域特色呈现的核心载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过程中不断得到生产。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景观基因—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生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1）皇都村侗族大歌的生产可分为原型生成、结构重组和意义修复三个阶段,文化景观基因呈现出从遵循原真价值认知到满足旅游消费转型,最后顺应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过程。（2）文化景观基因生产呈现出“外壳—中介—内核”的结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时空尺度的资本循环作为外壳推动空间表征,精英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作为中介支撑表征空间,本地村民作为村落主体承载着生产的内核实现文化原真实践的表达。（3）资本在生产中通过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其三重循环;权力在精英群体作用下,通过话语表征、技能规训和身份认同完成行为逻辑的建构;村民主体通过内生行动的实践表达,从最初代际传承下的简单参与到旅游消费下的抵制抗议,最终在遗产保护号召下发挥协作作用。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主体及功能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垃圾处置现状的调查分析,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四个主体：政府、村民、企业、学校等出发,探索四类主体功能实现的途径及方式,即突出政府职能,强化村民主人意识,鼓励企业加入,夯实学校基础,长期坚持,持续推进,以解决垃圾的日益增长与垃圾处理的矛盾,实现政府、群众、企业与环境的共赢,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共同造就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美好生活。     

我国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的现状与模式探讨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工作的主要因素包括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理建设资金缺口大、农村环保教育不足、垃圾处理设施处置能力不足、垃圾污染防治和处理技术支撑薄弱、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缺乏等。通过深入浙江、湖南等地农村调研,总结梳理了几种典型的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经验模式,这些模式既有利用乡贤影响力和"熟人社会"的特征号召村民、建立职业化的保洁队伍、采用"政府兜底+村民自筹"的资金筹集模式等共性特点,也有因地制宜的个性做法,可为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垃圾分类和集中处置提供借鉴。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交易费用视角下农地整理管护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整理建成设施及设备的管护是权利让渡和责任主体迁移的过程,对农地整理管护绩效开展研究是破解当前管护困境的有效途径。论文在构建农地整理管护绩效测度体系及其评估方法基础之上,运用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维度论”分析框架阐述农地整理管护绩效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维度要素对管护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论文运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探讨了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验证了威廉姆森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并建议管理部门重视耕地生产水平的改善程度、村干部的表率示范作用以及管护人员的明确落实等关键影响要素。     

城镇与城郊污染河道中DOM成分分布与影响因素

河道水环境的溶解性有机物（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环节.在国内当前城镇河道污染治理攻坚的紧迫形势下,探究河道DOM受不同类型的外源污染、内源次生污染及天气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是明晰关键污染成因的前提.为了解析受生活污水污染的城镇河道与受水产养殖业、种植业及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城郊河道中DOM成分与当量的差异,以某大型城市作为研究区域,以城镇河道、城郊河道与水源地共21个点位的表层水与沉积物为研究对象,应用了三维荧光光谱-平行因子分析（excitation-emission matrix-parallel factor analysis,EEM-PARAFAC）.结果表明：①城镇与城郊河道水体DOM成分都以蛋白质类成分为主（酪氨酸类与色氨酸类成分）,含有少量腐殖酸类成分,但城镇河道水体存在人为腐殖酸类成分;②城镇河道与市郊河道DOM成分的形成原因截然不同,城镇河道主要受生活污水污染与内源次生污染,导致人为腐殖酸类成分增多.城郊河道主要受富含N、P的农业废水污染,促进自养细菌的内源代谢使蛋白质类成分增多,这可能是形成其现有DOM特征的关键原因;③降雨产生的雨水径流与城市溢流将外源污染物输送到河道中,同时水力搅动等水动力学因素通过稀释等物理作用影响了表层水与沉积物中的DOM成分分布.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江汉平原水稻主产区的证据

利用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讨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揭示服务规模经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逻辑。研究表明：（1）目前农户对修整农田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四类典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比例分别为17.79%、17.31%、7.89%和90.69%;（2）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经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3）排除秸秆还田这一强制性措施后,生活型农户偏向采纳资本投入型技术,生产型农户则更偏好劳动投入型技术;（4）较之于生产型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活型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促进作用更强。     

A／O膜生物反应器处理生活污水试验研究

采用试验规模的缺氧-好氧一体式膜生物反应器（A／OMBR）对生活污水处理回用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该工艺处理效果优良,系统对COD、NH3-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4．7％、99．08％,膜分离截留对COD的去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物对NH3-N的去除占主要作用,膜本身对NH3-N的去除直接作用不大。出水COD、NH3—N的浓度分别为16．02mg／L和0．35mg／L,出水水质优于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和河道景观环境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1--2002）。该系统运行稳定,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负荷能力。工艺的污泥排放量趋于零,膜可以在线反冲洗,用化学方法清洗可以得到很好的恢复。     

基于Agent建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模拟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以Agent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模型框架为基础,选择政策、市场、Agent自身及与其它Agent相互作用、土壤肥沃程度等因素作为Agent对环境认识的基础,结合环境反馈值,初步构建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模型,这对于从微观主体层面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采用农户Agent强化学习模型,模拟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得出以下3个结论：①经过对Agent强化学习模型的检验和验证（按面积统计误差率为5.5%）,认为该模型较适合于微观层面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研究;②该模型可定量表达政策、市场、农户自身及与其他农户相互作用等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的影响;③与离散函数的土地利用决策相比,应用连续函数表达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比较符合实际农户决策状况（农户最终决策中玉米、蔬菜和其它作物的决策值分别为0.3233、0.4035和0.2732）。同时,在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①模型在实现农户决策的空间位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还存在决策位置失误的问题,函待进一步的研究;②对于影响农户决策的自然因素,探讨定量化表达其对农户影响作用,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人工湿地的应用

随着农村建设带来愈加严峻的农村水污染问题,有效并适用于农村环境条件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就成为关键的解决方法。人工湿地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处理技术,能有效治理农村的生活污水问题。本文以生活污水的特点与现状为出发点,分析人工湿地的工艺特征,就具体在污水治理方面的应用进行分析,期望为其在农村的推广做出参考。     

平原农区村民居住空间特征与迁居意愿——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选择地处苏北平原农区的淮安市所有15510个自然村和872414户农户全样本入户调查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占比统计法和GIS空间分析,对村民居住空间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村落层面,平均规模小,单村独户多且村落分散,多数自然村远离镇区,近一半自然村位居“九靠近一滞洪”区域内。该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因素综合影响形成的。（2）在住房层面,农村老旧住房比例高,全市40%农户在城乡同时拥有住房,但在城镇拥有住房率与到城区距离呈负相关,而农村住房空关率则呈现相反的空间格局。（3）在迁居意愿方面,54.1%的农户愿意集中居住且多意向实物安置,较低补偿标准和不便务农是不愿迁居的主要原因;移居城镇是货币安置农户的主要去向,留村和入镇集中居住是实物安置农户的主要去向。在迁居意向农户中,近90%选择政府统建方式,近80%愿意有偿退出宅基地和流转承包地。（4）村民居住空间特征和迁居意愿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两者之间存有内在联系且均受多种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