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杂网络的全球稻米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启示

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采用2000—2016年国际贸易关系数据构建了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分析了全球稻米网络格局演化特征及中国在全球稻米贸易格局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6年全球稻米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相互依赖性加深,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核心节点对网络稳定性有控制作用;（2）印度、泰国、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美国是网络核心节点,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保持着全球稻米贸易核心区地位;（3）全球稻米贸易网络划分为六个主要组团,地理临近是组团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组团内部呈现出口国主导、进口国跟随的特征;（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家,进口来源相对稳定。建议今后我国继续挖掘全球稻米贸易潜力,充分发挥贸易网络的优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增加进口、优化出口,提高贸易网络的复杂性,从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的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解析了网络格局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化态势,定量评估了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球粮食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复杂有序、相互依赖的网络系统,网络规模不断增加,连同性和紧密度不断加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节点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高强度和高节点度国家在网络中具有主导作用,呈现出口国主导的网络结构特征;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贸易政策的一致性和语言文化邻近性对粮食贸易网络影响显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推动贸易网络联系更加紧密且多元化,贸易政策的一致性促进贸易网络更加持续和稳健。建议中国继续实施更加多元化、多边化的粮食贸易政策,提升中国在世界粮食网络节点的中心性特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入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体系,积极推动构建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及其演化分析

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选择谷物、油料、纤维、糖料、果蔬、肉类6大类57种农产品,用1986—2013年间的贸易数据,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定量分析了这个复杂网络的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量增加了2.26倍,其中油料作物增加幅度最大,增加了4.97倍。参与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地区）逐年增多。2）拟合节点累积度分布的幂函数曲线,表明全球农产品贸易节点度分布具有不均匀性,节点度小的节点数量多,节点度大的节点数量少,满足幂律分布。“枢纽”节点不断成长。3）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上升、平均路径长度下降、多元化趋势加强、网络结构复杂化等特征日益突出。4）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区）集中程度较高,农产品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进口来源国（地区）的数量,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防范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矿产资源贸易网络演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矿产资源国内外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成为大国资源博弈的焦点。现阶段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产进口国和重要的矿产出口国,了解矿产资源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网络直接关系到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基于2001—2016年UN Comtrade世界矿产资源贸易数据,分析中国矿产资源贸易网络特征及其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1—2016年间,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这与中国持续增长的矿产资源贸易量和贸易国家数量有直接的相关关系;（2）中国矿产出口逐渐展现“市场分散”的策略,而进口逐渐从“多来源产品集中”演化为“少来源产品分散”的策略;（3）友好的国家关系和国家间互动频率会降低制度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友好的国家关系会降低矿产贸易的交易成本。基于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中国矿产出口可以采取进一步分散市场的策略,避免出口到少数国家被压价的情况;（2）矿产进口可以考虑在原有进口国家中进一步多进口新的矿产资源产品,并拓展新的矿产来源国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矿产资源需求,同时避免国家关系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3）在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方面,中国要考虑到国家间制度差异所带来的贸易成本,并通过增加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维护好国家间关系和促进交流来稳定矿产资源贸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变

东南亚既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枢纽。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研究全球最大粮食消费国、进口国以及世界稻米最重要主产区和出口区之间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发展态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改善地缘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FAO数据库中国-东盟各成员国1961-2013年粮食生产与贸易数据,利用集中化指数与回归分析法,定量揭示中国-东盟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从粮食生产来看,50多年来自贸区粮食总产增长4.06倍,至2013年底总产达到8.09×10⁸ t;就粮食贸易而言,1961-2013年自贸区贸易量增长3.19倍,其中粮食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2.95%,粮食出口量增长2.40倍,粮食进口总体大于粮食出口,受中国粮食进出口战略调整的影响,自贸区各个子区粮食贸易日趋均匀化。2）从空间格局来看,自贸区主要粮食生产国集中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其中中国的玉米、水稻比重占明显优势;中国的粮食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其贸易重心开始转向东南亚。3）自贸区的粮食生产与粮食进出口量关系密切,具有显著相关性,但国别差异明显。其中,中国粮食出口量受国内粮食生产与需求影响较大,是自贸区粮食贸易变动的晴雨表。     

扩大畜牧产品进口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初步研究

农产品一直是中美贸易的重要组成,在2020年达成的中美经贸摩擦第一阶段协议中,中国将增加对美国牛肉、禽肉、猪肉等农产品进口。同时,畜牧业又是我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的重要贡献行业,扩大包括畜牧产品在内的农产品进口能够有效从源头减少COD排放和水资源消耗,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本文设置两种情景,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计算畜牧产品进口替代的环境、经济以及就业影响。计算结果认为在扩大进口的宏观贸易政策背景下,采取畜牧产品进口替代措施是我国从源头减少COD排放和水资源消耗、增加流域环境容量的重要途径。建议:在贸易政策和措施制定中应更多考虑环境因素,统筹考虑环境与贸易利益;研究制定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扩大进口产品清单,积极支持并采取多种贸易手段扩大畜牧产品的进口;分区实施差异化进口替代策略;实施差异化养殖策略,缓冲进口替代作用对经济、就业和农民收入的短期不利影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虚拟土地资源量化研究

虚拟资源对于揭示农产品贸易隐含的资源流动及效应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农产品贸易量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定量核算我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的土地资源量变化,可以从资源利用的角度评价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合理性,为相关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研究重点探讨了农产品及加工制品的虚拟土地资源量的核算方法,分别从生产者角度和消费者角度对1986—2009年我国农作物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贸易的虚拟土地资源量进行了核算。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农作物产品隐含的虚拟土地资源量由1986年的净出口442.6×10⁴ hm²,转变为2009年的净进口2 889.0×10⁴ hm²,假设进口农产品在本国生产的情况下,2009年我国所需的虚拟土地资源量为3 817.5×10⁴ hm²。从虚拟土地资源进口结构和空间分布来看,我国虚拟土地资源净进口主要作物类别由谷物转变为油料作物,主要进口来源国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转变为美国、巴西、阿根廷。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氮、磷、钾研究

基于GTAP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采用全球价值链方法测算中国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化肥转移,并按照农产品最终消费的地理位置将其分解为四部分。研究发现：（1）中国农产品进口为国内节约640万t化肥（占我国化肥用量的13%）,同时引起全球化肥用量节约285万t,为缓解全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做出贡献;（2）中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进口农产品中隐含的化肥有12%会再次出口到全球,意味着农产品贸易背后隐含的资源到达中国后会再次出口,形成多次跨境转移。建议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更为客观地估算农产品贸易隐含的化肥及其他资源环境问题,倡导共同承担贸易引致的资源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科研究简介——环境与贸易投资研究

<正>环境与贸易投资研究是政研中心传统学科之一,长期开展环境与贸易投资关系、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绿色贸易政策等相关研究,构建和形成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全球环境与贸易分析模型等,开展贸易、投资政策环境影响以及环境政策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估研究。2018年,开展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影响研究,建立环境、健康、经济、社会定量评估研究方法体系,完成     

对外进出口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0～2007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及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等环境污染指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本文进行了实证分析,把库兹涅茨曲线运用到了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从而得出了典型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不存在,不支持“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并证明了出口使环境恶化,进口使环境改善的“污染避难所”的假说的结论。     

The evolution of CO<Subscript>2</Subscript> emiss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major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from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Employing global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s,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 trade (including exports and imports) and assesses their positions in the national emissions of 14 major countries with large national emissions or large emission trades during 1995–2009. It especially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mission trades of these countries from both continuous time serie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CO₂ emission spillovers across countries. The main findings obtained were as follows: (1) China was the largest CO₂ exporter to other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over 20 % of global exports since 2005; the CO₂ exp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Germany, and Japan varied slightly over this time period, but overall, their proportions had decreased. (2) The CO₂ imports of the USA were the largest, occupying around 20 % of the global CO₂ imports; meanwhile, China’s CO₂ imports increased rapidly and ranked the second largest. (3) For Chinese Taiwan, its proportion of CO₂ exports in production-based emissions ranked the highest while that of the USA ranked the lowest; highly CO₂ import-dependent countries with an over 40 % proportion of CO₂ imports in its consumption-based emissions included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pain, while China, India, and Russia remained the lowest, distinguished from their physical energy import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global policy makers should take the CO₂ emissions in trade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carefully accounting for national emissions inventories.     

中国环境产品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

环境产品贸易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途径。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等方面具有优势,环境产品贸易有利于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分析中国1996—2019年环境产品进出口规模、产品结构与贸易网络结构的变化,应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分解为排放强度、能源效率、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四个分量,借助ARDL-ECM模型验证环境产品贸易与碳排放的协整关系及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环境产品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短期促进作用和长期抑制作用。（2）环境产品贸易主要通过促进能源效率的碳减排效应、抑制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而推动碳减排。（3）贸易产品专业化短期有利于碳减排,但从长期看多元化更有利。贸易影响力提升短期对碳减排有利,但对进口的长期依赖不利于碳减排。（4）碳减排不只靠能源相关产品,非能源相关产品贸易同样能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而推动碳减排。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及海外农业资源利用对策

2017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净进口量达到6784万hm²,对外依存度为33.4%,其中巴西和美国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以大豆为重点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粮食供给,但要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也应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尽管近年中国海外农业投资逐年增加,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投资战略指导,海外农产品资源的控制能力差,生产风险高。为此,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球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战略高度,选择最佳海外投资区域,优先开发中国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的国际大豆和棕榈油等油脂油料资源;扶持多类型企业主体参与海外农业资源开发;在农业投资目的国通过“订单+农户”模式进行深度合作,并融入全球农产品贸易体系。     

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领域与均势区演化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世界能源贸易版图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美国成为新的传统能源权力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 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及均势区变化：（1）随着国际能源权力体系和能源贸易网络的发展演变,中国和美国的能源权力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中美煤权力和天然气权力空间基本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组团,中国原油权力空间保持强劲的全球扩展趋势,而美国原油权力空间面临转型重构。（3）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均势区不断碎片化成点状镶嵌,相对集中于欧洲大部、非洲南部和东亚,形成资源禀赋型、资源消费型、地缘通道型、政经倾向分离型、“第三国”控制型等五种类型。（4）中国对五种类型国家的能源合作政策宜因地制宜,有所侧重。通过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吸引资源禀赋型国家,与资源市场型国家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确保地缘通道型国家安全畅通,对政经倾向分离型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影响外交政治,合理安排与“第三国”主导型国家的能源合作。结论可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格局重塑的复杂性变局,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合作与要素资源投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中国跨境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对比——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能源互联互通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切入点,从直接能源贸易和隐含能源流动的双重角度刻画中国跨境能源关联并开展对比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从直接能源角度,“一带一路”沿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国家均为中国重要的直接能源进口国;（2）从隐含能源角度,中国为印度、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能源相关的商品服务;（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能源贸易逆差明显,但隐含能源流动处于顺差地位;（4）综合考虑直接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中国可以发挥不同类型能源关联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互联互通与共建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