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时—空—人”交互视角下的国土空间公共安全规划体系构建

公共安全事件是特定情境下“时—空—人”多要素交互作用时空过程的结果,国土空间公共安全规划和相应的能力建设是应对公共安全事件长期而重要的抓手。在构建公共安全规划中“时—空—人”互动的研究框架基础上,分别对“预防、预警、应急、灾后”四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和工作重点进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土空间公共安全规划的内容、技术方法和保障支撑体系。首先,在内容体系方面,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全国—省—市—县—镇等多层级规划编制体系和全国一盘棋的应急响应机制相适应,开展综合规划与专项规划编制,重点解决面向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方面的空间、设施、应急等方面的规划和管理问题;在技术方法体系方面,构建和完善公共安全事件的时空要素识别与分析、时空过程模拟与预警分析等方法和技术支撑体系;在保障支撑体系方面,基于时空大数据的新基建建设,构建和完善时空可达的公共安全设施体系和公共安全导向下的社会治理体系。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的上海市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

探索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对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格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低效工业用地治理复杂系统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框架,以超大城市上海市为例,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揭示减量化过程和运行机理。结果显示：（1）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具有规划限制性、公共利益性和乡村嵌入性特征,由外部环境、用地效益、主体角色和减量化治理共同构成“外缘—内核”式的复杂适应系统。（2）建设用地“天花板”刚性约束下的宏观资源—环境—发展压力与微观用地效益是减量化的外部情境;内源性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与外源性主体基于公共利益主动介入共同构成基于价值共享的治理结构;刚性政策、激励政策和支持政策形成了“三元互补”系统推动了集体行动;结果则呈现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再配置的协调,而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解决减量化短期压力将成为持续开展减量化的重点与难点。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开展低效工业用地治理提供经验和案例的借鉴。     

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凋敝对城乡协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寻求乡村发展路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迫在眉睫的核心任务。在厘清乡村聚落物质要素修补与非物质要素修复的聚落“双修”内涵基础上,针对乡村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通过“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人口”“土地”“产业”和“配套设施”的转移及建设,来探究根治“乡村病”的科学模式与振兴路径：对标双修、绿色发展以振兴乡村生态;六位一体、文化繁荣以振兴乡村文化;高效输出、对口回流以振兴乡村人才;横向联合、纵向推进以振兴乡村产业;三治融合、多元共建以振兴乡村组织。以祁东县沙井村规划实践为例,从人、生、文、地、产、设等六方面提出修复修补策略与措施,以达到修复乡村生态、培育乡村文化、恢复乡村社会朝气、振兴乡村产业经济、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目的。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三权分置”产权体系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是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基础和前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按照“制度安排与市场建设欠佳——委托代理与资源监管低效——权能分解与委托代理耦合——三权分置设计”的逻辑思路,试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安排失灵,产权市场建设滞后,委托代理机制弱化以及资源监管失调等因素,是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主要障碍。通过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权能分解与管理机制耦合,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三权分置”的产权体系,有利于明晰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代理者和使用者之间权、责、利的关系。     

基于人粮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重要的人口集聚区。以人粮关系为主线,从全域到国别研究了1995—2017年沿线国家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沿线国家耕地总量与人均耕地量分别降至6.96×10⁸hm²和2.23亩/人,分别约为全球水平的50%和80%,约80%的国家人均耕地在下降;（2）承载力增至45.95亿人,近90%的国家在提高,但西亚及中东多数国家在下降;（3）地均承载力增至90人/km²水平,约为全球水平的1.5倍,孟加拉国、匈牙利、越南超300人/km²;（4）人粮关系从超载转向临界超载,粮食盈余国家增多,主要为耕地面积广的产粮大国。半数国家土地仍超载,多为气候干旱区与岛屿国家。研究有助于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粮食安全合作和提高项目建设布局的科学性。     

城市化对城市森林组成和结构的影响——以上海“城-郊”样带为例

由于城市森林可改善人居环境并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而备受关注,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生态系统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论文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城-郊”样带为例,基于地理信息技术,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有效量化“城-郊”样带;并借助植被功能分类的相关理论,以乔木组成和结构变化为载体,探讨城市化程度对城市森林的影响。结果表明：1）城区乔木丰富度指数（S）、Shannon-Wiener指数（H）和Simpson指数（D）高于郊区,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城区和郊区乔木物种均匀度分别为0.448±0.043和0.394±0.038,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2）城区乔木的密度小于郊区,分别为248±25和472±57株/hm²;且二者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3）城区和郊区的城市森林群落的生长潜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郊区具有较多数量的高生长潜能乔木,而城区中低生长潜能的常绿乔木密度比郊区高;4）城区、郊区中各胸径量级的乔木数量分布均呈倒J型曲线。通过该研究以期促进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的同时也为进行城市森林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足迹吗?——来自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对外农业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研究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既可总结先行之国的发展经验,也可响应并适应主要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立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8年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对“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启示。结果表明:（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以食品加工等产前产后环节为主,主要分布于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地理临近的发展中国家。（2）美国对外农业投资呈现显著的市场导向特征,同时也受到地理与文化距离、国家治理等东道国因素的影响。（3）对比中美对外农业投资特征,结合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目标,建议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链布局,在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提高中国在全球粮安领域的定价权与渠道把控力;进一步深耕既有对外农业投资市场,在降低地缘竞争压力的同时,充分挖掘潜在市场机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技术需求,保证投资目标与东道国的投资需求相协调;尤需解决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文化与体制差异较大等现实问题,提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方法在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的运用——以四川威远县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体制具有强烈生态指向意义,生态安全已是国土空间安全的重点。以四川省威远县为研究对象,针对县域生态国土空间的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系统紊乱等问题,利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方法,从要素修复、结构优化、系统价值提升三个角度构筑系统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系统耦合度及子系统综合功效,综合耦合系统时空格局变化分析得出县域生态修复安全目标格局与生态修复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县域生态修复规划具有目标多层次性、系统复合性及途径多样化性,可从宏、中、微观层级提出对策。（2）系统耦合度在0.457~0.497区间浮动,耦合系统现处于拮抗时期向磨合时期发展。（3）依据系统耦合度、子系统综合功效及指标影响度构建“点—线—面”的生态修复格局。研究提出应对县域尺度的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方法和实践运用,可为当前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红领巾儿童对红色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的认知——雨花台烈士陵园案例实证及启示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需要重视儿童群体,强化儿童话语转换。采用妈妈语式访谈法、座谈访谈法、田野调查以及二手数据收集等多种方法,阐释儿童红色旅游的地方经验图式：（1）儿童认为红色旅游是以学校组织为主的、前往神圣/庄严的地方进行参观/仪式的研学旅行。雨花台不是一个“玩”的地方,而是美丽的风景空间、真实的历史空间和红色的神圣空间。（2）儿童认为“爱国主义=烈士精神+国家认同+信仰传承”;儿童对烈士产生了祖先崇拜的意识,并认为好好学习是对烈士最好的回报。（3）雨花台烈士陵园的解说词设计、小小讲解员及暑期夏令营、金牌讲解员进课堂等爱教活动设计,对于红色旅游资源利用如何强化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三生空间”统筹的科学基础与优化途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以及“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要求。通过文献调研和总结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研究进展。总结发现,现有工作主要从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比较优势等角度开展了“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研究。但由于对“三生空间”科学内涵的认识不足、定量识别方法与分类体系的构建不完善,目前“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技术途径存在诸多问题尚待明晰。未来“三生空间”统筹优化的技术途径应以美丽中国建设愿景为目标导向,以人地耦合系统理论为核心,系统构建识别与优化国土空间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框架。     

广西桂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桂林正在由国际性观光型旅游目的地向观光度假型旅游目的地转型。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桂林应进一步优化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建构旅游资源开发的核心区、联动区与辐射影响区,促进旅游产品质量升级与结构调整,提高桂林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湖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势能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共生开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研究意义重大。以湖南旅游资源为对象,以景区为共生单元,通过景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确定红色主导、绿色主导、蓝色主导、古色主导、娱乐科教主导五类,依据景区质量指数和景区间便捷程度指数计算共生势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发现：湖南旅游资源共生势能存在五个等级,表现着纯利他的首要联络中心、利他主导的次要联络中心、对称互利的重要联络点、非对称互利的一般联络点、纯利己的松散联络点属性,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共生势能的显著优势。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由五大共生群落组成,红色旅游资源发挥了显著的组织作用,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的内部联系最紧密,具有良好的共生势能;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和环洞庭古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内部联系依次降低;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与其他四个共生群落均有联系,与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而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与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红色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资源共生系统核心区的主体,核心区53个景区中,红色主导型景区占33.96%;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中占50.9%。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资源表现着对湖南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作用和协同作用,体现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价值。     

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多维生产模式研究——基于沙家浜的数字田野实证

研究以苏州沙家浜红色旅游风景区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生产中“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网—地”关系的过程,探索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的多维生产模式特征。结论指出：（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单向的红色价值观传递转变为主客价值共创,体现了红色精神民主化生产过程;（2）红色网络流动性空间需面对红色教育、娱乐和审美等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多维主体以“遥在场”的方式产生了新的主客网络地缘争夺,即网络话语权的争夺;（3）传统游客转变为红色资源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参与者与生产者,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红色网络空间通过超文本表征和非计划互动得以建构,要求红色目的地官方在网络供给侧掌握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4）红色旅游官方主体尝试使用流行元素融入网络实践,但也展示出泛娱乐化的趋向,需在红色网络空间的多维精神建构中合理整合多元价值,促进集体情感的深度内化。     

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比体系

论文回顾了当前国内外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价体系的发展现状 ,并依据我国具体状况 ,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评价体系。新体系选择80个评价因子 ,分为旅游资源条件和可利用条件两个大类 ,前者包括地貌、水体、气候气象、生物、人文等5个亚类 ;后者包括基础设施及管理、安全、卫生等3个亚类。论文建立的新的海滩质量评比展示模式将有利于国内外海滩的质量对比 ,可促使我国海滩旅游业与国际接轨、能够向人们提供较多的海滩质量信息并利于海滩的经营管理     

试论攀钢基地的矿产资源体系

攀钢基地位于康淇地轴中段两侧边缘一个古裂谷带中。裂谷带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越,形成储量丰富、种类齐全的矿产资源,其中钒、铁地质储量名列全国第一,钛矿资源居世界之首,钒矿占世界第三位,铁矿仅次于鞍本地区,名列全国第二位。 攀钢基地矿产资源体系由核心资源(铁矿和炼焦煤)和辅助原料资源(动力煤、熔剂石灰岩、白云岩、耐火粘土、菱镁矿等)构成。在核心资源中,以攀西铁矿运在六盘水和以六盘水的炼焦煤运在攀钢,构成钟摆式运输系统。基地矿产资源体系和钟摆式运输,基本上能满足攀钢基地对矿产资源的要求。 攀钢基地矿产资源体系和攀西—六盘水之间钟摆式运输系统的形成,决定了攀钢二基地必须建在攀西(渡口至西昌)地区。否则,将造成不良后果。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及其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着的现实需求和复杂问题,迫切要求开展相应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154处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使用GIS、Gephi等研究方法,对其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差异明显,5A级景区和重要人物是最受网络用户关注的资源类型;（2）旅游流网络结构松散、小世界效应显著,在湖南、贵州、陕西省内分别形成了“△”“网状”“双核”结构模式;（3）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据此识别了湘中、黔川、陕北等重点红色旅游区,以及川陕、闽赣等红色旅游发展潜力区。基于以上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实施分类施策、分段开发、扬长补短的发展策略。围绕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不同类型资源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并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分别采取“节点”“斑块”“廊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