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土壤中PAEs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采集宁夏全区6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共87个土壤样品,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检测方法（GC-MS）检测了土壤中16种邻苯二甲酸酯（PAEs）化合物的含量,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中PAEs污染特征和组成特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中PAEs的可能来源进行了探讨,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对PAEs进行空间插值分析,利用健康风险模型评价了6种PAEs单体在覆膜耕地、园地、耕地土壤中的人群健康风险.结果表明：宁夏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中∑₁₆PAEs含量范围为84.3~8728μg/kg,平均值为1500μg/kg,空间上表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中,DEHP、DnBP、DIBP是研究区土壤中最主要的污染单体,对∑₁₆PAEs总含量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8.3%、13.9%、11.8%;主成分分析表明DnBP、DEHP、DIBP、DEP、DpHP、DMP单体之间、DBEP、BMPP单体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表明这些单体之间具有可能相似的来源;人体健康风险评价表明,6种优先控制化合物对成人和儿童产生的非致癌风险值均<1,未超过美国环保署（EPA）推荐的非致癌风险水平,对于DEHP和BBP单体,成人和儿童通过非饮食途径的致癌风险未超过美国EPA推荐的致癌风险水平,而在饮食途径下成人和儿童的致癌风险值分别为7.91×10^-6和3.08×10^-6,超过EPA推荐的致癌风险水平,应引起重视.     

有机磷酸酯在三峡库区土壤中污染特征

本研究首次检测分析了三峡库区农田和消落带河段土壤样品中12种有机磷酸酯(organophosphate esters,OPEs)单体的含量水平,探讨了其组成特征,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阐明了其可能的来源.结果表明,Σ12OPEs在三峡库区农田和消落带土壤中的含量(以干重计,下同)范围分别为52.1~680 ng·g~(-1)和156~1 428 ng·g~(-1),均值分别为272 ng·g~(-1)和498ng·g~(-1),处于国内外研究的中等水平;OPEs在农田和消落带土壤中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模式;在各个采样点中,OPEs在消落带土壤中的含量显著高于农田土壤中的含量;TCP和EHDPP是最主要的OPEs单体,两者贡献率超过90%,这可能与工业产品中OPEs不同的单体组成有一定关系,此外TBEP在土壤微生物中降解也不能完全排除;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OPEs在农田和消落带土壤中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表明农田和消落带土壤中OPEs具有一部分相似的来源;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三峡库区农田土壤中OPEs主要来自建筑装潢材料以及室内源排放,而消落带土壤中OPEs可能是建筑材料以及交通源排放的复合来源.     

长江重庆段鲫鱼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残留特征

为调查重庆市长江流域鱼体中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 esters, PAEs)的污染情况,该研究以该流域13个点位的野生鲫鱼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鱼体内16种PAEs的残留水平和分布特征,并对人群健康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显示,该流域野生鲫鱼体内共检出11种PAEs,检出率介于15%～100%之间,PAEs总含量(Σ16PAEs)范围为1 710～9 098 ng/g,平均值为4 415 ng/g。其中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甲氧乙酯(DMEP)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是最主要的污染物,合计约占PAEs总含量的85%以上。健康风险评估表明,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DIBP、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和DEHP暴露的非致癌风险指数和总非致癌风险指数在10-7～10-2数量级,均远小于1,在可接受范围。DEHP对该流域城镇居民的致癌风险略高于农村居民,致癌风险指数分别为4.85×10~(-4)～1.19×10~(-3)和2.11×10~(-4)～5.19×10~(-4),与US EPA推荐的最大可接受致癌健康风险值(1×10~(-4))相比超标率为100%,因此鲫鱼中DEHP残留可能对人体存在一定的致癌风险,应引起注意。     

邻苯二甲酸酯在重庆市城市土壤中的污染分布特征及来源分析

本研究在重庆市5个不同城市功能区采集了共66个土壤样品,并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UPLC-Q-TOFMS)对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的含量水平和组成特征进行了探讨.此外,通过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阐述了PAEs可能的来源.结果表明,ΣPAEs在5个不同功能区的含量(以干重计,下同)范围为93.1~312 ng·g-1,处于国内外较低水平.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邻苯二甲酸正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是3种主要污染物,三者的平均含量贡献率范围是87.4%~92.9%,而DEHP作为丰度最高的PAEs单体其平均贡献率达到了52.4%.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分子质量相近的PAEs单体之间更易呈现极显著关系(P0.01),表明这些单体可能具有相似的来源.主成分分析进一步表明DEHP、DBP和DIBP具有相似来源而BBP和Dn OP也具有相似来源.与其他研究相比,尽管本研究中PAEs含量处于较低水平,但仍需预防其对环境和人体的潜在风险.     

银川市东郊设施蔬菜基地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在宁夏银川市东郊设施蔬菜基地共采集49个表层土样,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检测方法,分析了土壤中16种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 esters,PAEs)化合物含量,并对其污染分布、污染特征进行了评价,同时对美国EPA和欧盟优先控制的6种PAEs进行了人体暴露的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银川市东郊设施蔬菜基地土壤中16种邻苯二甲酸酯化合物(∑16PAEs)的含量范围为2.123~17.271 mg·kg~(-1),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120和4.324 mg·kg~(-1).土样中DMP、DEP、Dn BP、DIBP和DEHP的检出率为100%.其中,DMP、Dn BP和DEHP是研究区土壤中PAEs污染物的主要组成部分,DMP、Dn BP和DEHP分别占∑16PAEs总量的46.03%、26.55%和10.32%,三者之和占∑16PAEs的82.79%,占美国EPA 6种优先控制污染物水平的86.16%.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价表明,研究区6种优先控制化合物对人体产生的非致癌风险均1,未超过EPA推荐的非致癌水平,表明非致癌风险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对于DEHP单体,居民通过饮食途径的致癌风险为(0.779±1.370)×10-5,超过EPA推荐的致癌水平,应引起一定的重视,而BBP和DEHP其它非饮食途径的致癌风险都在可接受范围,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我国市售卫生巾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及人体健康风险

为了解我国市售卫生巾中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采集了16种常见品牌的卫生巾样品,采用气质联用仪(GC-MS)对其中16种PAEs进行测定分析,并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推荐的方法评估了其健康风险.结果表明,我国市售卫生巾样品中∑_(16)PAEs含量为2.705~13.779μg/g,平均为5.477μg/g,较婴儿纸尿裤等产品污染水平略高;DIBP、DBP和DEHP是含量最高的三种单体,三者占PAEs总含量的73.5%,可能与卫生巾原料和加工过程的人为添加有关;卫生巾中DMP、DEP、DIBP、DBP、BBP、DEHP和∑_6PAEs非致癌风险值远小于1,对人体无明显非致癌风险,但DEHP可能对人体存在一定的致癌风险,应引起重视.     

废塑料再生地农田土壤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

为了解废旧塑料再生行业对周边农田土壤环境的影响,在莱州沙河镇废旧塑料再生基地内部及周边区域采集22个农田土壤样品,文章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样品中6种邻苯二甲酸酯含量(PAEs)进行了检测,并对其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地农田土壤中6种PAEs总量介于4.63～15.59 mg/kg之间,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BB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检出率均为100%;DEHP、DBP和BBP是主要的PAEs,分别占∑_6PAEs的32.96%、30.55%和26.73%。基地内部农田土壤中PAEs含量显著高于外部区域,总体表现为与基地的距离越远,农田土壤中PAEs含量越低。健康风险评估表明,成人和儿童对PAEs的暴露风险主要通过饮食途径,部分采样点BBP、DEHP和DnOP的非致癌风险值>1,存在非致癌风险;成人和儿童通过饮食途径对BBP和DEHP暴露的致癌风险值超过EPA推荐的致癌水平,应引起一定的重视。     

石河子市采暖季和非采暖季住宅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污染特征及婴幼儿健康风险评估

为了解石河子市住宅中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PAEs)的污染特征及PAEs对婴幼儿产生的健康风险.本研究对石河子市采暖季和非采暖季50户住宅降尘中的7种PAEs物质进行检测,利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和生理提取实验(PBET)评估了PAEs暴露对0～3岁婴幼儿产生的生殖和癌症风险.结果表明:①不同时期石河子市卧室和客厅降尘中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isobutyl phthalate,DIBP)、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ibutyl phthalate,DBP)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Bis(2-ethylhexyl)phthalate,DEHP]均为室内PAEs的主要组成物质,占总PAEs的99.5%以上,其中DEHP为首要PAEs物质(浓度中位数值为361～462μg·g~(-1)),DBP次之(浓度中位数值为94.9～166μg·g~(-1));②除DIBP外,采暖季卧室和客厅降尘中各PAEs的浓度均高于非采暖季,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0.05),此趋势对小分子质量的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imethyl phthalate,DMP)和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iethyl phthalate,DEP)而言更明显,DMP采暖季浓度中位数值:0.36～0.42μg·g~(-1)非采暖季:nd,DEP采暖季:0.65～0.71μg·g~(-1)非采暖季:nd～0.03μg·g~(-1);③利用风险指数(HQ)进行健康风险评估表明,采暖季和非采暖季DBP暴露可能会对0～3岁婴幼儿产生较大的生殖风险(HQ_(DBP )=2.62～5.79);DEHP暴露可能会对0～2岁婴幼儿产生较大的癌症风险(HQ_(DEHP)=3.51～5.22).当考虑生物可及性后,仍有8%～37%的婴幼儿可能存在生殖风险,几乎所有婴幼儿无癌症风险.     

松花江表层沉积物PAEs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为揭示松花江干支流表层沉积物中邻苯二甲酸酯类(phthalate esters,PAEs)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风险状况本文利用气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GC-MS)对松花江干支流表层沉积物中6种PAEs的含量分布和组成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商值法和环境风险水平(ERL)法对其生态风险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松花江干支流沉积物6种邻苯二甲酸酯(∑_6PAEs)含量范围(以干重计)为6 832.5～36 298.9ng·g~(-1)(平均值为18388.6ng·g~(-1)),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DEHP)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为主要组分,干流点位∑_6PAEs含量(6 832.5～36 298.9 ng·g~(-1),平均值为18 616.9ng·g~(-1))与支流点位∑_6PAEs(10 367.6～26 593.3ng·g~(-1),平均值为18 264.1ng·g~(-1))差异不显著(P0.05),支流点位各PAEs单体含量与干流点位差异不大.从上游到下游干支流∑_6PAEs含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农业自然区域∑_6PAEs平均含量(18 677.5 ng·g~(-1))与城市工业区域(18 063.7 ng·g~(-1))相近(P0.05),DBP和DEHP是两区域内的主要PAEs两者平均值贡献率高达98%以上.②松花江干支流表层沉积物中∑_6PAEs主要来源于人类日用品、农业生产以及含有增塑剂的工业生产.③松花江表层沉积物中DMP和BBP对水生生物无生态风险,DEP具有低水平生态风险,而DEHP和DBP对水生生物具有高生态风险.     

西安市表层土壤中PAEs污染与风险

以西安城市表层土壤中PAEs为研究对象,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检测了城市表层土壤中美国环境保护部(U.S.EPA)优控的6种PAEs (DMP、DEP、BBP、DnBP、DEHP和DnOP)含量。重点研究了城市表层土壤中PAEs的污染水平以及儿童和成人暴露城市表层土壤中PAEs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西安市表层土壤中Dn BP和DEHP高于环境风险限值的样品比重分别为21%和11%;人群暴露表层土壤中PAEs的主要暴露途径都是以手-口摄入为主,其次是皮肤接触暴露,最后为呼吸吸入;不同途径暴露剂量均是儿童高于成人;儿童和成人暴露表层土壤中PAEs的非致癌风险均低于风险阈值1,暴露BBP和DEHP的致癌风险也低于风险阈值10-6。     

黄河下游水体悬浮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

为调查黄河下游颗粒物的风化状况以及重金属变化规律及其污染程度,于2009年6~7月调水调沙期间(每日)及2010年4月至2011年11月(每月中旬)对垦利浮桥水体颗粒物进行采样调查.样品经消解后采用ICP-AES测定其中Al、Na、K、Ca、Fe、Mn、Cu、Zn、Cr、Ni、V的含量.采用化学风化指数(CIA)来衡量硅酸盐的化学风化程度,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颗粒物化学风化程度为中等,近30年来颗粒物化学风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黄河下游颗粒物中重金属(Cu、Zn、Cr、Ni、V)浓度呈现出冬季高夏季低的变化规律,调水调沙期间重金属浓度降低后期略有回升,这一变化规律主要是受泥沙的稀释及颗粒物粒径等因素影响.重金属富集因子(EF)的计算表明,黄河下游Zn具有中等程度的污染,其他元素无明显污染.提取3个因子对黄河下游颗粒物的化学组成因素进行分析,颗粒物主要受风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径流量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执行力

执行力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关乎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目前是党领导一切。要认识到政党政府在宏观调控、微观参与、经济发展配套设施提供方面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使政党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微观参与行为在经济领域达到更好的效果。本文在分析我党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党执行力的若干建议。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执行力

执行力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关乎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目前是党领导一切。要认识到政党政府在宏观调控、微观参与、经济发展配套设施提供方面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使政党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微观参与行为在经济领域达到更好的效果。本文在分析我党在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党执行力的若干建议。     

Restoration of Some Paramet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enthos After Reduction of Anthropogenous Loading in the Ecosystem of the Sevastopol Bay in the Black Sea

Research on benthic commun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Sevastopol Bay of the Black Sea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anthropogenous influence began to have an effect already in the 20–30^th. In this period, all oyster-banks were lost and the mussel-silt and mellina-silt communities have begun to degrade and were not found during almost seventy years in the Bay. The worst state of benthic communities was observed in the 60–90^th, when species of bottom animals were not found over some parts of the sea. In this period, only 10 macrozoobenthic species were registered in the Bay. Mollusks: Nassarius reticulatus, Bittium reticulatum, Cerastoderma glaucum and polychaetes: Nephtys hombergii, Neanthes succinea have proved the most enduring at high anthropogenous loadings The faunistic complex of benthic species registered in 1913 had the greatest similarity to the benthic species complex of 2002. Return of mussel, Melinna palmata polychaete and Ascidiella aspersa sea squirt in benthic communities of the Sevastopol Ba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se faunistic complexes. The restoration of local populations of these benthic species has followed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 anthropogenous loading on the sea ecosystems as a result of the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e military naval base in the Bay during the last five to ten years.     

论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社会成因

民国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社会经济乏力，百姓抗灾能力低；二、政治腐败，体现在政府的赋税名目繁多、政府官员失职渎职以及挪用、贪污河防公款等几个方面；三、战争与灾荒；四、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残酷掠夺。     

论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社会成因

民国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社会经济乏力,百姓抗灾能力低;二、政治腐败,体现在政府的赋税名目繁多、政府官员失职渎职以及挪用、贪污河防公款等几个方面;三、战争与灾荒;四、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残酷掠夺。     

胶州湾海洋动物体中重金属含量及评价

本文主要研究了胶州湾海水、海洋动物体中重金属含量，分析结果表明：沿岸河口地区海水中重金属含量较高，其重金属污染主要受沿岸工业排放废水的影响；海洋动物体中重金属含量为底栖动物大于鱼类；海洋动物体中重金属含量不仅受其所栖息海水中重金属含量的支配，而且受季节的影响；海洋动物对于铜比其它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富集能力。     

论行政指导在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应用

国际化、科技化和伦理化是环境保护立法出现的新趋势,它客观上要求传统的环境保护手段行政强制和经济刺激作出相应的改变.行政指导是二战以后出现的新型的行政管理模式,它注重建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机制,鼓励行政相对人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从而以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强制和经济刺激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不足.     

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辨析

由于环境侵权具有特殊性,我国立法中对于环境侵权逐步确立了在无过错责任下实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但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本文分析了立法与司法中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问题的矛盾及其出现的原因,并主要对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的界定和区别展开分析,指出了二者在概念、逻辑结构与举证责任分配上的不同,并基于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对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问题倾向于法律推定的形式,肯定了由举证责任倒置到法律推定的改革是一种立法上的进步。     

生态文明背景下昆明工业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探析

从生态文明发展视野对昆明工业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推动工业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动力构成进行分析。认为促进企业生态化生产观念形成,推进企业生产设备与生产技术生态化升级,促进工业产业集群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推进传统工业园区向生态工业园升级,促进新能源工业产业优先发展是推动昆明产业生态化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