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演化识别方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是区分城乡地域、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科学基础，城乡边界动态演化方法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南京市1985~2016年土地利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数据为基础，选取景观紊乱度和建设用地占比为形态指标，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为功能指标，从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构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的指标体系，利用公里网格对各个指标进行切分后依据距离衰减理论和“断裂点”分析方法来识别南京市的不同阶段城乡边界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1985~2000年南京城市扩张以内部填充为主，城乡边界变化较为缓慢；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城乡边界变化幅度较大；(2)南京市城乡空间边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扩张特点，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城市国有经济和乡村工业化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慢，快速城市化和开放型经济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快；(3)南京作为特大城市，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以南京为例检验城乡边界演化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利于为其他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提供参考借鉴。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2016年长江经济带129个城市的土地出让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采用趋势分析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价格的空间分布和关联特征,并运用在分析共线性因素方面具有优势的地理探测器模型来测算长江经济带及其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子市场中各地价影响因素的强弱差异,进一步探讨区域内城市地价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以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分级为统计依据,城市数量与城镇人口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等级分布;(2)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的行政等级差异明显,地价水平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地级市—地级州"逐级递减;(3)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趋势,在南北方向上呈现近江区域高、远江区域低的"倒U型"结构。从局部来看,长三角城市群高值聚集、武汉城市圈高低异质等空间聚集和异质的特征丰富;(4)影响东、中、西部城市地价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城镇常住人口对东部地区地价的影响较大;第三产业增加值是中部地区地价分异的核心因素,城市等级的作用也在中部凸显;西部地区地价主要受到城市等级、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城镇常住人口的影响。     

居民活动空间与生态约束协调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以长沙市为例

为了遏制长沙市城市的无序扩张，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保障生态空间质量，划定长沙市城市开发边界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居民活动空间扩展，选取人口密度、居民活动分布、基础设施布局等多源时空数据，通过量化居民活动空间扩展概率，并利用植被覆盖度构建生态约束强度，确定二者协调规则，作为CA模型的约束条件，进行城市建设用地模拟，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结果表明：划定的长沙市城市开发边界，结果与长沙市“十三五”规划的城市空间发展框架基本一致，对未来建设用地扩展方向预测合理，而且避免了侵占重要生态资源，达到了兼顾城市空间发展和生态资源保护的多重目的。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动态规划管理系统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中最活跃、变化最为迅速的地区，是城市研究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分析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特征以及土地利用结构的形成机制的基础上，设计了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动态规划管理系统，包括动态监测子系统、预警子系统和决策子系统三部分。系统的建立围绕边缘区土地的增值特点和土地利用动态更替规律，通过对边缘区土地质量和地价的动态评价，模拟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动态更替趋势，在此基础上，从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方面对边缘区已有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分析和调整，并据此提出管理措施。作为一个循环反馈的运行机制，系统充分利用经济杠杆作为调节的终结，以保证规划的合理调整和实施可能，从而促进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我国城市化进展

——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我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从２７４０．６万人增加到２．１４亿人,增长了７．８倍。２０万至５０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人口增长１０倍;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人口增长５．５倍;５０万至１００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增长４．８倍;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长６．４倍。５０年来我国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所驱动。——城市非农业人口比重不断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有５．１％。改革前,市…     

基于ANN-CA的杭州城市空间拓展与增长边界研究

科学地规划城市未来的空间布局和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是落实自然资源部"三条控制线"与城市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关键,对于城市空间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杭州市为例,运用Euclidean distance建立影响因子模型,对影响城市增长边界的城市空间地形因子、自然环境因子、现状城市土地分类因子、产业与经济环境因子以及现代服务网点布局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耦合神经网络识别城市空间发展潜力,最后运用耦合神经网络与元胞自动机(ANN-CA),按照不同限制条件(严格限制、基本限制、管制区限制)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区规划建设用地优先发展等不同情景约束对杭州市2030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增长边界进行了多维度模拟。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2018～2030年,萧山区,江干区和余杭区城市面积扩张最多,增长的面积分别为83.75、51.96和31.32 km~2,是杭州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2)提出了杭州在坚持"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空间策略的基础上,未来将以东、西方向为重点进行城市扩展。(3)以生态保护、集约节约为原则划定了杭州城市未来增长边界。旨在为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近30年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模式与驱动因素研究

采用Landsat TM/ETM遥感解译数据，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分析江苏省1985～2015年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特征、类型与模式，通过多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索江苏省和各地级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驱动因子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幅度空间上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特征，建设用地扩张速率时间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2010年是快速扩张期。（2)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呈空间自相关和明显的集聚分布。扩张密度分布呈现以江苏沿江地区为高值中心，沿海及苏北地区为低值连片区的空间分异现象。高-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3)江苏省已形成沿长江的城市发展轴带和空间集约的都市连绵区，呈现外延型的空间扩张模式。江苏省建设用地扩张的协调性和稳定性，均出现苏南>苏北的地理空间格局，可分为 4种类型：协调稳定型、不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波动型。(4）建设用地扩张主导时间驱动因子是产业结构转型、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投资增长，第二、三产业比重是扩张的核心时间驱动因素，工业化是驱动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动力。GDP和人口密度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空间驱动因子。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重心迁移与脱钩关系研究

协调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利用关系是经济发展提质增速及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关键，为探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趋势，运用重心模型、Tapio弹性指数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耦合关系与脱钩状态进行测度，并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经济、社会、政策等因素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双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更加明显，经济和建设用地重心均呈现西南方向迁移，但空间耦合性逐渐减弱；（2）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脱钩关系不断恶化，脱钩状态分布格局变化明显，东部地区脱钩状况逐渐改善；（3）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扩张的关键推动力，政策、产业集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扩张。未来要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土地扩张的管控，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则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寻求产业转型与土地利用转型的契合点，追求城市的精明增长。     

1989~2015年武汉市城市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城市格局时空演变以土地利用变化为承载，为城市用地调控、空间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以武汉市主城为实证区，采用1989、1999、2008和2015年4期Landsat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空间信息技术、用地扩张量化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土地利用转换关系，测度建设用地扩张强度、弹性与方向，揭示城市格局时空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989~2015年间，武汉市主城区土地利用变化以建设用地扩张、未利用地和耕地减少为主，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关联度高；主城区建设用地在1999年之后扩张速度明显加快，总体扩张强度逐步加强。建设用地扩张呈现时空不平稳状态，扩张主要集中在以汉阳、青山为代表的城郊过渡带区域，以及硚口、武昌等老城区的更新改造区域，1989~2008年间扩张方向以偏西向为主，2008~2015年间扩张方向以东南向为主，反映城市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空间开发政策变动的影响。     

农地转出:缓解还是加剧了农户的多维贫困?

基于六盘山集中连片区的1 112户农户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多维贫困指数。通过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如果不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22.16%；未转出户如果有机会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30.22%。尽管农地转出行为能够降低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但受制于以地为生思想意识的制约，集中连片区农户并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土地开发整理农户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运用有关行为科学理论。首先了构建了一个模型对土地开发整理中农户行为响应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模拟．接着从农业比较效益、农地产权及其有效性、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劳动力和土地开发整理的外部性等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响应决策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农户的土地开发整理行为不仅要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微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农地产权的有效性是影响农户是否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活动的关键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劳动力供给情况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水平．而土地外部性是影响整个土地开发整理效率的一个美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如何调动农户进行土地开发整理的积极性．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的进程提出了建设．例如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保证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增加土地开发整理主要区域、大型工程、重大项目的投入等。     

种粮大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农地转入意愿越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非农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租金数额；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观察与思考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利用目前存在着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双增"严重占用耕地等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有望成为破解该问题的综合路径。但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位现象,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了中国城乡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总结了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历程之后,运用文献分析与规划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政策执行错位的症结与根源:①"挂钩"政策缺少科学理论支撑导致实践存在盲目性;②土地财政阻碍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损伤农民利益;③保障体系不完善使政府行为公平性、"挂钩"质量与农村权益保障难以落实;④综合评估滞后使"挂钩"实施面临重大风险。在此基础上,"挂钩"研究的重点在于:①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理论与评价体系;②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体系;③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实施保障体系;④构建支撑城乡建设用地置换的项目实施风险评估体系。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上海市郊区农业土地流转类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差异性研究

在对农业用地流转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引导型、集体推动型和农户主导型。进而结合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业土地非耕地化流转的驱动力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对于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政府引导的农业土地流转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集体推动的流转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农户主导的农业土地流转促使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最后以模型运行结果为依据，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维持耕地总量平衡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重庆地票制度风险评估研究

地票制度风险评估能够有效规避、减小风险,保证地票制度安全运行。采用DSP制度风险研究技术体系识别并评价重庆地票制度风险影响因素,再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地票制度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地票制度风险因素有5个,分别为耕地保护风险、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冲击风险、统筹城乡的风险和农民权益保护的风险;②地票制度风险准则层中5个风险的相对严重程度依次为农民权益保护的风险、耕地保护风险、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冲击风险和统筹城乡风险,指标层中农村宅基地社会保障未充分考虑的风险、农民复垦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的风险、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风险、地票落地区农民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的风险和国家计划指标的冲击风险这5个风险比较大;③地票制度系统风险值为0.38,系统风险较低,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长株潭城市群农业用地损失的动态模拟研究

对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农业用地损失进行动态模拟研究,有助于准确归纳其损失的趋势和机制,为农业用地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依据。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过遥感影像图的收集与处理以及空间数据库、方格网系统、十二向玫瑰图和三维山丘图的构建,对城市群扩张和农业用地损失的过程进行动态模拟,通过离心模型归纳导致农业用地损失的动力机制,并对2020、2025年的农业用地损失情况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城镇建成区扩张是长株潭城市群农业用地损失最主要的原因。伴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农业用地损失经历了"中心区主导—中心区与产业园区共同主导—连绵式损失"的过程。如不加以控制,至2025年,一个总面积达1 500 km~2,呈连绵状分布的超大型都市区将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现有中心城区、产业园区之间的农业用地将逐渐消失殆尽,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环境损失。从空间规划上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式,从政策法规上对侵占行为进行严格控制,是保护农业用地的关键所在。研究有望为我国城市群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方法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