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8%的经济持续增长举世瞩目，然而对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却存在着诸多争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是对环境 收入关系研究的经典表述，可以直观地展现环境与收入变化的关系。在前人研究EKC时运用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测量污染程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基于 1982～2006年中国6类环境污染物，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出代表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环境污染指数，利用协整检验来研究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本土化”特征，发现与一般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中国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1世纪初为分界点，之前环境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在追溯期内对环境污染均为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仅在短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研究旨在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暗示着经济发展最终可以弥补早期造成的环境恶化。实证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会出现其他情况：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研究发现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不会长期分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们会重新组合,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N形关系,这就是重组假说。最后总结了EKC存在的问题：计量模型问题,经济分析方法问题。数据和指标问题．贸易问题和其他问题。本文从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总结了EKC的研究现状和进晨。这对弄清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采用可持续的环境政策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环境库兹湮茨曲线假说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大量研究试图得到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找到环境破坏逆转的拐点；但该理论仅仅是从经验出发得到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并未得到证实。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问题。采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点示我国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也不排除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只有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干预才可以使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污染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81-2005年环渤海三省二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实际GDP以及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等两个污染控制变量的年度数据,建立panal data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整体向上倾斜的倒"N"形的曲线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污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恶化速度可能存在一个先相对减缓、后加速、然后相对减缓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饲"U"假说;就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环渤海地区尚未达到环境压力得到改善的转折点:产业结构的转换对工业废气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加剧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污染,FDI导致的污染产业国际转移现象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生;不同省市的个体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三次项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量倒U形。本文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横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与分析。通过单位GDP污染负荷模型分析发现。单位GDP的污染负荷量下降态势。这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已产生明显成效。通过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发现．山东省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呈显着的三次曲线特点。其中,工业废水曲线为“U＋倒U”形．两个转折点的理论计算值分别为3416元和9975元。废气与固废曲线近似于倒U形EKC的左半部分．尚来到达转折点。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山东省EKC的因素还有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工业化进程等。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它可以通过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支出分权度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还将所有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     

武汉市东湖水质污染状况计量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

根据武汉市1991～2004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的监测数据，分析了武汉市人均GDP与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了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武汉市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高锰酸盐指数、BOD、溶解氧、总磷、氨氮）除溶解氧、BOD指标存在近一步恶化的危险外，其余的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好转趋势，说明武汉市东湖水质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东湖水质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特征，而是呈现出倒“U”、正“U”和“N”型3种曲线特征。分析表明，引起上述变化和出现非典型EKC特征的原因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政策取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等因素有明显关系。     

基于高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技术。以高程带为取样单元。研究在高程带上三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量关系。以重庆市为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在高程上是否存在。研究结果发现。污染物浓度随高程的增加呈非单调下降的趋势。人均GDP随高程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在高程上。污染物浓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两者在时间序列和国别（或地区）序列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的结论相似。其中。TSP和NOx分别与人均GDP之间呈较稳定的呈“N”形和饲“U”形关系。受人口密度和高程影响较大；而SO2与人均GDP之间关系不稳定。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的机制与控制政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逐步恶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和控制环境污染排放,必须剖析影响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在分析经济发展和环保制度安排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用1999～2004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导致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恶化的主要因素。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活动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加剧了环境的污染,而环保投资和公众参与、规章制度及政府环境管理制度则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最后,提出运用综合管理手段、加快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环保制度创新等控制环境污染的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动态演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先不断恶化，到达顶点后逐渐改善。从实证研究、计量模型和分解分析三条线索回顾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随着EKC研究的发展，环境指标从污染指标扩展到资源生态指标和环境效率指标，而实证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环境指标和经济变量之间都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计量模型以简化式为多，结构式较少。由于分解分析方法能够定量化各种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因而在EKC成因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尽管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生态环境阈值、污染的时空转移、数据处理与模型方法、环境控制政策和管理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关键要在数据处理和模型构建方面取得突破。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人口增长、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城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染行为为起点,通过比较居民与政府目标函数,首先从理论上做出判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均会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增长,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随后,进一步采取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以我国2004-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角度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数量分别与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间存在着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即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以及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存在着内在必然性;另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自发增长对平均增长的偏离逐年下降,可见,存在政策、制度、行为等外生因素抑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最后,文章从生活垃圾控制和处理的角度,就改善我国城市环境和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