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正>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以传播乐和理念、建设生态文明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地球村以推动公民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为己任,倡导身心境和为内涵的乐和理念,践行以乐和社区与乐和家园为特色的城乡生态社区建设,提供能源及化学品安全等环境教育服务和乐和社工的技能培训,营造以关爱留守儿童、建设农村社区为内容的乐和之家。     

农村生态社区概念及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社区是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旨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提高农村生活质量,运用生态学方法,以系统的环境观来研究相关农村居住环境建设和管理要素,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农村社区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空间和重要支撑。文章详细讨论农村生态社区概念,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社区概念及评价指标的研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农村生态社区概念和内涵,在国内相关部委已颁布的评价指标和国家标准等文献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面向农村生态文明的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化进程中近郊社区生态社区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核心阅渎：近郊社区是城乡体制混合的微观社会组织单元,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面临传统社区衰退、新社区建设矛盾集中等问题,其生态社区建设相比其他类型的社区具有复杂性。笔者参与了广东省某市创建生态社区建设工作,选取此市近郊A社区为例,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在分析社区现状的基础上,发现社区在生态社区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对策。     

可持续生态社区研究进展述评

可持续生态社区提倡人与自然和谐,注重环境保护;可持续生态社区的研究是一种寻求综合解决环境、社会、经济与社区发展之间关系的新方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可持续生态社区的研究、发展历程.针对国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持续生态社区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建议要加强政府统筹、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和示范建设等方面工作.     

生态社区建设的战略环境评价(SEA)应用初探

生态社区是21世纪人类居住社区的主要目标和形式.而生态社区建设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是保证其建设顺利进行的有效手段.本文在介绍生态社区战略环境评价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价的工作方案,并根据绥化市的具体情况,建立了生态社区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这为生态社区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和决策意见.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设计及评价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改变传统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手段,规范农村水环境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农村水环境的现状、治理绩效评价的必要性、平衡计分卡的可行性等要素进行分析,并以乡镇环保机构为例,充分利用平衡计分卡这一绩效管理工具的理念框架,最终设计出一套适合本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绩效指标体系.以期通过对本指标体系的合理运用,为今后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工作参与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治理的路径

有效治理小农户贫困脆弱性,防范小农户致贫风险,是2020年后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新议题,对乡村振兴战略平稳推进有重要意义。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小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是小农户经受的外部冲击与其应对能力两者相较的结果。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服务方法契合了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治理的问题与需求,社会工作参与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治理的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提升小农户应对环境变动的内生能力、增强小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意愿和效能、优化小农户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处境。为了保障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需要完善政策与制度设置,为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提供基础性支持,同时要促进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高社会工作服务小农户的专业能力。     

城市型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研究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带动了社区建设的蒸蒸日上,同时也带来了环境资源的快速消耗及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社区的建设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人类社区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城市型生态社区内涵的分析,探讨了城市型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结合苏州市区域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与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该基础上以指标体系中的生态建筑子系统为例对其做出详细的指标说明.     

建设生态社区的若干思考

建设生态社区作为２１世纪解决人类居住地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问题的方法，正日益受到重视和肯定。生态学在城市社区规划和建设中的应用为社区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本文尝试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探讨社区建设中社区规模、生态流、可持续性等问题，寻求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持续发展的生态社区规划和建设的途径。     

东京湾水环境治理对深圳的启示

分析东京湾社会经济、水环境状况和治理历程,其水环境变化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历程.近几十年东京湾环境管理内容纳入行政管理范围,环境对策、措施随着主要环境问题的变化也经历了诸多变化,促进东京湾水环境逐步改善和恢复.结合东京湾环境管理历程和深圳湾区水环境主要问题,分析深圳湾区水环境治理存在的差距及经验借鉴,可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投融资渠道和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完善,为深圳湾区水环境治理和改善提供参考.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Wat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state of São Paulo,Brazil: Ke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wate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e common, an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water policies is yet to occur. In Brazil, the state of São Paulo enacted a Water Act in 1991 to ensure water availability for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centra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ion.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wat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sues by conducting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in the state of São Paulo. Factors affecting the wat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together with som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four dimensions of key challenges: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The stakeholders believe the political and the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ones. Additionally, the results show different levels of involvement in the areas of water policy strategy, the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by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groups. Stakeholders external to the water sector and from local government were considered to be less involved in water-related issues, when compared with stakeholders from the water sector. The study recommends a change in current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in order to influence decisions and investments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sectors.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环境效应评价

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完善是深化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解决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尚未充分改善环境质量这一现实问题,基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决策机理提出相应假设,选取山西省96个县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相关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效应. 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总体上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改善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域的环境质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环境效应逐渐变差. 生态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每增加1 000元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环境质量就得到2.285个百分点的改善,且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效应呈现出功能区类型、民族聚集程度的差异化特征. 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程度是导致不同地区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环境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建议坚持实施生态转移支付政策,逐步扩大生态转移支付规模,强化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导向性和差异性,完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和完善补偿资金考核机制等,从多角度完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的上海市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

探索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对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格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低效工业用地治理复杂系统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框架,以超大城市上海市为例,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揭示减量化过程和运行机理。结果显示：（1）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具有规划限制性、公共利益性和乡村嵌入性特征,由外部环境、用地效益、主体角色和减量化治理共同构成“外缘—内核”式的复杂适应系统。（2）建设用地“天花板”刚性约束下的宏观资源—环境—发展压力与微观用地效益是减量化的外部情境;内源性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与外源性主体基于公共利益主动介入共同构成基于价值共享的治理结构;刚性政策、激励政策和支持政策形成了“三元互补”系统推动了集体行动;结果则呈现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再配置的协调,而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解决减量化短期压力将成为持续开展减量化的重点与难点。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开展低效工业用地治理提供经验和案例的借鉴。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沙尘暴产生的环境管理体制根源分析及对策研究

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浑善达克沙地所做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对沙尘暴产生及治理环节中的政策和体制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政策和体制问题才是沙尘暴问题的根源所在:以"自给自足"为核心目标的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不协调和草地资源的公共产权是造成草地退化的诱因,在沙尘暴的治理中存在的责任机制不当、生态建设投资机制不当、草原建设管理缺位以及草原生态环境监管低效等政策和体制中存在的缺陷是沙尘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本阻力.提出首先要通过协调农业和环保政策、实施可持续贸易,从源头上减少对资源的需求,从而预防沙尘暴的产生;其次要重点从明确职责和加强基层环保力量入手,提升沙尘暴的治理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对绿色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

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对绿色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给出绿色生态环境是中国发展国策,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定位明确、政府治理思路根本转变和社会典论力量关注,探讨了绿色生态环境建设的特征:绿色生态环境质量、绿色生态环境污染物控制都要加强,这样才能满足建设绿色生态环境区应具备的条件。因此绿色生态环境外部系统和绿色生态环境内部系统,最后要给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探索,推行绿色生态环境发展理念、发挥党务群团组织优势和创新宣传普及工作途径。     

县域主体功能区治理方案设计与监管体系

如何在县域层面深化主体功能区治理理念与方法应用,切实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果是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管理亟需破解的现实问题。主体功能区在国土空间管制中发挥宏观整体性的基础约束作用,重点关注开发密度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弱以及关系国家粮食生态安全的空间范围。县域主体功能区划分应遵循供需双侧导向的适宜性判别思路,兼顾空间边界模糊与监管责权交叉,融合技术判别与主体协商,尽可能落实到镇、村庄行政边界之上。对连云港市赣榆区的应用研究表明：以镇行政边界作为空间边界限阈,该区可以划分出转型发展区、提质发展区、重点建设区、重点培育区、一般农业生产区、果林产业园建设区和禁止开发区等主体功能区。县域主体功能区划定及实施过程应充分考虑县级空间事权关系,构建以省级—县级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与监管体系,从土地市场、政策调控和社会监督三方面形成管控决策协调互动的政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