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

以往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均以年报为样本,本文首次以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指数法依据2006年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外部监管和压力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好于深交所;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与所在地区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环境绩效披露水平,应尽量发挥外部监管机构的推动作用,沪深交易所均应加大引导和推进环境绩效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力度,颁布更为科学、规范、可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操作手册等,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质量。     

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一直是空气污染防范治理的重要一环,但空气污染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面对严峻的空气污染,微观企业是会"知耻后勇"强化社会责任履行还是"放任自流"降低社会责任履行?迄今没有文献就上述议题做出探讨。考虑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理念的践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巨大。那么,地方金融发展是否真正以绿色为导向呢?探讨上述议题,对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推动空气污染防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城市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当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会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通过断点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在分别以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刻画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边际改进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资金实力的同时,会强化空气污染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城市金融发展并非绿色导向的金融发展,由此导致高污染地区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倾向于"放任自流"而非"知耻后勇"。考虑到企业融资约束差异性后,我们发现,对于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根据研究,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空气污染减少企业就社会责任方面投入进而损害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防止出现空气污染加剧和企业环保投入萎缩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提高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理念,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激励机制,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宏观愿景下,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碳减排工作,发挥企业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综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评价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消除股市周期性波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工具变量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会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区域位置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性。其中,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在低融资约束水平下不显著,而在高融资约束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东部区域之外企业中不显著,而在东部区域企业中显著为负。(3)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主要通过企业间资本流动和生产调整机制推动企业碳减排。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不仅有助于投资者甄别企业碳排放水平,进而减少对高碳企业的投资,还可以向企业管理者反馈有效的生产信息,帮助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活动,最终推动企业实现碳减排。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强化企...     

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企业自律系统的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吗?本文从沪、深两市68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环境数据,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逐年提高之态势,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进程与行业特征对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市场化进程快或慢的地区,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略强;无论在重污染行业还是在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重污染行业的正向作用更大。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企业为回应监管部门、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应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盈余业绩与公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披露环境信息，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248家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盈余业绩的衡量指标，采用指数法，实证检验了盈余业绩和公司环境保护性息披露水平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整体水平较低，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披露的信息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无论从行业总一体，还是分行业来看，盈余业绩与环境保护信息披露水平不具有相关性，高盈利公司并不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保护信息，“信号”理论对环境保护信息披露的解释力较弱。政策启示是：尽快推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加强对“环境敏感型”行业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定可操作性的环境审计准则。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基于企业自愿信息披露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履责绩效评价

企业自愿信息披露旨在通过公共对话和组织策略,促进企业与社会沟通,探索合作创新途径。这种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治理机制转型的方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EPR)中的信息责任是这一转型趋势的具体表现。基于企业自愿披露的可持续发展信息评价其EPR履责绩效,可以促进企业主动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全面履行生产者改善产品环境属性,尤其是废弃产品管理的责任,从而改变目前过度依赖政府监管和推动的局限。本文针对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中所涉及的电器电子、汽车、铅酸蓄电池和包装材料四大产品领域,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数据库中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料为基础,辅以企业官方网站上自愿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结合EPR制度的具体要求,建立生产者EPR履责绩效评价体系。结果显示:①按照GRI信息披露框架开展信息披露的企业,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信息可以覆盖EPR制度的各项具体要求;②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电器电子产品领域的信息披露和得分情况明显好于其他三个产品领域。结论中提出以企业自愿信息披露为切入点,构建企业与公共交流的平台,推动生产企业主动参与EPR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表现。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金融危机下民营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路径与政府责任

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金融危机对外向型的中国制造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应对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中国制造业中,民营企业已经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国际竞争力并不强.增强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民营制造企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都明显不足,既受到技术、资金的硬件限制,又没有形成优秀的品牌和企业文化.要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既取决于民营制造企业自身的努力,又要靠政府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民营制造业企业要自主创新、以质取胜、加强管理,并且要增加社会责任感.政府需要在准入条件、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方面提供支持.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对银行信贷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逐步提升、债务融资中对企业环境风险更为重视的双重背景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银行借款能力的影响,对于实体企业绿色发展和银行业风险控制等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沪市重污染行业20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对企业获取银行借款的影响,并探究企业融资需求对这种影响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借款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环境信息会暴露公司更多环境风险,引发债权人对公司正常经营和还本付息的担忧;但影响程度因企业有融资需求而减弱,可能因为此时项目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状况等仍是银行借款审批时的核心因素。基于研究,本文提出应明确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名录,对环境信息披露两极分化的个体进行褒奖和惩处,并加强各部门的联动与合作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