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开发对干旱区区域发展影响的动态计量分析——以新疆为例

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区域。论文以新疆为例,分析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计量模型,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矿产资源开发与工业水平、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矿产资源开发指数每提高1%,工业化水平也相应地提高0.24%,城市化综合水平也相应地提高1.25%;而经济发展存在到矿产资源开发的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矿产资源开采指数相应地提高0.47%。目前资源优势是新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没有陷入"资源诅咒"陷阱;新疆矿产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四大系统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彼此的发展。因此,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是新疆目前区域发展非常紧迫的战略问题。     

中国省域能源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我国的能源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论文选取一次能源生产量和对外依存度两个解释变量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用中国30个省区1997—200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因资料限制,未计算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分析近10多年来我国能源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结果表明,两个解释变量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都说明了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即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很小,说明"资源诅咒"的效应不明显。并且这种负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反映了"资源诅咒"现象不具有长期性,在我国已渐趋淡化。特别是一些能源资源大省如内蒙古和山东已经破解了"资源诅咒",经济增长呈快速上升趋势。这启示我们,只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技术手段,改善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制度安排,可以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     

基于遥感技术的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生态风险评价

矿产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为客观反映由资源开发带来的区域生态风险状况,本文构建了面向业务化应用的资源开发生态风险评价体系,该体系基于空间数据,并利用多时相的遥感数据,具有客观、宏观、数据可达性和更新性强的特点。综合考虑矿产生态影响和遥感技术特点,本文中选取了3个一级指标:资源开发现状、资源开发扩张、区域自然环境本底和7个二级指标:矿产占开采区面积比例、斑块密度、河流与居民地周边矿区面积比例、矿区扩张比例、林草湿地占扩张面积比例、干旱地区面积比例、敏感区比例。指标体系在蒙陕甘宁金三角52个县域上进行了初步应用,该区域是我国能源发展格局中的国家特大级能源基地,文中搜集了本区域的自然地理区域县界、河流、居民点等基础地理数据、2000年和2010年的遥感数据,结合中高低卫星数据,获取了2个时段的矿产开发遥感解译数据,对指标进行了计算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准格尔旗1个县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风险较高,达拉特旗、东胜区、伊金霍洛旗、神木县和庆阳县5个县生态风险中等,府谷县、杭锦旗等8个生态风险较低,其余38个县均处于资源开发低生态风险。该评价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也可服务于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相关政策的制定。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实证研究

为深度了解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准确把握承载力变化趋势,从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3个子系统中选取18个指标构建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安徽省2000—2013年的承载力和3个子系统内部承载力水平进行评价,并采用灰色关联系数选择和识别影响承载力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2000—2005年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略微下降,但"十一五"以来,安徽省承载力水平稳步提升.经济子系统发展力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2013年达到0.99524,几乎达到最优承载力水平;资源承载子系统承载力水平波动起伏,但总体变化幅度小,基本呈"V"型曲线;环境承载子系统(除2009年外)承载力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0.98106;其中,经济子系统发展力和环境承载子系统承载力变化趋势与整个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采用灰色关联系数计算发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4个指标是影响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键因素.     

区域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论文将研究的视点从关注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向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上,选取了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计算香港、澳门地区)2008年能源和水资源的面板数据,力图用统计模型来验证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存在负相关作用的假说,即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对该种资源使用效率往往越低。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的逆向影响,资源的"诅咒"效应不仅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上,也同样作用于资源利用效率上;然而,不同于经济诅咒,资源禀赋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分散型资源上体现更加明显。对区域资源禀赋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更深入的研究将为科学、高效的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矿产资源基础

我国是世界上矿产生产和消费大国。由于工业化起步晚、人口基数大，我国矿产资源相对不足。欲在此资源基础上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继续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以扩大资源总量及完善法制和管理以加强节约外，加大矿产资源供应系统的开放性，增加关键短缺矿种，特别是油气资源的进口十分重要。世界工业化发展历史和我国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高速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更为开放的矿产资源供应，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则迫使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革新。从这一点出发，未来矿产资源供应建立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两个轮子”之上必将成为我国矿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

本文着重从正面探讨我国４０多年来区域发展的矿产资源开发效应。主因子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增长要素决定着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的基本特征；矿业开发活动的专业化分工和发展加速了国家“核心－边缘”二元结构的演进进程；矿业开发对多数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当地资源基础（数量、质量和种类）：富则强,贫则弱；矿业开发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贡献往往大于资源开发本身,这对发展中地区加强对外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全部要素赋值中,４个正相关变量（能源消费、原材料加工工业固定资产、货运量和每千人医院床位拥有量）代表了我国工业化初期的区域发展的基本过程：即社会生产经济结构的转变极大地刺激了矿产资源的消费增长,迫于此种压力,矿业开发活动得到大力加强,由此引发的全国统一运输网的建立有力地推动区域发展,所有上述变化最终为区域社会经济进入全面“起飞”提供了更多的机遇①。     

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域功能转型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采用熵权-TOPSIS法和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格局演进阶段性及其空间差异性,探究了地域功能转型机制及其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趋向优化,其中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提升快速,农业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经过短暂调整后逐步提升。地域各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呈现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耦合的递进式演进规律,地域功能经过了由农业生产主导型向生态保护主导型,再向各功能均衡协调渐进转型的过程。不同县域单元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高值区集中在秦岭北麓地带和汉江沿岸。研究认为陕西秦岭山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包括：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地区之间互动,提升地域功能协同度;构筑绿色发展体系,促进各系统功能互补,提升地域功能耦合度;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补齐地区发展短板,积极融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搭建科技创新智库平台,创建秦岭综合研究示范区,提升区域系统创新能力。     

能源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研究——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

本文探讨了能源资源富集、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经济大区能源资源开发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侧重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从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能源开发对地区经济繁荣的意义和作用、富能地区经济系统的空间组织以及推动能源开发同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的区域政策要点。     

基于系统论的区域水体污染治理思考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总体上在不断恶化,特别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体污染较严重。本文在分析我国水体污染及治理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基于系统论整体视野的区域水体污染防治对策,并指出以系统论为指导根治我国区域水体污染的根本措施是全面修复生态环境和发展循环经济。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集中化的演化趋势

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与地域分工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受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以及耕地保护、农业补贴、价格保护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区域专业化的方向和地域分工取向尚不清晰,不过农产品生产的集中化趋势却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论文以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主要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利用省域单元1981—2013年的产量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方法揭示1980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区域集中化程度的演变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的集中化程度明显上升,3种粮食作物中小麦生产的集中化程度最高,并呈相对稳定的集中化趋势,而稻谷和玉米生产的集中化程度则经历了一个“U”型变化过程,意味着稻谷和玉米生产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空间重组;依据集中化趋势,稻谷生产向黑龙江、湖南、江西等地集中,小麦生产向河南、山东、安徽等传统小麦产区集中,玉米生产则向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集中,预示未来极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及其周边形成专业化粮食产区。加强这些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区专业化与地域分工。     

中国城乡统筹绩效评估与城乡统筹趋势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中国2000—2009年的城乡统计数据,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资源5方面构建城乡统筹绩效评估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综合评判法、关联性分析和关联度计算等方法,测算了中国城乡统筹绩效,定量评价了中国城乡统筹趋势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中国城乡统筹总绩效系数偏离1的程度大,中国城乡差距明显并有逐渐扩大趋势。从城乡统筹单项绩效看,城乡人口统筹和生活统筹绩效逐渐趋好,城乡经济统筹绩效不甚明显,城乡社会统筹绩效波动变化,城乡资源统筹绩效较差。通过正负关联性的计算可知,城乡统筹绩效指数的总体发展趋势与城乡人口、经济和资源统筹绩效指数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而与城乡社会、生活统筹绩效指数的变化趋势相反。从综合指标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发现城乡统筹总绩效与城乡资源统筹绩效、城乡经济统筹绩效和城乡人口统筹绩效的关系密切,资源经济和人口是中国城乡统筹的重点。此外,中国城乡统筹还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比如总量和平均量的差异、投入与产出间的差异、大区域之间的差异以及省际差异。     

有限约束的Rabenau-Lin区域增长模式

区域发展动力学模式有关研究揭示了以下两个十分重要的区域增长原则:区域发展第一原则:在区域竞争中,应以提高投资环境竞争力为第一,以提高资本增长指数为第二,以提高劳动力增长指数增长为第三;区域发展第二原则:在有限的环境资源约束下,如果区域的平均利率低于区域外的平均水平,要保证区域经济的稳定,必须保障资本的增长指数小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