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流转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的流转有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引导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基于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特许经营者享有流转决定自由、选择流转相对人自由及定价自由,国家可基于自然资源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对特许经营权流转予以限制.我国矿业权、海域使用权、取水权、渔业权等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流转立法还存在较多法律障碍.直接转让、作价出资、证券化、出租、抵押等是特许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形式,并且受到流转主体的资质、流转客体的适格和流转形式的要式等限制.     

景区经营权转让的法律分析

2002年以来的近半年时间里,国内外资本与我国旅游景区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取得了许多喜人的成果.据贵刊(今年第1期)介绍,四川省率先在全国推出"改革创新旅游景区发展模式",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旅游招商洽谈会,向与会的中外客商推出了多达100个的旅游招商项目,其中涉及景区招商的有60个左右.在这次招商会上,多个极具开发潜力的景区的经营权顺利实现转让,为四川旅游实现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表明四川旅游力图创新.     

“三权分置”下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限制性规范研究

"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制度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农地改革的实际效果。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2019年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就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设定了诸如"受让方再流转时须经承包方同意"等限制。通过处分权能视角检视,认为该限制性规范的存在对于规避再流转风险而言收效甚微,实属人为设置流转障碍,即缺乏合理性以及现实必要性,背离立法精神。为完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限制机制,首先应将"受让方再流转时须经承包方同意"这一限制性规范予以删除,同时通过积极培育中介服务组织等综合举措加以制度保障,以期实现土地经营权再流转限制机制的科学配置。     

四川推出“十大景区对外合作开发经营推介活动”

这次对外合作开发的景区有世界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有极具成长价值,尚待开发的旅游区,包括了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现代高科技旅游开发等多种形式。这十大景区的投资开发项目分别为：三星堆遗址开发保护、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四姑娘山风景区、稻城亚丁生态景区、青城山磁悬浮旅游列车工程、剑门三国古蜀道景区、凉山中华航天博览园、自贡恐龙王国公园、阆中古城保护开发和跑马山康巴文化旅游区开发等。这些投资项目大都可以细分,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合作开发,可将经营权部分转让,具体投资额度可视实际情况而定,使大、小资本都可在此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失败的制度根源剖析——以贵州马岭河景区为例

近年来,转让经营权成为一些风景名胜区管理和经营改革过程中引入企业化经营的一种制度创新模式。贵州马岭河作为全国首个实行风景名胜区内项目特许经营管理的试点单位,却在经营权转让后仅一年便以企业的退出而宣告失败。基于制度层面对马岭河景区转让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讨,并就如何规避景区市场化运作过程中的经营管理风险和负面影响提出相关对策,旨在为我国相关旅游地的开发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和理论借鉴。     

四川旅游资源利用中的失策与对策

资源及遗产利用保护管理中的政府失灵 　　四川在旅游资源与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出现了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下缺乏进一步的区域性旅游资源发展总规划;旅游资源系统本底调查的科学保护工作没有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缺乏一支稳定的旅游景观资源系统调查、持续管理的专家队伍,因此造成了许多区域开发先于规划,资源本底不清、特色不明,开发缺乏科学定位,开发项目趋同.政府在将自然文化遗产(包括一些属于自然保护区范围)的开发经营权转让给企业时忽视保护权、监督权,造成自然遗产的开发和保护脱节. 　　……     

早开放 早主动——访四川岷山饭店党委书记曹洪明先生

2001年四川省政府作出“四川十大旅游景区开发经营权转让”的决议,2002年四川宣布从5月1日起提前对外开放旅游市场,这充分表明四川省发展旅游产业的决心和信心,标志着四川旅游市场的全面开发战略已经打响,政府将完全从“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和“教练”。此举对旅游业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稍纵即逝,而挑战却长期存在,旅游业何去何从、如何把握?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四川岷山饭店党委书记曹洪明先生。     

长沙土地流转的“市场竞价模式”及其特点

长沙市早期以"政府指导模式"为代表的土地流转实践对于推动农村土地市场的规范化运作有一定的经验价值,但弊端更为明显。在基层实践的基础上.长沙市通过设立专业化的土地交易中心并制定体系化的法律规则,为土地流转提供了一种市场与法治相结合的、侧重保障交易自由与农民自组织权利的"市场竞价模式"。     

不同开发模式红色旅游景区与核心旅游社区共生发展差异研究——以革命老区梅州蕉岭县为例

从旅游共生视角出发,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分析了广东梅州蕉岭县红色旅游景区与其核心旅游社区在不同共生维度上的发展差异。结果表明:位于城区的"红绿结合模式"景区与核心旅游社区在经济共生、社会共生、文化共生方面发展程度最高,达到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条件下的一体化共生;"红土结合模式"景区与核心旅游社区在经济共生、社会共生和心理共生方面发展程度较好,达到非对称性条件下的连续共生;"红古结合模式"景区与核心旅游社区处于偏利共生条件下的间歇共生;"博物馆模式"景区与核心旅游社区共生发展程度最低,处于偏利共生条件下的点共生。     

国家公园:区域绿色发展的新平台

按照有关规定,旅游景区的外延在相当程度上与自然保护地重合,地方政府也习惯于将自然保护地打造成大众观光旅游景区或旅游度假区。但两者在管理体制、发展理念和目标、具体工作内容上都有明显区别,尤其在中央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后,这种区别将使两者的发展分道扬镳。虽然不是旅游景区,但国家公园可以发展以国家公园体制和国家公园品牌体系为基础、依托国家公园特色小镇的国家公园旅游,采用三次产业的整合和升级将生态产品的价值可持续地增值变现,实现以旅游景区为定位的传统发展方式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的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     

基于PCI_2的网红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差异研究——以重庆洪崖洞为例

以典型"网红景区"重庆洪崖洞为例,研究其游客满意度水平,并引入第二代潜在冲突指数(PCI2)对游客满意度的内部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网红景区洪崖洞的游客满意度水平较高,旅游景观、旅游餐饮等是游客满意度较高的要素,而旅游服务与管理的满意度最低;游客在旅游服务与管理、其他旅游基础设施、景区环境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而在旅游景观方面的差异最小。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洪崖洞景区未来发展建议。     

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农户投入意愿与选择取向

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3—5年、5—10年、10—20年、30年和长久不变)农户的投入意愿和选择取向。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相关政策的认知和了解度较高。(2)无论是经营自家承包地还是租用他人承包地,随着承包期限(或租用期限)的延长,农户的投入意愿逐渐提高。(3)受访农户总体上希望土地承包期限延长,但仍有近50%的农户希望定期调整土地承包权。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农户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的了解和认知度,有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意愿;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是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应进一步保持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总体稳定性,强化农地承包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的选择取向具有较大差异性,反映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下正效应(促进农户投入,提高农地集约度)和负效应(较大比重农村人口"生而无地"的不公平性)的共存性,应在保持土地承包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考虑家庭人口变动和农村人口迁移进行土地承包权的局部调整。     

基于供需关系的都市近郊旅游地发展路径与机理研究——以安徽来安白鹭岛景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不断提升和丰富,出现了旅游景区和旅游产品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大都市近郊地区是新的旅游景区、新的旅游产品创新发展地区和集聚区.安徽来安白鹭岛景区是在新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旅游景区,白鹭岛景区临近南京,交通便利,土地资源、生态资源良好,经过7年发展,已成为皖东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区.     

"大太白山"旅游整体开发战略研究

立足太白山旅游发展现状,提出当前阻碍太白山旅游发展的四大问题.为了提升太白山整体旅游水平,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合理途径,将太白山南、北坡相关保护单位与景区联系起来,以"南北统筹,差异开发"为指导思想,探讨在"大太白山"框架之下的旅游整体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将大太白山旅游区划分为"两片四区",提出了相应的产品对策.     

《旅游法》对林业资源利用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发展中林业资源的利用提出了要求,《旅游法》的颁布实施为林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的传播、林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新机遇,同时对林业旅游景区的严格管理、环境保护、市场经营及战略宣传有较大影响,将使林业资源的利用、经营、管理和宣传法制化。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对旅游发展中林业资源的保护提出了健全规范林业资源利用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司法体系的保障作用、推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建议。     

论旅游景区循环经济的策略

本文尝试将循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导入旅游业,提出了旅游业循环经济的内涵,以及旅游景区循环经济的概念与发展模式,井着重就旅游景区循环经济的实施策略进行了研究。     

旅游法之深层辨析

"十一"特长假,拥堵再次成为旅游热点问题之一,解决途径之一是恢复"五一"长假。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更需要法律保障,《旅游法(草案)》既为旅行社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提供了合法经营的稳定依据,同时也为旅游者的人身安全及各项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公园法与旅游法具一定关联性,功能却不同,但对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中国民众的旅游福利,两者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视角出发,构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1)空间距离临近性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敏感性产生了一定的扰动,但影响程度有限,大南岳旅游圈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主要集中在核心景区的东部。(2)单一的季节性旅游自然景观或单一的文化景观开发是当前许多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发展存在的主要现象,这种开发模式不利于乡村旅游地的长久发展。(3)景观类型与核心区相同时无法有效吸引游客,而景观类型具有独特性时能有效吸引游客。(4)适应能力对社会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高于敏感性对社会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旅游服务质量等8个指标对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绩效评价

为了科学评价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的经营绩效,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特征属性,探索平衡计分卡在景区绩效评价中的应用,从财务、资源及环境保护、社会、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六个维度构建起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绩效评价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确定评价指标的相应权重,以期为全面系统地评价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绩效,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参考。     

乡村社区-旅游景区共生模式研究

合理科学的开发模式既能够深化旅游开发研究,又能够对旅游开发实践加以正确引导.在解读乡村旅游已有开发模式的基础上,较全面地阐释了社区-景区共生模式的内涵、演化过程以及模式构成,梳理了社区-景区共生模式的基本运作过程,并对该模式的效益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