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

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长期滞后,加之国有经济占比高,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供给与需求错配严重,难以适应工业4.0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的需要。目前,受经济周期和矿业周期叠加的共同影响,20世纪头十年全球矿业发展黄金期告一段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波动,总体需求持续低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要求。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障碍,指出经济下行导致资源领域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在国家继续严格实行强制性节能减排的情况下,主要能源和矿产品消费规模有可能提前达峰,这有助于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标的承诺。同时,由于在资源型产业"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资源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出现多轮反弹,进一步增加了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设计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提出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本着"有进有退、以退促进"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加兼容,建立完善进入衰退阶段的资源型产业有序退出的机制,切实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     

论城市建设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引导作用

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的重大命题。以往的理论和实践,大多只关注经济转型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而较少关注城市建设对经济转型的引导效应。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城市建设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引导作用,并由此提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和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有色金属资源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有色金属产业特点的分析，及对当前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回顾，认为有色金属资源型实现主导产业由依赖矿产资源的采掘和治炼业向后续加工产业的转变，是有色金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战略选择，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与深加工产业是逐步摆脱资源有限性对经济发展制约的有效途径，文章还阐述了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与深加工产业应处理几个问题：①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②要一手抓有色金属新材料，一手抓有色金属产品的深加工；③要统筹兼顾有色金属新材料与深加工产业和其它接统产业的发展；④要不断强化产品质量意识和品牌效应；⑤要处理好“人”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动力衰减型资源城市转型战略思考

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对动力衰减型资源型城市进行了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外政府、专家学者对资源桔竭型的城市关注较多,但对资源尚未枯竭、主导产业对城市拉动作用已呈衰退之势的动力衰减型城市关注不够.动力衰减型资源城市既具有资源型城市的共同特征,又与资源枯竭型城市有着明显区别,虽然此时资源型产业对城市的贡献已呈衰退之势,但其主导地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城市自身尚有能力支付经济转型成本.为避免资源枯竭后被迫转型的高昂成本.政府必须主动启动此类城市转型,并依据科学发展观及早制定经济全面转型战略.邯郸市是动力衰减型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本文在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时机与动力衰减型城市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邯郸为案例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其战略转型的政策思考.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除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一般问题外。西部资源型城市还面临诸如交通条件差、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严酷、文化观念落后以及科技含量低和人才短缺等特殊的制约，但同时西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抢抓发展机遇。迎接挑战。发挥比较优势。建设两个生态环境。营造经济转型环境。积极主动地实施经济转型是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

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问题：①城市产业结构属于资源型、粗放型的传统初级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与效益低下；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巨大；③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严重；④机制体制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成功转型需要战略创新。具体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创新——社会福利均等化、经济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效益目标；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转变传统增长方式；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依靠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战略；生态城市战略；机制体制创新战略等。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论探讨

科学发展观要求资源型城市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实现绿色转型.本文构建了绿色转型三维结构模型,在比较分析一般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差异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表明:绿色转型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企业、产业、政府七方面与一般经济转型存在显著不同.相较而言,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强调绿色经济的实现而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强调产业内劳动力质量的挖掘提升而非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转移安置;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而非脱资源化发展;强调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保护而非生产过后对污染的治理;绿色转型注重企业绿色运营制度和绿色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改造及产业体系整体的绿色重构;注重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换及其自身的绿色约束和监管.总之,绿色转型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及方向,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先进转型模式,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参考并推广.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是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确权和量化,是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在审计上的“融合”。作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依据,相关制度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确权、计量和有效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抑制资源滥用冲动。但立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实践,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个案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分析现行的自然资源制度,没有发现可操作性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计量制度和评价制度,已有制度存在权责不匹配、责任界定不清晰、公众参与有困难、审计指标不健全;制度系统呈现存量不足、增量困难、实践不力,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需要。因此,可以从制度存量、增量和协同三条路径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在完善制度存量方面,可以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嵌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内容,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评价标准、责任制度和审计结果运用办法等;在提高制度增量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制度、计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同时,通过适时修订审计法、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法,强化制度协调,以突破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瓶颈,方便审计算好“生态账”、把好“生态关”。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借助决策层和专家力量,摆脱部门立法局限,强化制度协调;同时,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兼顾公众、个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多方利益,才能有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要素错配:解开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之谜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扩大及生态资源破坏严重的困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该研究从要素错配的新视角,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理论上,构建了描述资源型城市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考察了要素错配对城市产出效率、环境效率及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基于2005—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改进后的方向距离函数(DDF),分别从劳动、资本、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五个维度对全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加以测算,进而检验了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确切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配置过度还是配置不足,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率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劳动错配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分析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回归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产出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友好三个方向上将转型效率进一步分解,研究发现各要素错配均会阻碍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但是不同于劳动错配和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对产出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按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对转型效率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该研究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问题,从国家、城市和产业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并强调要注重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该研究不仅能够为解释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困境提供一个新思路,而且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制定和政策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测算与方向选择

在绿色增长理念和“分类引导、特色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如何科学地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从而确定未来转型升级方向,是引导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在绿色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能源节约、附加值提升和环境友好三维空间,从方向向量内生化、引入相对距离和外生权重三个方面对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的测算方法,讨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进而以2008—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0.4~0.5区间内,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②根据修正后的转型升级压力测算结果,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巨大,80%以上处于中效区和低效区,49个城市选择单向转型,53个城市选择多向转型;③来自不同地理区位和成长阶段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水平最高,东北地区要致力于附加值提升和节约能源,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不同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城市则需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     

中国资源型城市CO_2排放比较研究

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作为践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主体,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关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承诺的中长期碳减排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CHRED),综合运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分类比较研究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对我国126个资源型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些城市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了这些城市未来碳排放趋势和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达峰情景下,2030年126个资源型城市将以72.65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60%;在提前达峰情景下,资源型城市将在2025年以53.78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45%左右。最后,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以及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促进资源型城市碳排放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三是改善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燃料利用的比重;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本文以95个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004—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几个方面,考虑能耗强度、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辖区面积四个因素,利用LMDI法对资源型城市的能耗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并针对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总体来看,对资源型城市能耗增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能耗强度与经济规模,其中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能耗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不足以抵减经济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导致能耗总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和辖区面积扩大对城市能耗增长的贡献率较小,都只是微弱的推动作用。单个城市能耗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与总体情况较为一致,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分区位看,越是落后地区,能耗强度下降对能耗增长的抑制作用以及经济规模扩大对能耗的拉动作用越强;分规模看,小城市的落后产能改进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分资源开发阶段看,衰退型城市落后产能改进成效突出但能源利用效率依然较低,成熟型城市对落后产能改进空间的利用不足。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型城市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降耗的分类指导;强化宣传教育,有效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节能降耗意识。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