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静态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有着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流入人口和流入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都很突出,流入人口带来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简单人口数据的集聚;净迁移人口和净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迁徙,对城市化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力量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除继续发挥经济力量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外,更需重视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     

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判断得到我国人口城市化仍处于低增长水平的线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理性选择。     

中国城市用地增长极限规模测算

快速城市化出现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需要测算一个极限区间值进行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以促进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的落实.但是如何测算这个极限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个常规方法组合和关键指标相结合的技术思路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首先对城市用地扩展规模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城市人口数量和GDP分别与建成区面积相关性,确定了城市人口数量对建成区面积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采用逻辑斯蒂模型,依据我国1950-2010年经济数据,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依据1951-2010年全国人口数据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分为三个方案对结果进行了讨论;最后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将人均城市用地规模取值控制在65.0-115.0 m2,计算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结果表明,到2045年,中国的城市化预测水平为79.99％,在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较好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将达到14.97亿人,城市用地扩展规模为77 857.38-137 747.70 km1;若中国人口达到有关研究的预测峰值16亿人,中国城市化水平稳定在80％,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将会是83 200.00-147 200.00 km2.综合以上分析,未来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应在7.8万km2到14.7万km2之间.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的一个证明

迅速发生的人口转变现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经济增长同样受到人口转变的影响.本文以1978-2004年为样本区间.按照2010、2020、2030年劳动力人口预测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4种路径分别进行模拟.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内在源泉.我们发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其他因素,都会降低人口转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2%的目标构成较大瓶颈.而有可能的瓶颈应该是资本存羹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低效利用的状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急需改变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发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力量,以减缓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还存在着不协调的一面。本文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对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就要从提升工业化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扫除制度障碍等方面入手,推进城市化与产业机构的协调发展。     

多维度视角下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

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背景下,透过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表象,从结构层面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探究,有助于清楚识别与理解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发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该研究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并将数据汇总至省级和区域层面,从城乡人口变动、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度高于乡村人口减少的贡献度。(2)乡城人口迁移仍是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其次为区划调整增长,最末为自然增长。(3)城镇人口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县域城镇人口变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略高于市辖区城镇人口变动。(4)东北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乡村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已出现自然负增长和净迁出的现象,且该地区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流失严重。据此,各级政府应及时审视过往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提下,重点结合区域或城市自身的自...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迁移密切相关，中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其根源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之发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运用平行数据《panal》模型，对影响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城市化发展的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非常显著。②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则由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对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以推断。中、西部开放力度的加大将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我国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因素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优化方向作了简要分析。     

生态哲学维度:人口生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适度人口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了良好条件。如果进一步考察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不难发现人口特质在可持续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其空间分布特征更具有现实意义。认定全方位适度人口的目标追求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基本实现途径。而全方位适度人口目标的实现则依赖于人口的合理生产，如何做到合理生产我们给出生态哲学维度，提出人口生态生产，即人口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在生物学与社会学层面上始终贯彻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生态化的原则。     

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回顾与再认识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 ,对适度人口理论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 ,分析了中国适度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未来。     

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中国人均资源贫乏、人口对生态系统压力增大、经济落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失业严重的情况下 ,人口过快增长既不能促进资本增长 ,也不能促进技术进步 ,它只能会减缓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 ,为了促进人均收入的提高 ,必须尽可能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源配轩优化的根本创新路径,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动人口为理性行为选择者,在社会制度安排许可的发展环境下,当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间形成比较收益差异,存在着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的潜在和现实的各种获利机会时,就必定驱使人们由低收益领域向高必益领域流动,而且比较收益差异量与流动人口的流速、流量正相关,并必然导致产生收益率及人口分布走向平均化的趋势,社会发展也将获得最优化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果.其相关政策含义:一是人口流动是流动人口的理性选择;二是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流动权利;三是利用比较利益差别促进人口流动;四是降低各种不必要的流动成本和流动风险;五是建构人口流动的有效率社会发展框架.     

Ontogeny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and Population Variation

By definition, the ontogenetic and population organization level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Studies at these levels are traditionally independent. However,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evident that speci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s in terms of ontogeny is necessary for correct estimation of populations and their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s well a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population processes.     

基于人口视角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公共服务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最终都会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不同社会成员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各自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也有着较大的差距.本文立足于"人"这一基点,从三个方面剖析了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形成的原因:①长期存在的对"人"身份进行区分的传统及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体现是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形成的根源;②人口流动性的缺乏为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某种便利;③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人口结构等也加剧了我国公共服务非均等格局的程度.从"人"的角度看,我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彻底消除身份传统在公共服务体制中的影响,建立起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和公平的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努力提高人口的流动性,并使社会经济改革与不新提高的人口流动性相适应;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等方式来适当调整人口结构.     

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