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静态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有着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流入人口和流入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都很突出,流入人口带来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简单人口数据的集聚;净迁移人口和净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迁徙,对城市化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力量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除继续发挥经济力量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外,更需重视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中忽视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具有的内在联系,结果主观的拆分了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增长路径和传导机制模糊化处理,也就出现了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四大经济板块进行误差修正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产出效应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效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行业,空间)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效果较明显,其他地区甚至是负作用。资本要素(行业,空间)转移作用不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抑制作用。土地要素的形态(用途)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呈现巨大的促进作用。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中国在总体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现状。推行二孩政策,对缓解因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意义重大,并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提供契机。通过对比分析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人口红利效应,对更为客观地认识政策实质,保障政策落实,进而推动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二孩政策的实行对"储蓄率"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在城市,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体现;在农村,则主要通过推动性别比的均衡发展体现;3在城市及农村均缺乏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政策;4二孩政策的生效具有滞后性;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契机难以把握。结合本文预测结果,2050年,老年抚养比高达51.45%,为使人口红利效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制度,鼓励生育二孩;注重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女孩的高等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以弥补"数量"缺失;合理引导老龄人群消费观、投资观、从业观的调整,逐步营造"养老"与"生育"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社会环境。     

外出务工经历对回流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运用广东省西部山区云浮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非农就业决策模型,探讨劳动力回流对于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回流的确促进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对于那些2000年以后回流、在外务工时间较长、变换工作次数较多的具有丰富外出工作经历的回流者尤其如此。这些劳动力在外务工过程中,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其回流后对农村非农经济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体,在新的劳动力流动格局下,农村劳动力的这种特征转变将促使劳动力在回流后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最后,本文就如何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中国的能源强度

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对能源强度正负双面效应的叠加,使其施加于能源强度的总体影响难以把握。本研究依托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生产函数,借助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联系机制,推导三者与能源强度的数理关系。我们以此为基础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并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05-2013年的数据,使用FE、IV-FE、IV-GMM和MG四种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城镇化短期内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但中国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中并没有持续发挥其在集约利用能源方面的优势,以至于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长期影响表现为正。2在控制工业化的内生性后,IV-FE、IV-GMM模型表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可有效改善能源强度。3信息化在改善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方面的短期和长期作用均较为显著。从而,中国需将城镇化短期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化为长期节能降耗优势;需构筑节能型现代产业体系,释放工业化结构节能红利;需深挖"信息节能"潜力,强化信息化节能效应。     

江西省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西省2007～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鉴经典要素错配模型,测度省内11个地级市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3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总体要素错配最大,其次是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最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各地市要素错配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力错配离散程度先减后增,资本错配和总体要素错配离散程度降低。时间上来看,各地市3类错配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要素错配有所改善,部分地市在测度期内要素错配波动较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支农财政、工业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占比、人均化肥投入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要素错配,而人均耕地规模正向影响了要素错配,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未充分发挥。为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应着重改善资本错配,继续完善支农财政金融政策,提高其与区域资源禀赋的耦合度,鼓励生产要素回流到农业部门,优化要素投入配比,充分发挥农业规模经营的优势,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与东北经济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失局面也在加速发展,为探究二者间的联系,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的视角切入,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推导了各变量与人均资本、人均产出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一阶系统广义矩估计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等变量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反作用,利用交叉项分析探讨了人口因素对东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发现: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东北经济增长成正相关,而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净迁出均对东北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相较于一般性的人口流动,户籍人口的净迁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突出;3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产生的影响会有所差异;4东北经济增长存在惯性且符合区域增长收敛理论;5投资率与劳动力参与率这两个变量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6经济增长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1东北地区应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调整人口政策,平衡地区间养老压力,发展老龄产业;2东北地区应控制人口流失局面,放宽户籍限制,加快国企改革,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留住人才。     

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和环境污染效应

文章匹配相关空间栅格数据与乡镇经济统计数据,整理10 796个乡镇2013—2017年间的经济面板数据和2011—2017年间的环境面板数据,并基于2014年全国重点镇建设名单增补调整的政策冲击,评估了乡镇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结果表明:第一,全国重点镇建设在提升乡镇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其空气污染,即积极的"乡镇发展效应"与消极的"环境污染效应"并存。第二,乡镇的城镇化建设效果具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仅受到县级城市中心的辐射影响,而环境污染效应则主要限于远离地级和县级城市中心的较偏远乡镇。第三,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离不开工业化的配合,但却可能存在污染性生产活动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走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远离区域经济中心的偏远地区,不可片面为了吸引产业和人口流入,而放松环境规制要求。对于污染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改造力度,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成因探析

1990～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已从原来的北高南低态势转变为目前东高西低的格局。这是由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背景、人口分布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各省区1990年和2000年城市化水平与自然、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等四类12个指标的因子分析表明,区域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人口密度、农业经济呈负相关,而且受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强烈。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工业化因子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减弱,而综合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显著增强。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重庆市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和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流动距离、预期收益、人力资本比率对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并由此得出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建议。     

资本投入、耕地保护、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走过的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动态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显著,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既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又能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两个效应相互作用或抵消,使得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时,应该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     

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的一个证明

迅速发生的人口转变现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经济增长同样受到人口转变的影响.本文以1978-2004年为样本区间.按照2010、2020、2030年劳动力人口预测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4种路径分别进行模拟.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内在源泉.我们发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其他因素,都会降低人口转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2%的目标构成较大瓶颈.而有可能的瓶颈应该是资本存羹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低效利用的状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急需改变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发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力量,以减缓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城市外来劳动力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的实证考察

本文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劳动力流动不仅受迁移地收入的实际效用变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且根据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域内外收入差距、直接成本变动、潜在风险成本对外部劳动力流入的影响度.估计结果显示,域内外收入差距与外部劳动力流入正相关,直接成本和潜在风险成本与外部劳动力流入负相关,进一步明确了收入差距和成本变动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程度.鉴于各因素对外部劳动力流入所起的作用,要进一步促进我国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入,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二是降低迁入地较高收入的成本率.     

压缩型国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探究

由予工业化发生的时间、背豢、速度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人口问题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缩短、人口红利泡沫、人口红利期与实际抚养系数大的矛盾交织等。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压缩性特征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出现了新特征．其中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对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认为引起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①现代化的产业结构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不相适应；②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③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创造“一百英镑技术”型经济模式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迁移密切相关，中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其根源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之发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运用平行数据《panal》模型，对影响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城市化发展的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非常显著。②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则由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对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以推断。中、西部开放力度的加大将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     

能源政策如何作用工业绿色经济发展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能源政策体系和多元化的能源政策目标,其中新能源开发类政策、节能类政策以及传统能源转型类政策作为三类较为主要的能源政策,分别对应能源领域开源、节流与转型的政策目标。为探明三类能源政策作用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力、政策时效性以及政策覆盖面,本文选取单位GDP能耗作为工业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构建能源政策作用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计量模型,由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经济结构、资本与劳动力水平、地区环境治理水平、国有能源比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在此基础上,使用31个省份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区域实证检验三类能源政策以及各控制变量对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各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下:(1)开源类、节流类、转型类政策都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发展,其中开源类政策和节流类政策的政策效力较强;(2)开源类、节流类政策的时效性强,但开源类政策更多具有短期效果,节流类政策具有持续性,转型类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3)分区域来看,节流类具有最广的政策覆盖面,在西部地区,各类政策的起效存在一年的时滞;(4)环境治理对工业绿色经济发展影响显著,治污投资比对中西部工业绿色经济的影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目前的国有能源工业规模对于工业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推进转型类政策的合理制定,加强其政策有效性;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培养有良好政策反映度的工业环境;最后,促进中国能源产业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中国流动人口的时空特征及其发展态势

中国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和空间指向性。现阶段东部地区是主要人口流入地,中部地区是主要人口流出地;县内、市内和省内流动比重较大,流动距离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建制镇和城市街道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城乡结构分布地区差异显著。未来沿海吸纳流动人口的优势仍将持续,但比重尤其是低素质流动人口比重会逐步降低;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局面;西部地区将加速人口外迁和向宜居城市集中;东北地区伴随着产业复兴与区域振兴有可能成为未来人口流入增长较快的地区之一。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今后应加强政策引导与规划,使人口流动的方向、空间分布与区域长期发展的要求相吻合,使人口流动成为促进区域和谐、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