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R模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及优化模式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是实现布局优化的基础,也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利用GIS技术分析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实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从而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实施和村镇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金牛湖街道农村居民点现状在整体上存在“布局松散、面积零碎”的问题;各村（社区）之间地域差异明显、分布不均衡;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沿“低坡度、低高程、交通便利”地带分布的显著特征;（2）按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程度,可将金牛湖街道划分为5种适宜性分区。其中,高度适宜区占街道总面积的165%,总体上能满足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3）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及适宜性分区结果,将各村（社区）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内部整改”、“逐步迁村并点”3种优化模式,并从宏观层面上提出优化路径     

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基于GIS和组合赋权法的农村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及管制分区

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进行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以了解农村生态质量状况、明确农村生态功能适宜程度及空间分布,为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土地利用方向的确定和空间布局的划分提供科学的生态适宜依据,从而更好地协调农村发展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岩南村为例,开展了农村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及应用研究。以高分辨率航空影像为数据源,从地形条件、土壤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人类干扰5个方面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构建了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模型;以栅格为评价单元,在GIS支持下,对岩南村进行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划分了生态功能适宜等级,制定了分区管制措施,提出了土地利用建议,旨在为岩南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指导     

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已经成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和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其在城乡统筹发展和资源集约利用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江苏省为例,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迫切度、可行度两个方面共选取10个指标因子,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时序研究的指标评价体系,并进行两维图论聚类的空间分析,以便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作出安排,可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居民点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结果显示：江苏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得分区域分异明显,即从总体上看苏南优于苏中,苏中又优于苏北,从各县市分布来看,南京、常州、无锡等县市的整理时序优势较高,而泗洪、响水、灌云等县市的优势较低。同时,根据地域上的相似性,也形成了一些适宜进行规模整理开发的单元组合,如由高淳、溧水、溧阳等组成的地域单元。研究结论：结合指标评价和两维图论聚类分析进行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安排和整理分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以都江堰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乡村聚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新建或重建过程从空间上来看是其与内部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竞争控制与覆盖的过程。在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却不降反升,其空间布局与扩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反馈还考虑不足。借鉴景观生态格局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都江堰市为例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研究区各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生态较适宜与高度适宜区域有一定程度的收缩,而较不适宜与不适宜区域则扩张明显,“一减一增”的鲜明对比表明人类活动对当地景观生态格局的干扰在明显增强;（2）不同时间段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变化存在明显差异,在生态不适宜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与面积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而中等适宜及以上等级区域的农村居民点数量与面积则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3）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生态适宜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分别有559.39和781.11 hm2的农村居民点生态适宜性等级发生了变化。研究结果对于加强当地重要生态景观单元的保护,协调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制定村庄建设发展规划等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空间选择

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课题,潜力释放的空间优选则是城乡空间格局统筹的基础。基于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构建经济发展潜力、居住便利性和生态环境耦合而成的指标体系,评估研究区域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居住适宜性空间序列,形成适宜性分区,并根据农村居民点潜力的空间分布,统筹考虑城镇发展和耕地保护的要求,建立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优先序的选择矩阵,形成分时序、分空间的潜力释放方案。研究结果表明：陆渡镇、浏河镇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最优的区域主要位于沿江的东海等4个行政村,次优先潜力释放的区域包括陆渡等3个行政村,第三优先潜力释放的区域包括斑竹等10个行政村,第四优先潜力释放区域包括天浜等6个行政村,最后释放潜力的区域主要是陆渡镇和浏河镇建成区内的农村居民点。最后,提出了不同区域潜力释放模式的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城乡统筹视角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运用GIS空间技术、土地利用动态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武汉市1996~2009年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是土地利用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区域城乡建设统筹规划及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整体规模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比重上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下降;城市与建制镇扩张较快,主要源自对农用地的占用及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整理。(2)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及类型转换特征对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起主导作用。(3)人口变化、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政策等因素对武汉市内、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格局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     

海门沿江地区开发适宜性分区研究

区域不合理开发将会引发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建立开发与保护兼容的空间秩序,区域开发适宜性分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海门沿江地区作为研究案例区,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确定符合区域要求的格网评价单元,利用约束型和引导型指标叠合判断的方法,将案例区划分为鼓励开发、适度开发、适度保护和优先保护区域。结果表明,鼓励开发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区、港区这类自然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而生态约束较低的地区;适度开发区域主要分布在重点中心镇以及一般镇的镇区;适度保护区域主要分布在生态敏感性较高、发展基础和条件一般的地区;优先保护区域则主要为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地区。并依据开发适宜性分区提出开发建设强度和时序的建议,可为合理布局沿江城镇和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引导。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大都市区人口空间配置优化方法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大都市区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随着人口规模急剧增加,资源消耗、环境容量占用、污染排放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同时也引致交通拥挤、空间局促、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成为制约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人口总量控制和区域调控政策,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布局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在借鉴地理学传统分区方法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要素,从人居环境的约束性和适宜性两方面出发,构建人口空间布局适宜性分区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了单元划分、指标赋值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并采用修正矩阵向量模型计算各评价单元人口布局适宜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同比例关联法构建了人口总量指标空间配置优化模型。最后,以无锡市区为例对分区方法和空间配置优化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老城区人口密度过高,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需要疏解人口;外围的新城和开发区所在区域,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布局适宜性也较好,是未来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望虞河、直湖港沿线等生态敏感区、机场周边等地区不适合大规模人口布局,需要控制甚至迁出区内人口。在此基础上提出无锡市区人口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以期为制定差别化的人口引导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峡典型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研究

与我国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呈团簇状分布不同,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小、密度大、分布散乱,呈现出"满天星"状的分布格局。以渝北、万州和秭归移民区作为三峡典型区,利用面向对象分类和监督分类相结合的方法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了农村居民点。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规律特征和制约农村居民点分布的要素如海拔、坡度、坡向、道路、水源等进行了分析;借鉴农用地评价方法,利用评价中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AHP）生成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图。研究结果表明,三峡农村居民点受到海拔、坡度、坡向等因子的影响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三峡典型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结果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合理规划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以太仓市陆渡镇和浏河镇为例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的上海市农村居民点特征演变及优化研究

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与利用变化和区域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以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市为例,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功能角度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熵权法、景观生态学等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的特征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三生空间功能评价结果,可以将上海市划分为非农生产生活区、三生协调区、生产主导区和农业生产生态区等4个具有独特禀赋特征的功能区域;(2)空间功能是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基础,在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形成2005～2018年不同区域差异化的演变趋势;(3)截至2018年底,3个区域农村居民点规模:农业生态区＞生产主导区＞三生协调区;形状规整程度:生产主导区＞三生协调区＞农业生态区;分布集聚程度:农业生态区＞三生协调区＞生产主导区.根据上述结果,结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了各功能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研究结果有助于直观地揭示土地利用布局与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等状况的动态关系,促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乡体系.     

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太仓市村镇土地规模利用

长三角地区面临着村镇土地资源无序利用和产出低下等土地利用问题,实现土地规模利用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保护土地资源意义重大。在创新土地规模利用概念的基础上,将农用地和村镇建设用地纳入村镇土地范围,从村镇土地“集中、集聚、集约、集效”4个方面构建村镇土地规模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太仓市2010年村镇土地规模利用情况进行评价。得出太仓市村镇土地利用已初具基本规模利用状态,但农地破碎化和居民点散乱依然严重,农用地规模利用有待加强,村镇建设用地规模利用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建成区和港区周边村镇需加强农地破碎化整治,而面积较大村镇则需加强农村居民点的集中整理,并提出土地规模利用调控对策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