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

乡村稀释化是指城乡关系失衡下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社会活力凋敝、人居空间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问题的动态化呈现,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基于城乡关系视角,从人口活力、土地利用和社会活动三个维度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呈现出阶段性加速化过程、多维度差异化状态、集聚性分异化空间格局等特征;（2）人均水资源量、农业从业人口密度、贫困发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单位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每万农村居民村卫生室医生数等要素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影响显著;（3）在特定城乡关系背景下,基于区域本底条件,城市系统的控制引导与乡村系统的被动响应共同推动了乡村稀释化的形成和蔓延。科学认知乡村稀释化,可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城乡融合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福州东部片区为例

乡村地域多功能是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福州东部片区为研究区,基于乡镇域尺度分析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与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乡镇的乡村单一功能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在沿海小范围聚集,工业发展和生活保障功能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州城区边缘郊区和南部乡镇,生态保育功能西部山区大于东部乡镇,而旅游休闲功能主要分布在中北部乡镇和平潭岛;（2）依据LSE模型,将研究区乡镇划分为五功能、四功能、三功能、双功能复合区和单功能主导区,其中拥有五、四功能复合区的乡镇共计58个,占比45.68%,说明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良好;（3）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乡村地域初始与特色功能,地理区位因素促进乡村功能的形成与分化,社会经济是优化乡村功能的基础因素,政策资金是推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及影响因素

在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熵值法计算长三角地区2008—2018年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城乡融合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结构向“Σ”转变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融合发展水平和社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值区大致呈现出“Σ”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的圈层结构特征,生活融合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高级化、财政支农支出比例、财政分权有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偏离、城乡基本建设支出比例不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从时间变化上看,政府力量在逐步减弱,市场力量在逐渐增强。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多维视角下新型城市化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

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密切,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来衡量城市化,而忽略了城市化的多维性.本文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5个维度建立了新型城市化的评价体系,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多维视角下研究了新型城市化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的新型城市化水平最高,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西南和东北地区.②新型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不同地区分别表现出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③人口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西南、南部及东部地区往北部、东北部转移的特征.经济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南部往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逆时针转移的特征.社会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南部、西南地区往西部及东北部顺时针转移的特征.空间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北部、东北部地区往西部、西南地区逆时针转移的特征.生态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东部往中西部转移的特征.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平台分析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究,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论如下：（1）2005—2017年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整体呈现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且乡村转型发展经历了低度转型主导到较低、中度转型主导的发展过程。（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影响因素中除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正向影响,且对不同县域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制定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城市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地理分布格局:人口迁徙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我国城市系统面临严峻挑战.认识城市尺度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可以为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以我国282个城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2020年1月1日—3月5日我国城市人口迁徙与社会经济因素对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整体R2=0.40）显著高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整体R2=0.02）.②武汉迁入率较大地增加了武汉周边城市的新冠肺炎发病率,该效应随着与武汉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空间衰减特征,东北和西南部分地区除外.③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④人均绿地面积和人均医务人员数量指标的提升仅在全国少部分地区显示出积极作用,其中不包括武汉周边城市.相反,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武汉周边地区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的新冠肺炎发病率及其与人口迁徙/城市社会经济指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模式,其中来自武汉的人口流入、公共财政支出和绿化水平的影响均呈现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则呈现地域性依赖特征.      

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

乡村重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出现阶段性的转变,是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论文通过建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测度指数和理论框架体系并以苏南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受乡村系统内外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城镇化、工业化、政府调控、乡村自身的更新改造和空间生产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且不同的重构阶段,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未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路径应是基于多重作用力和不同作用模式基础上的、以城乡资源空间重构为导向的综合创新路径,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山东半岛北部海岸带城乡聚落扩展变化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北部海岸带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乡聚落扩展明显,快速城镇化过程对区域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及时掌握城乡聚落的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RS技术为主要手段,目视解译获取了研究区1986、1992和2004年3个典型时期的城乡聚落空间分布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借助城镇扩展指数、重心、分形维数等指标,定量分析了城乡聚落的扩展特征,进一步探讨了扩展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城乡聚落扩展明显,其重心表现出从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态势,并且扩展随意性非常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地区GDP、人口城市化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城乡聚落扩展的影响。     

中国西部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在2005~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综合发展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西部水-能源-粮食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和能源子系统在2011年后长期滞后于粮食子系统,成为西部地区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短板.(2)2005~2018年,中国西部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从勉强耦合协调进入初级耦合协调阶段,且耦合协调度呈现“南高北低”的时空特征.(3)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口规模对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对重庆、云南等西南地区具有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在地理空间上均呈现出“北正南负”的空间特征;地方财政环保投入的影响程度从北到南逐渐增大,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的系统耦合协调度受该因素的影响最大;R&D投入强度对系统耦合协调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影响程度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了多资源系统联合发展视角下的区域资源管理方式,减少对有限资源间的依赖性,改善人口规模及环保科技投入等因素,构建具有西部区域特色、体现资源优势、富有竞争力的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LUR模型的中国PM2.5时空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回归(LUR)模型是模拟大气污染物浓度时空分异最主要、最体系化的方法之一,为了探索LUR模型在中国国家尺度空气污染物模拟的适应性,挖掘中国2015年空气细颗粒物(PM_(2.5))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不同地理要素相关关系,以2015年国家控制监测站点PM_(2.5)数据为因变量,土地利用类型、地形地貌、人口、道路交通与气象要素等影响因素为自变量,构建基于地理加权的LUR模型,通过模型回归制图得到2015年全国月均与年均PM_(2.5)浓度分布图,以胡焕庸线为参考线分析中国2015年PM_(2.5)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引入地理加权算法的LUR模型残差Moran'sⅠ显著降低,残差空间自相关性明显减弱,判别系数R2明显提高,更好地揭示出PM_(2.5)空间分布和各影响因子间的复杂关系;耕地、林地、草地和城镇居民工矿用地以及气象要素、主干道路对PM_(2.5)浓度的影响比较显著.不同地理要素的不同空间分布对PM_(2.5)影响作用不同;胡焕庸线两侧PM_(2.5)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人口规模大、工业化水平高的发达城市PM_(2.5)浓度较高; PM_(2.5)浓度在冬季月份较高,秋季、春季、夏季月份污染情况逐渐减弱.     

南四湖流域产水量空间格局与驱动因素分析

流域生态系统产水服务功能的空间化和定量化评估,对流域水资源管理、优化配置以及提高流域水生态保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以山东省南四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1990-2013年土地利用、降水、蒸散以及土壤属性等基础地理数据,以InVEST模型为基础,评估和模拟南四湖流域近25 a的产水量,并采用ArcGIS分析产水量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变化趋势,探讨了降水、地形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人口、土地利用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社会经济因素与产水量空间格局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南四湖流域生态系统产水功能区。研究结果表明：流域产水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东部、东北部等山区、丘陵地区产水量高,西部平原地区产水相对较低;受自然地理要素影响,流域产水量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即GDP、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有较大差异。近25 a来,流域产水量呈现减少趋势,且产水量峰值区域由东北部向偏南地区转移,最低值区由西部向中部地区转移。降水、海拔和坡度等地理环境与产水量的空间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降水量的相关程度最强;人口、GDP等社会经济数据与产水量变化也呈显著正相关,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建设用地等不透水层增加,促进了流域产水量。研究结果可以为流域水资源政策制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宏观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动因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通过修改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利用QAP模型分析空间关联网络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提升较快,效率较高,但仍有提升空间,且存在地区差距,整体呈现出复杂空间网络特征;(2)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关联性增强,网络结构稳定性提升,空间关联网络由上海单极主导演变为江苏、浙江、贵州、上海多中心协同发展格局;(3)农民人均收入、交通运输水平、空间邻接关系、科技水平、政府农业重视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具有重要影响。提升种植业碳排放效率时应考虑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动因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增强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     

我国世界遗产特征分析及空间分布原因分析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分析我国世界遗产的分布状况,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律,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的申报、管理和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论文运用Excel及GIS软件,详细分析了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特征及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形成各种空间分异规律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界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趋势;各类型世界遗产在东中西部、南北地区、三级阶梯等地理区域上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世界遗产的分布受到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差别环境税(费)与污染治理

中国环境税(费)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性.受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影响,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形成了差别的环境税(费).本文利用2004—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地方差别环境税(费)的空间特征与治污效果.结果表明:(1)环境税(费)地区差别较大,不同区域呈现“竞争到顶”、“竞争到底”和“错落分布”等空间特征;(2)大气环境税(费)的直接治污效果显著;(3)邻省水环境税(费)的提高通过“竞争到顶”显著抑制本省污染排放;(4)中部地区大气环境税(费)地方差异造成污染转移.据此提出考虑大气和水污染物特征、科学设定地区差别税率以及警惕“竞争到底”和污染转移对区域整体治污的不利影响等建议.     

人口红利能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通过收集中国1996-2016年人口红利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程度和人口素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人口资产匹配、人口素质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人口资产匹配和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数值较小,人口资产匹配效应并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弹性系数呈现两个阶段态势,前一阶段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后一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口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随着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人口素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人口素质的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