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是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本文基于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为切入点,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和2002-201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平均提升了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0.883项,绿色实用专利0.465项;②事件分析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先增后降”的倒“U”形关系;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增加了企业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排污费,但与政府环保补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④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更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并且其绿色创新效应不集中于特定行业（如重污染行业）。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理解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启发。     

关于申请上市及再融资企业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思考

目前,我国上市及申请再融资企业(或公司)环境保护核查工作已经历了启动、规范和研究发展三个阶段。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工作与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竣工验收监测或调查的关系,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指出重污染行业企业也存在生态影响问题,有必要对其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进行核查,并提出了生态保护与建设核查的主要内容。     

绿色信贷会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在绿色信贷引导资金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兴部门过程中,是否会倒逼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主要是通过长期债务融资约束及股权融资上升来抑制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而企业利润提升却有利于其技术创新;绿色信贷对大型及民营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显著,但对小型及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不明显;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长期存在。本研究对于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持续改进及其配套政策的及时跟进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生态成本补偿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案例

生态成本补偿是生态利益与企业利益博弈的结果。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直观表达与底线,生态成本补偿的高低体现了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弥补程度。以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为例,对生态成本补偿政策、企业生态成本补偿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进一步探讨了税费负担对企业生态成本补偿的影响,发现我国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生态成本补偿虽然政策齐全,但受高税费负担影响,生态成本补偿水平较低。     

对企业污染要实行刚性治理

<正>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特别是石油和化工企业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对周边环境产生很大的危害,并对生态修复产生不利影响。企业要加强自律,依法严格防止污染,并要坚决实现达标排放。但总有一些企业,把金钱看得更重,为节约成本,将污染防治责任抛到一边。因此,在当前一些企业发展理念的支配下,要实现自觉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污染企业实行刚性治理。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格执行工程项目的环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抑制重大污染项目建设,严控污染排放与     

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基于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运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不同冗余资源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①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②不同冗余对于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可即用冗余和可恢复冗余对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潜在冗余对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则起到反向调节作用。     

媒体报道、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在中国经济和媒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面临新的社会背景。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以2016年沪深A股八大重污染行业的3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报道与政府监管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其中,媒体类型既考虑了传统纸媒,也考虑了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政府监管方面采用2014年调整后的PITI指数对监管力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数量越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越丰富,但并不能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影响,而媒体报道的数量对其影响较弱;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随着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下降,导致政府监管在媒体监督企业环境信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研究表明,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进程的大力推进,环境制度约束相对舆论监督,在企业信息披露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     

典型企业场地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水平及风险评价

以四川某地8类企业场地周边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单种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及重金属综合污染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三种方法对其重金属污染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重金属污染程度及污染因子具有差异性;无机盐制造企业与无机材料制造企业场地周边土壤分别存在Cd轻度污染和重度污染;8类企业周边土壤中几种...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与价值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上市企业经验数据

利用2010-2014年国内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政府环保数据,探究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就目前而言,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企业价值之间仍然为负相关关系,并未实现由环境规制刺激研发水平提升而引起的收入弥补环保成本的波特假说。     

重污染天气应急与大气污染长效治理机制

正京津冀大气污染问题是协同发展生态环保领域重要的一环,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应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加强常规联防联控和督察机制、健全大气污染长效治理机制,并加强区域补偿、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方面的科学研究。重污染天气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空气污染现象,由于空气的流动性及污染物来源的复杂性,治理大气污染不能一蹴而就。2016年,国家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国家建立重污染天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选取2012—2017年沪深A股披露环保投入额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具有提升作用且具有一定时间的延续效应;按产权性质、行业性质差异分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仅在重污染行业显著。从政府、企业双角度给出对策建议,推动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下的发展。     

股权构成特征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相关性研究

为探究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2013—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股权构成特征与国企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国有资本控股型企业相比,国有资本参与型企业的创新效率更高;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增加,将促进国有资本参与型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增加,将抑制国有资本控股型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应进一步减少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型企业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并适当增加国有资本参与型企业的国有资本持股比例。     

环境规制下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动因与阻力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问卷调查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经营。企业应如何适应规制、采取何种环境战略,使其在绿色经营中发挥作用已成为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环境规制下重污染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阻力与动因进行研究,明确了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阻力及主要驱动因素,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时事

<正>李干杰赴陕西开展调研强调要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11月9日~11日,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赴陕西省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调研。期间,李干杰主持召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地方对下一步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的意见建议,并就打赢关中地区重污染天气防治战开展调研,深入供暖企业了解减排情况,调研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能力建设和重污染天气分析研判情况,亲切看望和慰问环境保护部西北督察局全体干部职工。在主持召开5省(区)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李干杰指出,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相比于非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其进行了显著的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了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上述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①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更为明显;②基于企业规模的分析表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但不同规模重污染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③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表明,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真实盈余管理;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研究结论与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并不相符,为中国情境下的“政治成本理论”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新《环境保护法》的环境规制效果提供了决策参考。     

OFDI对我国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的领域,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活动。以2008—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DID模型考察了OFDI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产权差异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①OFDI能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在投资当年提升效果最为明显;②OFDI对技术吸收能力强的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提升幅度更大;③OFDI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