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地区差距及收敛性

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破解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福祉增进"三难"问题的核心。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7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采用σ收敛、经典与空间β收敛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2004—2017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具体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波动下降"的过程;空间上呈现"东强-中次-西弱"的梯次下降格局;北京、海南和上海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内蒙古和辽宁则长期处于后三位。(2) 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趋势。其中,2004—2017年中、西部区域变异系数总体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全国和东部区域变异系数在2012—2017年出现了明显波动。(3)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条件收敛率明显高于绝对收敛率,空间因素对收敛具有加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抑制因素。(4)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空间收敛率呈现西、东、中依次递减格局,空间因素对中部区域收敛的加速效应最强。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力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最佳途径。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的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分析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了Malmquist碳生产率指数,用以考察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通过该指数的分解,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被分解为技术效率效应、技术变化效应和配置效率效应,从而揭示了提升碳排放绩效的三个重要途径,即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改善。应用上述分析框架,论文分析了1997-2012年期间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及主要来源。结果显示,在全国平均水平上,研究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增长较快,碳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5.8%;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来源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下降起到了抑制作用。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相对较缓。而且这种地区差异还有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而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快于东部地区。论文还实证检验了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为了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化程度、能源自给率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外贸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国有化程度、人力资本对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外贸开放度、能源自给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论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FDI、市场分割与区域生态效率:直接影响与溢出效应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出发,在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省域生态效率水平的基础上,应用2000—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市场分割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在样本期内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并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分异,总体呈东-中-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第二,FDI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为正,表明FDI对本地区生态效率的效应为负,但对邻近地区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地方保护主义引致的市场分割导致资源扭曲错配,技术进步缓慢,不利于生态效率的提升,并随着市场分割程度的提高,限制内资企业获取FDI技术效应的能力与动力,抑制FDI对生态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市场分割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短期FDI的流入受地方政府非市场竞争手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分割程度,但长期的累积效应可有效打破市场分割。因此,为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应主动发挥生态效率高值区的"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大引资力度,坚持以"以开放促改革",充分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整合作用,在区域生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央政府应加快破除"诸侯割据"藩篱,鼓励区域联动和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构建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1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Moran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2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3.46%、58.07%和11.39%,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较小;3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10.79%),西部次之(4.28%),东部最低(2.17%)。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中国省际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分异分析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在中国水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如何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以更少的水资源消耗去创造更多的福利增长,谋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极为重要。基于生态福利绩效背后的逻辑,构建水资源福利绩效指标体系,衡量中国31个省市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为解决传统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值不能跨期比较问题,以2006年为基期,利用广义DEA方法测度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福利绩效,并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局部Moran’s I指数、LISA聚集图对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的空间集聚状态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福利绩效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最优,西部次之,中部最差。各省市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北京水资源福利绩效最高,宁夏水资源福利绩效最低。(2)中国水资源福利绩效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且该效应逐年增强,从2009年起通过显著性检验。观测期内中国各个省市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演变路径包括正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外溢趋势及空间分异4种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省份受到邻接省份负向空间影响,进入低低集聚区。各省市区不仅要注重自身水资源福利绩效的提升,同时应注重邻接省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及趋势,以防其负向空间影响。(3)水资源匮乏的京津冀地区长期稳定在高高集聚区,而水资源禀赋较优的珠江流域省份如湖南、广东等长期稳定在低低集聚区。缺水地区水资源福利绩效优于富水地区,这为富水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出了警示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研究

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51个市(州/地)的面板数据,利用相关指标测度了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在对其时空演化基本趋势把握的基础之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计量方法对其空间相关性和时空驱动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整体程度较低,但大部分市(州/地)存在逐步增强趋势,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日益凸显;2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存在块状联接分布,且城市密集区的驱动效应增长较城市稀疏区更为明显,空间自相关检验显示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空间相似值集聚,且低值集聚强于高值集聚,同时驱动效应的空间正向相关性呈下降趋势;3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发强度、区域开放程度以及产业集聚等因素对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一定的驱动效应,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支付能力弱、外向型程度不高和产业集聚水平低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驱动效应的强度;4本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多重因素在不断驱动自身产业结构演变的同时,还存在驱动效应的空间交互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对产业结构演变有着最为强烈的正向驱动,但区域开发强度、区域开放程度以及产业集聚存在的空间竞争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这一驱动效应。未来在通过加速城市化综合进程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还需加强西北地区城际间的协调联动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国土空间优化布局、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了我国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静态得分和动态综合得分,以各省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作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演化格局进行了分析。生态文明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省份得分在-0.36-0.84之间,以广东省最优,西藏最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动态综合得分分别为0.43,0.03和-0.18,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基本格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3-2012年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取值范围在0.234-0.276之间),表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局域空间自相关显示,超过80%的省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和长三角地区,"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原有的极化区域正在逐步削弱,地区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通过各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收敛性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呈现平稳收敛的发展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收敛较为显著。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保证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以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在一个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极限内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生态足迹作为投入和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产出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涵盖了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型关系,转折点发生在人均GDP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GDP达到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递减,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对生态福利绩效组成要素的分解,本文发现趋于平稳的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一直降低的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证明了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实现脱钩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国脱钩发展的战略选择。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如何更有效率的发挥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人口指标、产业指标、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四个角度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指数,然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1)在东部地区硕博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远好于对中西部地区;(2)在中西部地区本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好于东部地区;(3)在西部地区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更大。为此本文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应该加大对博士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高层次人力资源保障;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域内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为高层次人才发挥对新型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供物质基础,逐步缓解在该地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问题;第三、根据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匹配的原则,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特定本专科专业招生规模,以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为中西部地区储备人力资本;第四、根据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薄弱、产业层次结构不高的特点,邀请中东部高校对西部地区开设网络教育课程,以发展适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进程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市化进程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又同碳排放紧密相连。通过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同碳排放的关系,进一步利用空间溢出效应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同碳排放总量水平正相关,财政分权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某地区财政分权的提高不仅会带来本地区碳排放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提高周边地区碳排放水平;(2)地方政府竞争在碳排放问题上存在"趋良效应"。某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仅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水平,还可以降低周围地区碳排放水平;(3)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碳排放总量水平。建议:(1)适当改善财政分权,加快推进财权和事权的统一。(2)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中央政府需给出足够强烈的信号促使地方政府维持"趋良竞争"。(3)鉴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碳排放总量水平,因此,需要重视空间的溢出作用,强化区域合作。(4)充分利用技术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的特点,提高技术水平,强化技术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围地区碳排放水平。     

空间效应视角下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从空间效应视角下分析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可以为优化城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新参考。基于2003—2017年中国283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其偏分分解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特征,城际差异呈持续扩大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2)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高值集聚、低值塌陷、低值集聚和高值凸起四种类型,数量上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并且存在"低者恒低、高者恒高"的空间格局特征。(3)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会驱动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这打破了传统计量研究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只有将空间效应纳入城市土地城镇化的计量回归模型之中,才能合理解释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4)经济发展、第二产业和土地财政对本地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土地财政对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据此,管控城市土地城镇化不可"孤城而为",需要综合考虑邻近城市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发挥城际之间在推进土地城镇化理性发展中的合作联动治理作用。     

厦漳泉地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模式研究

城镇化与产业关系密不可分,不同时间范围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本研究关注厦漳泉地区城镇化发展和产业专业化与分工,探讨快速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为推动厦漳泉一体化进程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厦漳泉地区城镇化水平由东部沿海向内陆递减,中等或以上水平的县域由分散变为集聚分布,区域整体差异减小,但仍然存在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协调现象;(2)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显示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相似性,但三次产业区位熵的集聚表明地区内部呈现较好的产业专业化与分工,表现为西南部农业集聚,东北部第二产业集聚和城市中心第三产业集聚特征;(3)三次产业与城镇化水平分别呈指数、倒"U"型和"U"型关系。部分县域城镇化指数超过0.5后,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第二产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县域优势产业得到突出发展,产业结构会发生改变,自身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收到影响。本研究可为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和产业合理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