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文章主要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裂的现象,并初步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被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夭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从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将涉及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人与天的关系;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此种分解亦可以作为理解"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视角.本文将这两种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这样的划分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环境管理学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从"两条主线论"考察中国文明进程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审视,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本文以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例证,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从环境-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建设和谐社会"

环境-社会系统的三元结构是指人、社会和自然三元。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对这三元运动机制的协调。从环境-社会系统的视角看。可持续发展是指通过三种生产的和谐运行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稳定演进．获得“经济-社会-环境”整体的高效益。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是资源生产的矛盾和资源配置的矛盾．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在争取“人-社会-自然”和谐演进的前提下。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以及自然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关系”。     

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系统科学原理阐释了社会和谐的内涵,指出社会和谐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和同合作为表征,其构建与实现应遵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依赖予在把握人类社会需求演绎、协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高效有序发展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进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双剩余理论",以揭示其间的供瓣枧理和协同准则;推导出了社会收益分配的相对公平系数,以衡量人与人公平要求下的社会和谐.针对国情和战略目标要求,提出了以加强小城镇建设为轴心的城市、小城镇与农村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合理聚散的"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序实践.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生态文明角度出发,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

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时值全球性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大背景下,人类正在积极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以及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内涵的道家为当前人类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和警示作用。故本文对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进行浅析,以希冀揭示并阐明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体系生态观的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进而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应的思路和理念,即人与自然的两者关系是和谐共生而非针锋相对、人对自然的利用策略是取之有度而非贪得无厌、人对自然的运行态度是尊重有加而非妄加干预、人对自然的改造方式是顺其自然而非随心所欲。     

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

本文从整体论视角出发,从讨论文明的概念和表现入手,对"文明"和"社会"的定义进行了新界定。文明是指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以及居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对待,或者说是认识和行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文明演变的历程和今后的走向,剖析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在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的不同样式,提出了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阶段的论断。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演变和演替的规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人类所处时代的特点,特别是要对当今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论人与自然关系法律化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关系的谐谐化、法律化是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人与自然关系法律化的观念已经开始逐渐影响到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即将自然的权利纳入法律关照的视野,考察自然权科在现实法律中的渗透机制以及对自然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现实路径.才能实现对自然权利的有效保护.而前提是打通对自然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理论基砷,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信托理论和代理制度的一般原理和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的发掘.探讨自然权科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为自然的法律地位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开拓保护自然的权利路径提供了借鉴意义.更为本文论述的理论增加了实践的可行性支持.实现有司法救济的自然权利是本文探讨环境公共信托的目的所在,以期人与自然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在我国环境法实践中生根发芽并结出累累硕果.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在21世纪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核心要义、科学方法、方向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述了自然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在绿色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实践中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在于发展观和发展道路的绿色转型,将这一理论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之上,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系统分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历史发展高度深刻阐明了人类史与自然史、文明兴衰与生态兴衰的关系,奠定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观的深厚基础。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科学论断产生的哲学基础,进而构建、发展和繁荣立足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时代之需,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必要的伦理学基础,并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价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观点,这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模型研究——基于五个城市的调研数据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低碳生活、低碳消费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构建模型,从消费者的个人层面和文化层面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个人因素(低碳认知、低碳情感)和文化因素(集体主义、天人合一)以低碳购买态度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其低碳购买意向,但它们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个人因素对低碳购买态度的影响要大于文化因素,在个人因素中,低碳情感的影响要大于低碳认知,在文化因素中,天人合一的影响要略高于集体主义;而在低碳购买态度到购买意向之间会受到居民对低碳产品信任程度的调节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探源--兼论GIS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人类文化发展伴随生态恶化的发展历程。试图揭示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演化之间的深机制给出了二者相互作用的数学模型。并刻画了人类文化循环与自然生态循环的作用过程，同时探讨了GIS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     

和谐：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

本文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明进行环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辨析了不同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提出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灵魂     

Sustainability from a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implications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road consensu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discourse, but its implications differ in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articula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a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 by tracing ideas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xploring China’s 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ith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deas that resem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not new to Chinese culture, but have roots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current governance and policies. Notabl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such as Confucianism, Taoism, Legalism, and Yin–Yang contain philosophies fundament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distinct local discourse, such concepts were well interpreted and understood in the ancient meaning of harmony, giving China unique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s with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ies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urrently, China is driven to create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at involve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and values in its modern administration. The slogans “harmonious society” and “Chinese dream” reflect this new way of responding to the world with the aspiration to achieve cleaner growth, personal prospe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roo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conceptually, ideologically, and historically different, and this paper articulates how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underlie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debates.     

论徽州软体文化旅游资源的元价值与生存困境

首先界定了软体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即以“非物化”的形式承载并惠及子孙。具有潜在的巨大经济含量,以适当的方式可以开发成旅游产品的文化存在。接着．探讨了软体文化旅游资源在徽州文化旅游开发中的元价值地位。指出软体文化资源是徽州文化旅游产品的灵魂．因而也是其生命周期之长短的决定性因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文章基于徽州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论述了徽州当前原生性软体文化资源存续的四大困境：生存环境逼仄、文化认同危机、研究与发掘滞后、制度制定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软体文化资源开发的有关对策：梯度开发、建章立制、去商业化、培养社区情感等。     

基于非参数方法的中国棉花产出规模效率时空特征

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和用来满足需要的各种稀缺资源之间的矛盾,要求人们对生产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为研究中国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棉花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出规模效率及其时空特征,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的非参数方法,利用生产资源配置效率测度软件对中国棉花主产区的棉花产出规模效率进行了具体测定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棉花产出规模效率时空差异显著,报告期长江流域优于黄河流域,同时两大流域棉花产出规模效率变化态势与我国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安排高度相关。认为中央政府应根据市场化进程中棉花生产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与市场调节出现的新问题,适时做出进一步激励棉花生产,最大程度发挥产出规模效率的政策安排。     

我国区域R&D强度与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在对我国各省份研究与发展强度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各省份之间的研究与发展强度具有很大的差异,然后利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00-200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研究与发展强度与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根据其关联度的大小,本文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我国各省份研究与发展强度的差异与其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高科技产业对研究与发展强度影响最大,第一产业对研究与发展强度的影响最小,各省的研究与发展强度受到其产业结构的限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各省份在提高研究与发展强度的同时,我国各省份在制定科技研发政策的时候,必须立足于本省的产业结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将提高研究与发展强度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只有这样研究与发展资源才能够得到更好地利用,才能够真正提高各省份的科技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