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利用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效应分解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具有异质性。②财政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5.429和-17.572。提高财政收入分权度不仅有利于减轻本省份环境污染,也对邻近省份的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分别为-3.345和1.173。提高财政支出分权虽然有利于减少本省份污染的排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省际的污染外溢效应,提高邻近省份的污染程度。③从总效应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影响程度分别为-23.001和-2.172。提高财政分权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提升。④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估计是稳健可靠的。根据分析结论,可能的启示与建议有:①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绿色经济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的支出水平及效率。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它可以通过支出分权度和收入分权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从理论上分析,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与污染量排放存在负激励,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98年到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污染物排放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物排放规模的指标,选择支出分权度与收入分权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外商投资总额、工业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本文还将所有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支出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负相关,且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以收入分权度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与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确定。     

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

首先参照投入—产出比,利用环保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比对各区域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系数进行测算,按系数值域把中国30个省(市)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包括北京、甘肃、贵州等19个省市,区域2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其次分析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和中国式环境分权的治污效应并分区检验,最后对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显著,区域1财政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治污效果,中国目前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近似"环境税种总体治污效应不显著,中国式环境分权与污染物排放显著正相关,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的治污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中国式环境分权度低于-0.164、经济发展水平低于4.174时,环境财政政策具有更好的治污效果。样本期内以中国式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有安徽、广西等15%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有贵州、云南等10%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结构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污染和高排放。鉴于此应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提升环保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单独开征环境保护税种,中央政府适度地环境集权,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

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在Davoodi和Zou(1998)模型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质量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讨论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Hamilton函数得到了环境质量与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的显式解,并通过求偏导数得到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后,为了验证理论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3-2012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竞争、收入分权是否会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和收入分权均会加剧环境污染程度,且这两种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佐证了理论结果的正确性。同时在此研究基础上引入税收竞争与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研究收入分权框架下的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分权通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被加强,进一步验证了命题1的正确性。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对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税收竞争有益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在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却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为社会计划者制定改善中国环境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老龄化与省际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检验

中国进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阶段,对于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认识,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采用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非参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分位数条件下,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有所不同。总体上,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效应是逐渐递减的,当超过转折点之后,其效应由显著正向影响变为不显著负向影响。面板非参数估计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并向负向效应转变,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转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既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城镇化成果的主要方式。文章从财政制度和财政资源双重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财政能力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析框架,基于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均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在公共服务影响居留意愿的路径中,财政能力表现出增强型调节作用。②分区域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更高,但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较弱,需求侧与供给侧不匹配反映出财政职能履行存在短缺,中部地区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最强。③财政能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提升会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财政自主权、财政配置能力、财政透明度均产生干扰型调节作用。④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主要体现在硬公共服务增加上,并对流动人口产生正向溢出,而针对软公共服务的户籍限制会削弱居留意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人均GDP差异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财政激励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策略行为,当地区人均GDP跨越门槛值后,政府财政能力对软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研究认为,应尽快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矫正不当的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市化进程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又同碳排放紧密相连。通过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同碳排放的关系,进一步利用空间溢出效应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同碳排放总量水平正相关,财政分权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某地区财政分权的提高不仅会带来本地区碳排放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提高周边地区碳排放水平;(2)地方政府竞争在碳排放问题上存在"趋良效应"。某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仅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水平,还可以降低周围地区碳排放水平;(3)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碳排放总量水平。建议:(1)适当改善财政分权,加快推进财权和事权的统一。(2)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中央政府需给出足够强烈的信号促使地方政府维持"趋良竞争"。(3)鉴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碳排放总量水平,因此,需要重视空间的溢出作用,强化区域合作。(4)充分利用技术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的特点,提高技术水平,强化技术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围地区碳排放水平。     

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机制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评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能为开发区协调发展与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以中部省区湖南省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法对2001～2016年110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揭示了这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总体上看,湖南省开发区建设提升了县级区域GDP和人均GDP水平,主要源于乘数效应机制与集聚机制。更为重要地,湖南省开发区建设对县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即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因而开发区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理论及EKC假说的关系——兼论中国地级城市的脱钩划分

脱钩理论与EKC假说,两者都描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脱钩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是否同步变化的关联,而EKC假说先于脱钩理论出现,并阐述了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基于脱钩理论与EKC假说的理论内涵,首先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得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并运用一阶差分GMM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数理分析和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实证结果显示,脱钩理论与EKC假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且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正好对应于EKC的拐点。其次,结合二者的关联,本研究将人均GDP水平加入脱钩类型的判定标准,在传统脱钩状态分类的基础上,以EKC拐点处所对应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数值为0.8的脱钩弹性系数为两条分界线,进一步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关系类型划分为6种形态,分别为"高收入未脱钩"、"低收入未脱钩"、"低收入相对脱钩"、"高收入相对脱钩"、"低收入绝对脱钩"和"高收入绝对脱钩"。最后,本研究将理论部分所做的推导以及脱钩的象限划分应用于实际的城市脱钩案例研究中,并依据一阶差分GMM的回归结果,将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脱钩状态进行了归类。对2004—2013年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经验分析表明,近50%的城市尚处于"低收入未脱钩"和"低收入相对脱钩"状态,意味着中国地级城市发展不平衡,且城市内部的脱钩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匹配问题突出,这些城市在未来的绿色脱钩建设过程中将长期面临着"保增长"和"促脱钩"的双重任务。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in Jiangsu Province

Studying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 change in different phases of urbanization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uch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land change and management at a macro level. Taking the example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81 to 2003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urban land area has changed periodically and the research du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rom 1981 to 1994 and from 1995 to 2003. In each period, the changing trend is the same, i.e. slow at first and then quick. Studying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hange statu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luctuant change is significant with three acute change pinnacles in 1988, 1991 and 2002 which were corresponded to turning point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s of Jiangsu Province respectively. Second,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change is not stri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phases, the change pa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d remarkably, but urban land change rate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ccordingly. Third, the area of urban land has exponenti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GDP.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classified by per capital GDP, land resource co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respectively 29.01 hm2, 26.34 hm2, 26.22 hm2, and 11.14 hm2 for the increase of 100 million RMB GDP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is under 1000, 1000–2000, 2000–5000 and over 5000 RMB.     

城市工业土地集约利用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分析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2001～2017年副省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情况。结果表明：（1）2001～2017年各副省级城市碳排放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823%，其中成都市上升趋势最明显，年均增长率为13.150%，深圳市上升趋势最平缓，年均增长率仅为5.232%；（2）工业土地集约利用（IILU）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地均劳动力、资本投入及科教支出对碳排放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则存在负向效应；而控制变量中除城镇化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工业产值占比与人均GDP均对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3）IILU指标中不同的解释变量对碳排放效率低、中、高值区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地均劳动力要素仅对高值区有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负向效应，地均资本要素对低值和中值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均科教因素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从提高用地转换率、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倡导低碳文明的绿色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减少城市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达到优化城市空气质量的目的。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Studying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 change in different phases of urbanization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uch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land change and management at a macro level. Taking the example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81 to 2003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urban land area has changed periodically and the research du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rom 1981 to 1994 and from 1995 to 2003. In each period, the changing trend is the same, i.e. slow at first and then quick. Studying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hange statu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luctuant change is significant with three acute change pinnacles in 1988, 1991 and 2002 which were corresponded to turning point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s of Jiangsu Province respectively. Second,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change is not stri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phases, the change pa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d remarkably, but urban land change rate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ccordingly. Third, the area of urban land has exponenti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GDP.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classified by per capital GDP, land resource co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respectively 29.01 hm², 26.34 hm², 26.22 hm², and 11.14 hm² for the increase of 100 million RMB GDP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is under 1000, 1000–2000, 2000–5000 and over 5000 RMB.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wth of GDP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Provinces and the Cities in West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region and the other region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In addition, the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west China needs amelioration.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 the west provinces and its cities using economic barometers (e.g.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per capita GDP) and urban population datum (e.g. urbanization level and city primary degree)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Five indexes have been chosen to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s, for example,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the increment in GDP,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the increment of per capita GDP, urbanization level, city primary degree, city primacy ratio.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growth of the GDP and per capita GDP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is in a poor way; moreover, it is not steady going. (2) The comparability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ization level growth of the provinces is at a low level. (3) The urbanization levels of Inner Mongolia province and Sinkiang province are more-sensitive responders to the growth of per capita GDP, whereas those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Tibet province are less-sensitive responders. (4) The urban population in most of the province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which can be shown by city primary degrees and city primacy ratios. While working on these cities in west China, some earlier zone-organic cities are chosen as sample cities, and these cities are also analyzed using economic barometers and population datum.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and compar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Professor Zhou and the author,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made: (1) the growth of the GDP and per capita GDP of the cities are mostly not steady going; (2) the middle and big cities are more-sensitive responders to the growth of economy, whereas the small and mega cities are less-sensitive responders; (3) the sizes of southwest cities have a higher speed than those of northwest ones, and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still increasing.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面临着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为此,以二氧化碳排放为测度指标,定量分析了1998~2012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碳的时空格局特征,并构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人口总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的绝对差异呈增大趋势,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趋势;碳排放与人均GDP(1997年不变价)的相关性较弱;2碳排放空间格局相对稳定,高碳排放区域以江苏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3空间面板模型结果表明:人口总量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化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依次为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广义最小平方法和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影响模型,利用我国各省市1995-2009年物质消耗指数、人均GDP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跨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关系。其主要结论如下: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呈现正向关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去物质化。固定资产投资对物质消耗趋势在统计上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于处理跨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明显的效果,固定效应模型的省际差异项有效地刻画了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省级差异。我国目前仍处于有形资产的积累阶段,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积累水平,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缺少。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影响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度,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需要更多的物质消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会影响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度,发达地区相对于欠发达地区需要的物质消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