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预测研究

城市和经济发展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不容忽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描述了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挑战。本文设计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情景,包括可持续路径(SSP1)、中间路径(SSP2)、区域竞争路径(SSP3)、不均衡路径(SSP4)和化石燃料为主的发展路径(SSP5),开展2020—210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和经济预测。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城市人口比重由2016年的48%增长至2100年的77. 9%(55%～92%),GDP总量由57万亿美元增长至371万亿(210万亿～611万亿)美元。(2)未来城市化及经济水平在5种发展路径下将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SSP1、SSP4和SSP5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迅速,未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能达到极高城市化水平,SSP2和SSP3路径发展相对缓慢,绝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度城市化水平以上。经济水平在SSP5路径下发展较快,大部分国家能达到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SSP3和SSP4路径下发展缓慢,多数国家增幅1～4倍。(3)在低、中度城市化水平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对未来城市化和经济影响显著,到21世纪末期各路径间城市化差距达40%以上,经济水平相差3倍左右;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未来城市和经济发展均较为稳定,各路径间城市化差异少于20%,经济发展相差约1. 5倍。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解耦分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面临着双重压力,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应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解耦",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主要途径。本文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解耦规律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过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历程,提出我国未来发展的三种情景假设,即惯性情景、低碳情景和2度情景。研究认为,惯性情景是一种高碳发展情景,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允许发生;2度情景的实现有较大难度,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国应按照低碳情景模式发展。我国未来能源发展路径应在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前提下,按照科学产能实施国内能源生产,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特别是煤和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使用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生产要低碳、清洁,能源消费要节能优先、绿色高效。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控制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降低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控制人均排放量。如按假设的低碳情景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GDP预期增速虽有所下降,但经济总量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20年后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开始呈现逐步解耦的趋势,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我国经济增长与高碳能源(煤炭和石油)消费将在2030年前解耦;至2050年,我国能源消费趋于饱和,增量接近零,而经济总量继续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接近绝对解耦;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或之前)到达,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或之前)实现绝对解耦。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3—2018)的制度建构:实践创新、现实挑战与中国选择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已走过丰硕的五年。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制度的有力支持。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提出,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既继承了中国能源治理的原有模式,又开创性地发展了诸多新的制度路径。这表现为,在理论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以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合作的基本理念,开展相应的制度创新;在实践方面,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积极有效地驱动了地方创新精神的涌现与发挥;而在对外合作上则采取了包括对接、论坛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此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是双向的,其不仅在于通过制度安排,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进口;同时也是中国利用其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积极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清洁能源建设的结果。当然,随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国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挑战。例如,在政策的进一步创新、制度建构的体系化、法律政策的规范性以及机制化建设等方面都有待于强化完善。为此,实现能源合作制度建构从功能主义向规范主义转向,由实体能源向虚拟能源合作的深化,加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以及进一步扩大制度建构的开放性,通过"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模式,将更多愿意参与到"一带一路"能源建设的国家纳入到其中,将是中国能源合作走向成熟,并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的有力举措。     

中国深度脱碳路径及政策分析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目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何尽快推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更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能源和重要的终端能源消费行业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型方法考察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的深度碳减排潜力,并基于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中国中长期的深度脱碳路径。研究表明,在深度脱碳路径下,中国将顺利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此后非化石能源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到44%左右,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耗能行业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速,2050年碳排放回落至2005年前水平,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90%以上。为实现深度脱碳,本文从强化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产业低碳发展激励政策、加强相关市场机制作用、倡导低碳生活和消费等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决策者参考。     

中国资源型城市CO_2排放比较研究

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作为践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主体,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关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承诺的中长期碳减排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CHRED),综合运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分类比较研究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对我国126个资源型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些城市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了这些城市未来碳排放趋势和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达峰情景下,2030年126个资源型城市将以72.65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60%;在提前达峰情景下,资源型城市将在2025年以53.78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45%左右。最后,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以及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促进资源型城市碳排放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三是改善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燃料利用的比重;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低碳城市能源需求与碳排放情景分析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为大背景,在分析中国城市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现状与发展瓶颈的基础上,探讨了低碳城市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问题。选择河南省济源市作为研究开展的案例城市,借助情景分析法和"脱钩"概念模型,展示了济源市在能源和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到2030年不同情景的低碳发展图景。认为:第一,从需求角度来看,能源需求总量在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均呈增长趋势,由于驱动因素的作用差异,基准情景下能源需求量最大,强化低碳情景下最小;第二,从消费角度来讲,人均能源消费量在不同情景下的变化趋势各有特点,其中低碳情景下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拐点,此时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16.9tce/人,绝对值仍然较高;第三,从不同情景下减排潜力来看,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仍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例如2020年低碳情景下可能减排约741万t,强化低碳情景下约可减排1 790万t。基于对城市未来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情景分析结果,给出了城市低碳发展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一是济源市的能源需求若保持现有高速增长趋势是不可取的,低碳情景下和强化低碳情景下能源需求总量和增速有明显改善;二是尽管在最严格的情景下,济源市的人均能耗预测值仍然高于国际国内其他城市的预测,但由于其资源禀赋、产业定位等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仍存在着一定的挑战;三是济源市的经济增长依靠工业生产拉动,对于工业占比为绝对主导的这类城市而言,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和减排潜力释放应在传统产业格局的升级改造上。     

基于CGE模型的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路径评估

电力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约占全社会总量的30%～40%,电力部门低碳转型受气候环境政策驱动,也面临供应安全保障、成本效益、环境容量制约而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粤港澳大湾区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83%,电力供应对外依存度48%。作为对标未来国际三大湾区的国家战略,理应在电力低碳转型方面先行先试。该研究基于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能源平衡表及投入产出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动态CGE模型,通过研判外部一次能源供应形势及考虑不同电力消耗能源的局限情况,按照不同组合的电源结构,设计基准情景、天然气电力情景、非化石电力情景及零煤电情景。在设定粤港澳大湾区本地供电总量相同的条件下,预测到2035年湾区发电技术结构不同的转型路径下电力部门能源效率、投资回报、外购电力需求的变化及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在微观和宏观经济系统两个层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实施低碳转型对一次能源结构、碳排放和宏观GDP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种面向2035年的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下,天然气电力情景转型效益最好,投资回报率为77%。非化石电力情景的度电能耗下降效果最好。零煤电情景电力部门的碳减排贡献最大,能源强度下降40%。三种电力低碳转型情景比基准情景有效降低碳排放,且电力转型可带动电力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及宏观GDP的增长,实现低碳转型的同时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在平衡能源、经济、环境三个维度指标的情况下,提出动态电力系统转型筛选机制,分阶段、分步骤多情景组合路径实施电力低碳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量化决策参考。     

中国的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GDP的CO2强度下降速度为世界瞩目,但由于工业化阶段GDP快速增长,CO2排放仍呈增长快、总量大的趋势.我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加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节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的含碳率,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为主要目标,到2030年前后要努力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适应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长期减排目标下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和形势.“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措施,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立CO2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机制,这也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日趋活跃,能源关系发展迅速,能源合作已成为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需状况、能源合作的现状,紧接着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诸如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挑战,最后就"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中国电力部门中长期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电力部门是中国CO_2排放的主要贡献部门之一,电力部门的低碳转型对中国实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构建了包含电力模块的自下而上的能源系统模型PECE-2017,根据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确定终端部门电力需求,并引入电力负荷曲线确定电力供给,设置了未来电力发展的基准和低碳两个情景,从供需结构、技术需求、成本和投资等多个角度,分析电力部门自身的低碳转型及其对中国实现中长期低碳发展的重要作用和贡献。研究表明:第一,未来中国电力需求仍将不断增长,且在终端能耗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低碳情景下,2050年电力需求达到114 869亿kW·h,比2013年上升125%,电气化率增加到34%;电力需求结构中,工业和建筑比重下降,交通部门比重上升。第二,电源结构逐步低碳化。煤电逐步淘汰;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大幅上升,2050年装机占比均超过30%;2030年以后,部署和推广CCS技术,到2050年装机容量达到4.9亿kW。第三,低碳情景下,电力部门在2020年碳排放达峰后,进一步加速脱碳。到2050年,电力部门的排放量可控制在4亿t以内,相对基准情景减少排放61.5亿t,占总减排的贡献率达到45%,为中国的低碳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第四,支撑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投资需求GDP占比在合理区间内。2030—2050年,电力部门投资需求占GDP的比重为0.77%;电力部门内部投资结构呈现明显的低碳化趋势,绝大部分投资将用于非化石能源电力。     

能源活动碳排放核算与减排政策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是摸清区域碳排放基本状况,对碳排放现状的梳理是探索环境改善路径的依据。探索低碳发展路径的核心在于减排政策选择,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区域环境保护及大气污染治理成为研究热点,河北省资源环境容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促使探明环境现状,研究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创新机制。摸清河北省碳排放基本现状,探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演变规律,对河北省探索低碳发展路径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河北省全域的数据资料和实地调查,核算了河北省下辖11个地级市能源活动引起的碳排放,分析了2005-2013年碳排放的时空演化规律,以情景分析方法为基础,预测了河北省到2030年的碳排放状况。认为:第一,能源活动的碳排放量从研究时间尺度上来看,始终保持增长的趋势,且2009年以后增长更为显著;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唐山市的排放始终是全省最高。第二,基于情景分析对河北省能源活动的碳排放可能状况进行预测。基准情景是排放量最高的情景;低碳情景下2025年前后碳排放量基本稳定;强化低碳情景下设定2030年回到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人均碳排放量始终保持下降,2030年将与全国2012年的人均排放平均水平相当。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国际气候变化科学和评估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启示

科学研究和评估工作推动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并加大了各国行动力度。更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和深化,区域甚至次国家级层面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2℃温控目标的实现已然成为共识,政策协调与集成及相关政策在不同领域的协同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在四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和采取行动:1加强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工作,围绕与实现温升控制1.5℃、土地利用、海洋以及城市相关问题开展专题研究。2加强国内绿色低碳转型和国际谈判的战略研究。3构建气候服务体系,以灾害风险管理为抓手,提升气候变化适应水平。4通过构建能源互联网实现能源变革,加快推进国内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基于IAMC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峰值目标实现路径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突出的社会、环境等多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和视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以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来推动需要得到合适的研究和试验。中国近期宣布了计划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本文将就此展开重点探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发展路径和排放控制目标,特别是围绕中国的排放峰值能否尽早出现和以何种水平出现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两方面来分析中国实现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的可行区间和战略定位,基于IAMC模型对中国实现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的四种路径和情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相关条件进行审慎的检验,以提出现阶段合理的目标建议。情景结果表明,"十五五"期间是实现碳排放峰值在120亿吨和8.5吨/人左右水平的较好机会窗口,在该条件下2030年经济总量相对于常规路径累计偏移约3%,每年平均增速下降约0.2%,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依存度有可能分别超过70%和45%,非化石能源和电力的比重分别要突破20%和45%。同时,终端消费的电气化程度大幅提升,电能比接近50%,劳动和资本生产率要实现翻番,二氧化碳强度相比于2005年降低至65%以上,未来15年累计减排超过200亿吨。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碳中和背景下金砖国家气候政策、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的比较

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五国在碳中和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碳减排目标。该研究系统梳理金砖国家近半个世纪内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政策演变，并分析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政策。该研究对金砖国家各自能源结构和分能源分行业部门的碳排放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金砖国家能源结构各有特点但存在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砖国家的能源结构逐渐多样化，非化石能源种类增多，但除巴西外的金砖国家化石能源占比仍较大，减排压力较大。基于目前各国能源结构和碳排放特点，该研究采用GAINS模型预测了金砖国家在各自背景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和未来预期并对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需求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能源和碳管理领域的科技合作，碳减排核心技术的合作，以及完善金砖合作机制，拓展全方位合作等方式助力金砖国家碳中和目标实现。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京都》15年后:分阶段减排政策与“绿色悖论”问题

低碳经济的政策分析,通常囿于单一国家层面的局部均衡结果,较少考虑到全球整体行动的外部影响,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以来的全球一致减排行动,却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本文通过梳理《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全球低碳经济合作中遇到的新挑战,以及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状况,采用制度分析与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均衡分析方法,讨论了全球一致减排行动所触发的"绿色悖论"问题。研究发现,造成"绿色悖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合作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京都议定书》及其关键性的附件一,将重点放在如何限制发达工业国的减排设计上,但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协议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增排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污染转移的碳泄漏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征税、以及对其替代品进行补贴时,将会导致在当前期对于化石能源的加速开采,并可能导致对同时期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的其他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也大幅度加快,造成了在双重加速开采下的全球绿色福利损失以及CO2排放量的急剧升高,化石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到比协议签署前更为严峻,甚至与全球合作减排框架的设计初衷相悖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全局性的减排公约和分阶段的减排政策,是造成"绿色悖论"现象的重要条件,缺少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重要工业国的缔约,使得负面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克服;同时,减排任务和责任有所区别的分阶段设计,会把在未来行动期内可预见到的更高地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转嫁到当前的行动期,造成短时间内资源与环境的迅速破坏。但本文的研究也表明,社会最优经济与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补贴是克服"绿色悖论"现象的两条可行路径,且需要有与其相匹配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由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是,中国需要加强在国际气候公约中的影响力,提升自身话语权;以碳税政策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度设计的主要政策工具;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于可再生能源研发进行补贴;根据国情不断优化碳税税率,并适时调整与其相匹配的新能源补贴等相关政策。     

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贸易开放则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本文用SBM模型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角度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基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4个因素的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四个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都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两个门槛的跨越而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强;在跨越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门槛前后,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都为正,但在跨越门槛之后进一步增强。出口贸易在样本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随四个变量门槛的跨越而逐渐降低,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2)沿线国家基于四个门槛变量的通过情况有所不同。跨越基础设施水平门槛和金融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较多,跨越制度质量水平门槛的国家次之,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还较少。(3)贸易开放整体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比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更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进步。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逐步提升沿线国家在此四方面的发展水平将有利于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