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税对地区绿色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一体化背景

环保税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其绿色竞争力效应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必须依托市场。从市场一体化演进背景考察环保税对地区绿色竞争力的非同质性作用,结果表明：(1)门限回归结果显示,环保税对地区绿色竞争力的影响依赖于当地市场化发展的进程。当市场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环保税对地区绿色竞争力会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进入高度一体化阶段,环保税对地区绿色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又会有所下降。(2)中介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在环保税与绿色竞争力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要素市场发育在环保税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中则存在遮掩效应。(3)进一步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显示,环保税和市场一体化对提升地区绿色竞争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外溢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最后,为最大程度发挥环保税绿色竞争力提升效应,制定更为合理协同的环保税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网络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以及能源互联网等网络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发展很可能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大小及网络效应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互联网发展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地区不平衡现象比较显著,存在"东部→中部→西部"递减梯度分布,耦合度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比较密切关系。(2)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创新能力、所有制结构、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存在负向影响,但统计不显著。(3)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网络使用从"低规模→中规模→高规模"变化时,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均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则从"不显著→显著→不显著"变化,而且影响大小也会相应变化。因此,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一定范围内随着互联网使用规模的增加,其影响作用也会跳跃性的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中的作用,认识到网络效应条件,推动互联网与能源生产、消费深度融合,以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节能技术创新水平,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区域智能、绿色、协调发展。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本土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探寻中国能源效率低下的诱因,是现阶段实现节能减排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系统梳理本土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ynamic-SBM模型重新测算了1990—2016年省级层面的能源效率,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①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在低技术进步区间,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技术进步增加而逐渐降低;在高技术进步区间,则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②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在高、低市场规模组,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交互影响显著为负,但在中等市场规模组却具有正向影响。③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加入WTO会显著增强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仍然存在。④分地区来看,发展改善型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回弹效应;发展成熟型地区具有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而发展落后型地区技术进步均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且在低门限水平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波动型地区在高门限水平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加大发展落后型地区和发展波动型地区的能源改革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发展成熟型地区的能源技术创新,注重发展改善型地区的市场规模培育和创新引领作用;同时扩大开放,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市场分割的绿色增长效率损失评估——非线性机制验证

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提高绿色增长效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已有研究对市场分割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间接路径进行了探讨,但鲜有学者探讨市场分割对绿色增长效率的综合影响效应,而且缺乏对市场分割的绿色效率损失评估研究。本文系统构建了一个市场分割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综合分析框架,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4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市场分割对绿色增长效率影响,以及基于反事实的思想估计了市场分割的绿色增长效率损失,结果发现:(1)商品及要素市场分割对绿色增长效率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关系。商品市场分割存在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倒U"关系,97%的样本表现为市场分割对绿色效率的抑制作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资本市场分割均存在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U"型关系,分别有全部样本及87%的样本表现为对绿色增长效率提升的抑制作用。(2)市场分割对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市场分割存在影响绿色增长效应的非对称性。东部地区商品及要素市场分割存在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U"型关系;中部地区只有资本市场分割存在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U"型关系;西部地区只有商品市场分割存在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U型关系。(3)市场分割的消除将带来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消除商品市场分割、资本市场分割以及全部市场分割因素将分别使绿色增长效率的损失降低0.751%、2.389%以及0.829%,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消除将提高绿色增长效率0.320个百分点。最后,提出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提高绿色增长效率的建议,包括破除商品及要素市场分割制度障碍,推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改革地方考核体系,强化环境监管力度以及廓清绿色增长效率的中间机制,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等。     

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且合理的农业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和解决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本文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在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农业绿色GDP作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SFA)核算中国2000—2015年省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环境规制因素对两者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全国平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 10%,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②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而过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反过来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④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均产生正向影响,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分别产生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自愿性环保投资规制仅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是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     

城市工业土地集约利用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分析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2001～2017年副省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情况。结果表明：（1）2001～2017年各副省级城市碳排放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823%，其中成都市上升趋势最明显，年均增长率为13.150%，深圳市上升趋势最平缓，年均增长率仅为5.232%；（2）工业土地集约利用（IILU）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显著，地均劳动力、资本投入及科教支出对碳排放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则存在负向效应；而控制变量中除城镇化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外，工业产值占比与人均GDP均对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位工业产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3）IILU指标中不同的解释变量对碳排放效率低、中、高值区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地均劳动力要素仅对高值区有正向效应，地均能源消耗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负向效应，地均资本要素对低值和中值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均科教因素对低、中、高值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从提高用地转换率、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倡导低碳文明的绿色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减少城市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达到优化城市空气质量的目的。     

绿色信贷如何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是中国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推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而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项目融资的主渠道,也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文章在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省级区域的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化进程与财政分权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但是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造成企业治污成本过高,利润降低,从而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不同来源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从而相互抵消所引致的。②在影响机制方面,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绿色信贷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技术进步显著为正,说明绿色信贷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实现的。③在传导路径方面,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降低煤炭消费量在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进而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④将绿色经济增长滞后1至2期,发现绿色经济增长处于波动状态,上一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可能带来本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又会在下一期得到下降,说明中国节能减排工作未能得到有效的持续。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建立抑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的约束机制与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定期开展绿色信贷投放效果评估,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督长效机制,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北大核心CSCDCSSCI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社会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建立计量模型,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探讨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资本、土地、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城乡要素错配,优化城乡利益关系,因而要素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中介作用。③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相对于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④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有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的作用也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抑制作用。最后,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地区间协同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异质性发展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解,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提高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吗?

高新技术产业在降能提效、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适度产业集聚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影响,推动绿色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及其不同集聚模式对绿色经济效率作用机制。其次以生产函数为出发点,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使用Super SBM-DEA模型和区位熵分别测算中国各省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识别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等解释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分解项的影响效果,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05—2015年,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绿色经济效率大于1,处于效率前沿面,而其他地区较低。总体来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递减趋势,这一分布状态也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在区域上分布情形一致。(2)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对绿色规模效率和绿色纯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呈现"U"型曲线关系,其主要通过对绿色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来实现。(3)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提高,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能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外商投资水平显著促进绿色纯技术效率,但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规模效率。政策启示在于:(1)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突破口。(2)有效利用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高新技术园区在推动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中的作用,积极引导多元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多样化集聚。(3)避免集聚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同质化恶性竞争现象,优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结构,将集聚区打造成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高地。     

城镇化率、要素禀赋对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运用产出距离函数建立以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为投入要素,以GDP和CO2排放为产出要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度全国30个省区1995-2010年期间全要素CO2的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水平、要素禀赋、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因素等五个维度出发,运用Tobit面板模型对影响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因素及其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率、资本深化程度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本的逐步深化,碳减排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能源密集度本身对碳减排效率无显著作用,但对城镇化水平促进碳减排效率提高有放大效应;人口规模的减小、二产占比的下降与能源强度的降低均会促使碳减排更有效率,人口规模因素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49,略高于产业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相关系数分别是0.030 6和0.014 2。进一步将全国样本按照要素禀赋异质性分为资本密集型省区、能源密集型省区、劳动密集型省区,对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能源密集型省区的城镇化率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相关关系。由以上结论得到的启示是,政府面对国际碳减排和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双重压力下,要注意从不同省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出发,通过建立碳市场等措施倒逼能源型省份控制城镇化进程;疏通资本密集型省区资源向节能资源研发部门流动的通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省区的人口红利作用和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挤出效应。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发展时代环保政策的选择设计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进行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对于环保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成本损失和收益补偿两个方面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并通过绘制无量纲综合散点图,就三种环境规制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稳健相关关系进行了特征事实描述;其后借助DEA-GML指数对2005—2017年中国30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基于碳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成为最主要推动力,四大划分区域及不同省份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最后借助面板Tobit模型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众自愿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财政集中度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从绿色发展长远考虑,应该加快绿色生产技术升级及推广,丰富碳排放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健全公众参与绿色监督的体制机制,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水、核、风能等新能源消费比重,加大绿色财政支出力度,积极探索低碳贸易政策,以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该文在分析土地市场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省(市、区)2001 - 2008年的面板数据,估算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全国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2001-2008年间,我国土地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就能提升1.276 5亿元/Km2.进一步地将我国31省(市、区)划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成熟期和后期4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有着较大差别.工业化初期阶段省(市、区)的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最高；工业化中期、成熟期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显著,应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工业化后期的北京、上海、天津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小于零,说明体现土地资源、资产属性的土地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更加重视土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属性.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当下,科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③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提高周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西部省份和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扩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流动有助于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基于SBM-DDF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测算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基础上,从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视角分别考察了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①地区间的农业劳动力要素过剩表现出较大差异。具体,中部地区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高于东部和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过剩量高于主销区和平衡区。②整体上,常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分地区显示,常住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东部和西部;就不同粮食功能区而言,其对粮食平衡区的促进作用最大,然后是主销区和主产区。③区分不同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相比于第二产业就业城镇化,第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地,第二、三产业就业城镇化对东部和主销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余区域均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④空间分析表明,就业城镇化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常住城镇化则不存在;实现"就业"和"身份"的双重改变,是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持久"转身"的决定因素。政策启示在于,本地城镇化是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首选;关注包容性社会政策设计,积极引导农业过剩劳动力城镇服务业就业,不失为改善现阶段城乡社会鸿沟,强化非农"转身"稳定性,实现乡村振兴计划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