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自然景区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和游憩空间,游客旅游行为对城市自然景区的游憩冲击一直是城市旅游管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研究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控制游憩负面冲击,增强城市自然景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和实践观察基础上,将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游客环境冲击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建立了包含生态环境冲击感知、不友善行为感知、游客冲突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四个游憩冲击感知变量,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环境责任行为变量的"游憩冲击感知—社会责任意识—环境责任行为"理论模型,应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长沙岳麓山国家5A级景区为案例,对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对环境保护促进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对环境自我约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在游客环境冲击感知、设施管理冲击感知、游客冲突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冲击感知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客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游客冲突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指出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若干管理启示。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的旅游地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及非人为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得以正常运行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旅游地环境保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案例借助NAM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研究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并对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居民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经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两组模型中均表现出因变量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作用最强,因变量灾害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影响次之,因变量旅游环境影响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无影响;②两组模型中环保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均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影响最强,对景区生态关注影响强度次之,对高级环保行为意愿影响强度最弱;③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是影响居民实施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最主要的环境后果认知维度;④青城山-都江堰居民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九寨沟,而九寨沟居民灾害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地环境管理要充分考虑和提高居民的合理利益,并加强环境、灾害意识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激发居民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地环境可持续发展。     

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基于心理性因素与内外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对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加以梳理,发现大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下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其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作用,并将环境态度/环境关心视为关键变量,以揭示实施环境行为复杂的内在过程与心理机制;大多数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某一时点的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着重探究自我报告的一般意义或某类具体环境行为.其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制度政策变化、阶层分化、地区差异、信息分割等外在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心理的可能塑造及其对环境行为的动态影响,进而提出在准确厘定环境行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群体成员或社区居民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多元研究方式长期追踪收集纵向数据或资料,以及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不同类别的环境行为,有助于突破既有研究的心理学局限与行为决定论桎梏,且切实反映环境行为的历时性变化与动态性影响.     

基于TPB-NAM整合的海洋水产企业亲环境意愿研究

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海洋开发的总体布局,海洋生态保护、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理论界及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海洋水产企业作为海洋第一产业转型的主要践行者,其亲环境意愿的驱动机理值得探究。将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模型(NAM)相结合,从理性和道德两个方面共同解释海洋水产企业的亲环境意愿,是对传统TPB理论的拓展。通过对海洋水产企业进行调研获取221个样本数据,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表明:①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管理者个人规范正向影响亲环境意愿,其中行为态度路径系数最大,可见态度是一切行为意愿的根源,由于我国的水产企业起步晚,很多企业还没有践行亲环境行为,对其行为意愿的研究可作为后续行为研究的基础。②表象上看,主观规范与行为意愿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压力在形成亲环境意愿中没有作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主观规范的作用被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管理者个人规范所分解。③结果认知对主观规范、责任归属、行为态度以及管理者个人规范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认为结果认知是前因变量;同时,责任归属也正向影响管理者个人规范。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调研实际,提出对策建议:加强环保知识宣传教育,提升管理者环境认知;推动海洋先行标杆企业亲环境行为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加强制度保障,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科技支撑并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查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研数据,从农户感知异质性的视角,根据“内外因素—主观感受—意愿—行为”的逻辑深入探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农户知识能力、市场环境的感知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政府激励和政府规制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有显著影响,组织参与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均不显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绿色生产意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形成多条促使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路径,其中知识能力的影响效应最大.基于此,该文认为通过提高农户绿色生产知识水平、提升产业组织的服务水平、加强农业市场监管、完善政府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

居民的环境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状况,而环境行为意愿又直接指导着环境行为。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之间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属性特征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环境意识、奥运、环境知识、环境状况以及传统道德对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效应发现,对环境行为意愿影响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奥运影响、环境状况和环境道德。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应该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年轻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取向、继续提倡"绿色奥运"理念等方面加强北京市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从而提高整个北京地区的环境水平。     

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

地方感是国外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旅游者地方感对其资源保护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是地方感应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九寨沟为例，设计量表测量了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资源保护态度，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旅游者地方感与其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九寨沟的自然风景、社会人文对旅游功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风景、旅游功能对旅游者的情感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直接受其对九寨沟的情感依恋的影响，九寨沟的自然风景、社会人文和旅游功能主要通过旅游者的情感依恋影响资源保护态度，情感依恋在其中起着媒介作用；（3）对自然风景的感知评价是影响旅游者的资源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4）感知体验水平越高的旅游者，对九寨沟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最后讨论了增强旅游者资源保护意识的途径以及地方感研究的实际意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illiteracy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is study proposes and employs a structural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Eski?ehir on their purchas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In the proposed structural model, environmental illiteracy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were the exogenous latent variables, while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the purchas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were the endogenous latent variables. The latent variable of environmental illiteracy did not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purchas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wherea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the purchas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with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lso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resence of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environment leads them to display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adopt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基于元分析的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整合研究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对于推进我国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缺乏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整合研究。借助元分析法，从756篇国内外文献中筛选出30篇标准文献作为研究数据，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TERB）影响因素进行整合研究。结果显示：（1）个人特征、感知价值、目的地体验、目的地涉入、地方特征、环境态度与地方依恋等7大因素均显著影响TERB，个人特征、感知价值与TERB之间呈中度正相关关系，其余因素与TERB之间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其中，目的地体验与TERB的正相关关系最强(r=0.600)，而个人特征最小(r=0.260)；（2）样本量、文化背景和出版类型在各因素对TERB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其中，样本量对个人特征、感知价值、目的地体验、目的地涉入、地方特征以及地方依恋与TERB间的关系均具调节作用；文化背景对个人特征、地方依恋与TERB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出版类型对目的地体验、地方特征与TERB间的关系起到明显调节作用；（3）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机理具有复杂性，不仅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且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最后提出若干管理启示。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定位及体系完善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规定了海洋环境监管部门代表国家排他性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制度,为海洋环境公益提供了特殊的诉讼保护方式。因该项制度设计的粗疏以及关联政策、立法回应不足,造成对该条款规定的理论解释困惑和制度适用障碍,导致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类型受限、海洋环境公益保护诉讼程序衔接不畅、海洋环境监管部门"两种角色"手段配合不当的突出问题,直接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功能发挥。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阐明海洋环境公益保护背后的诉讼法律关系和应用法理,完善海洋环境公益保护诉讼制度体系,实现海洋环境保护的诉权利益调整和诉讼秩序优化。重点是打破现有研究的思维定式,避免将《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规定的诉讼类型推演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并作为讨论前提,明确该条款规定为带有维护海洋环境公益特点的"准环境公益诉讼",将其与"私益诉讼""国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合理界分,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提供制度空间,理顺各类型诉讼和保护机制之间的关系。在此之下,完善海洋环境监管部门"两种角色"作用发挥的制度设计,保障环境行政手段与诉讼保护手段之间的衔接配合,理顺海洋环境公益保护各类型诉讼提起的顺位与程序,促进各类诉讼手段各归其位,形成与行政保护机制的合力,最终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     

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为有效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更好的开展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南京公众为研究对象，把公众环境意识分为环境保护认知、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政策满意度、环保表现满意度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应用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交叉列联分析、相关分析，研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4个调查维度中，环境保护认知得分最高，环保表现满意度得分最低；（2）交叉列联分析初步筛选、明确影响环境意识的关键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3）相关分析进一步识别出3个变量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强弱顺序如下：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个人环境意识为基础，政府宏观引导，民间环保组织为平台，企事业单位为主力的环境保护体系     

Environmental literacy in practice: education on tropical rain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literacy is a key concept to promote individual behavioral changes toward a more sustainable lifestyle to consciously react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Promoting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provides a reasonable basis to prepare adolescents for their future. A recently proposed environmental literacy model comprises three-dimension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present study applies this model by implementing an intervention focusing on tropical rain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 in a botanical garden, combining student-centered activities with self-dependent learning. Data from 283 10th graders quantify individual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scores. Knowledge acquisition, a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on of Nature in One's Self concept and increas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s were found by comparing an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a test–retest group. In conclusion, our botanical garden’s intervention evidently furthered appreciative tendencies and even encouraged environmental literacy.     

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支付意愿分析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浙江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例

绿色发展是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可持续发展观。海岛旅游绿色发展有利于保护旅游目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减少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旅游碳排放增量生态补偿(增汇或碳汇)主要依据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生态补偿主要依据是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主要依据是受益者付费原则;并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以2013年为评价基准年份,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可获得6.53×108元的生态补偿资金,游客平均承担110.43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意识和社会背景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采用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陈述的环保行为整体得分尚不及格,但较1998年的全国平均得分有大幅提高;环保重要性、环保知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差异在个人环保习惯中表现突出,在公共环保行为中并不显著;收入、年龄、环保意义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从个人环保习惯路径分析模型发现环保重要性是最显著的中介变量.最后,文章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保重要性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水平,且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