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而农地非农化又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合理调控农地非农化需要掌握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辨识主导因素。论文从影响土地资源部门配置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1995～2001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土地利用的比较效益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农地非农化的基础因素;地方政府的收益以及地方政府的管制应对行为与农地非农化呈正相关关系,而土地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与农地非农化的面积呈负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     

中国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

基于中国省域2003—2018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趋于优化,但农地流转一直以滞后于农业收入为主,农地流转由同步于非农收入转为超前于非农收入。（2）在空间维度上,农地流转与不同类型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在不同省区之间差异明显。（3）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提高,且农地流转对农民人均收入产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虽然户均农地规模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非农收入,但农地的规模经济使得户均农地规模增加,显著促进了农业收入提高。     

中国土地流转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在全国尺度上全面了解中国的土地流转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在详细分析中国土地流转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在省级尺度对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提取。结果表明：1）当前中国土地流转发展迅速,2007—2015年,中国土地流转率由5.2%增至33.3%。但土地流转程度区域差异明显,南部与西部地区流转较慢,规模较小,平原地区流转较快,规模较大。2）土地流转对规模经营（经营规模>3.33 hm²）的促进效果尚不明显,中国规模经营比例仍然偏低,经营规模在3.33 hm²以上的农户仅有1.42%。3）土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流转交易成本、地权稳定程度、农户流转意愿和交通通达性等方面因素是影响中国土地流转发展的主要因素。4）土地流转条件成熟程度存在区域差异,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最高,贵州、云南、广西最低。政策启示是：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土地流转效果的实现,土地细碎化是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重要原因,进行农地制度改革,推动农地承包权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流转,可以促进细碎地块的集中,有效降低流转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提高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同时,在制定政策推动土地流转时,还应重视土地流转条件成熟程度和土地流转主要限制因素的区域差异,分区制定政策解决影响土地流转的障碍,鼓励适合当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福建省龙海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尺度效应分析

土地利用在不同的规模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某个研究尺度上的影响因子可能在其它尺度上并不发生作用。论文运用统计方法与GIS技术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各方面分析福建省龙海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其尺度效应。综合考虑9种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和23个候选影响因子,其中土地利用数据来自2000年11∶0000土地利用详查数据,地形数据来自15∶0000DEM,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如人口分布来自以乡镇为统计单元的统计年鉴,因此必须根据其空间分布与影响因子的关系进行空间化处理。采用的基本研究单元为100m×100m,在此基础上生成200m×200m,300m×300m～2000m×2000m多个空间尺度序列数据图层。通过分别构建不同聚合规模上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驱动模型,探讨了福建省龙海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影响因子的尺度规模效应。研究表明,不仅模型的解释能力会随聚合规模发生变化,影响因子本身及其影响系数也随研究尺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尺度依赖性规律。龙海市主要地类受坡度、海拔高程等地形条件的严格限制,而地形因素是不容易随时间发生改变的,因此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适合多种用地类型,因而将是用地矛盾的焦点。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与经济发展及COD排放关联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环保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但变化波动较大,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尚未形成与经济发展之间稳定的联动机制.从总量上看,尽管环保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从增量上看,环保投资并非固定资产投资优先领域.环保投资对COD排放量存在一定影响,但由于投资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效益难以有效发挥.主要体现在:一定比重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与环境治理关系不密切;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规模一直偏低,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环境效益的实现存在较明显的时滞性.本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构建环保投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优化环保投资结构、规划编制与实施应统筹考虑环境效益滞后因素等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会加剧耕地“非粮化”吗？——基于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粮食安全为国之大者。基于经营规模异质性探讨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有助于识别重点监管对象，降低监管成本，更有效地治理农地“非粮化”。采用2017—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评估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并细化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土地流转的农地“非粮化”效应。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地“非粮化”；（2）土地流转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非粮化”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10亩以下的农户会“趋粮化”，10～20亩的农户无显著差异，而20亩以上的农户倾向于“非粮化”。据此，为有效防止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节约监督和管理成本，提高农地“非粮化”监管效率，提出重点监管20亩以上规模经营农户，不过多干预20亩以下的农户，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议，以解决流转中存在的信息不透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和租金过高等问题。     

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一体化深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城市群创新互动关系,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空间溢出是创新发展互动关系重要体现之一,基于城市尺度数据、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多角度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人才、资金投入、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创新发展重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2）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对比发现,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如区域对比核心区时间演变明显增强等。（3）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演变趋势,且这一效应在325 km处最大,而后空间溢出效应的缓慢波动下降与中心城市相对均衡分布有关。本文为识别城市创新发展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对推动城市群创新发展、一体化深化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安徽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1981-2014年GDP及就业与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安徽省GDP增长、外贸增长和就业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是影响安徽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力量,进出口贸易同时也对安徽省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因此,安徽省在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的时候,依然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确保新常态下安徽省开放型经济稳中有进地持续发展。     

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类型地域,伴随着剧烈的土地利用竞争和矛盾,土地利用变化迅速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分析了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演变规律,发现1987-2007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持续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用地和淡水水域面积减少。矩阵转移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未利用地、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由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化而来,农用地是城市化过程中最容易受到侵占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变化与非农业人口、总GDP,第二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房地产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农用地面积变化与非农人口、总GDP、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实际利用外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集美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城市人口增长、土地利用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及人文驱动力机制研究

利用多期遥感影像 ,对土地利用进行了测量。再运用GIS软件进行空间叠加求得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转移矩阵 ,分析马山区11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过程。结果表明 :1988～1998年之间农业景观为主的农田、林地显著减少 ,城镇沿公路迅速向外扩张 ,旅游度假区沿湖岸不断扩大且呈集中化趋势。这一变化趋势的驱动力是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城镇人口增长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波动。     

基于遥感与GIS的海口市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研究

利用1986、1996和2000年三期TM遥感图像,得到海口市1986～1996和1996～2000年土地变化情况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海口市的土地变化规律表现为耕地、林地、滩涂及未利用地转化为城镇、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建设用地。通过分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口市林地、水体等自然景观随着人类的干扰,分维度降低;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分维数降低;城镇扩大,斑块数量减小,用地趋于集中;农村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增加,用地趋于分散,复杂度增加。海口市土地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是城镇面积的扩大,其次是农村居民点和工矿建设用地的扩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用地扩大,海口市土地结构表现为利用程度逐渐深化的趋势。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利用国家、省、县三级行政单位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近２０年来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趋势、空间特征和驱动因子。揭示出：①减少的耕地主要是分布在东部地区质量较好的耕地,而增加的耕地主要是质量较差的边际土地;②非农产业占地的多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减仍十分敏感;③城市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程度对土地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者建议重新检讨现行的土地管理政策,提出了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转移等政策措施     

基于Logistic的辽河口湿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分析

文章以辽河口湿地景观格局为例,考虑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过程的空间变量,建立了不同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过程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模型中转为建筑用地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城镇人口变化率;转为芦苇地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农村人口变化率和过境水资源变化率;转为水稻田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农村人口变化率;转为养殖池的主要解释变量是第一产值变化率和农村人口变化率。空间异质性和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过程的时间变量共同影响着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解释湿地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的能力;通过对各个模型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得出空间统计模型能较好地揭示不同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及其作用机理。     

中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特征研究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乡人地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分析该过程中的城乡人口与土地变化及其关联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应用脱钩理论及其相关模型,重点分析2000-2008 年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及其与城乡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25 个省区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两者协调性欠佳,呈现弱脱钩状态;农村居民点用地并没有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约一半省区呈现强脱钩状态,11 个省区呈现衰退脱钩状态;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可划分为7 种类型,其中有1/3 的省区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关系极不协调。论文认为,财税体制和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不完善、城乡规划管控不力、城乡二元制度根深蒂固是造成前述问题的重要原因;新时期协调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可持续途径在于,遵循人口、产业、城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推进财税/绩效体制改革,科学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有序推进城乡土地统筹置换。     

中国城镇扩展占用耕地的遥感动态监测

论文在1988～2000年全国土地利用矢量图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占用耕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城镇占用耕地指数将全国分县市占用剧烈程度进行分级,沿海及平原地区侵占剧烈程度为3～6级的占全国耕地损失的88.68%,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造成耕地损失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1.27%、17.8%和6.02%,这3个地区是全国城镇扩展最快、耕地损失面积最大的地区。按地区分析,城镇占用耕地面积最大的是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和广东,占全国的50.99%;其次是北京、浙江、四川、广西和上海,占全国的22.85%;从城镇造成耕地资源减少的速度看,北京、上海占用耕地最快,其次是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山东、河北、海南等。耕地资源减少在某些地区已经造成了粮食产量减少的问题,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粮食总产量降低较快。随着城镇化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扩展与耕地资源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只有加强土地资源的管理才能取得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和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分析

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规模?论文以京津冀为研究案例,基于结构方程构建5个时段（1990、1995、2000、2005、2010年）的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模型,揭示行政边界影响下城市用地的扩张机理和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规模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行政边界通过对经济、人口等中间要素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1990—2010年的5个时间节点,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的间接影响要素中,财政支出和非农业人口的主导作用明显,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利用外资和职工平均工资也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和区域一体化滞后的阶段,社会固定资产是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重要间接要素,而在要素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实际利用外资和职工平均工资成为构筑在行政边界和城市用地规模间不可忽视的中间要素。本研究可为京津冀城市用地的理性扩张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中国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以遥感与GIS为技术支撑,运用专家知识,结合实际,从农牧交错区的实质出发,定量地计算出我国的农牧交错区。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农牧交错区近10年的耕地、草地变化的空间格局。整个农牧交错区的耕地以变林地、草地为主。耕地的变化以内蒙古的变化为大,主要分布于它的中、东部地区。草地主要以变耕地、城镇为主,分布于内蒙古与东北三省接壤处。最后探讨这种格局的成因。耕地变化受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农业结构等驱动,主要表现为人文作用。草地变化受人为与自然的驱动,主要为人类活动的影响,表现为经济发展与草地过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