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市土地利用现状的环境敏感区分析

随着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展开,针对忻州市土地利用存在的环境问题,利用调查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有效管理土地利用空间向环境敏感地区伸展,减缓环境敏感地区的环境压力和生态胁迫,为市域土地利用方式和分区方案制定提供环境敏感性依据.从规划方案与面临的土地生态问题入手,划分生态环境、水源保护、污染影响、优质农田以及煤矿塌陷五类环境敏感区,并进行忻州市环境敏感地综合评价,明确其空间分布范围.研究结果表明,极高敏感、高敏感区占全市总面积的4%,较高敏感区和一般敏感区分别占10.5%和7.5%,低敏感区和非敏感区分别占40%和38%.通过分析规划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方案与环境的协调性, 在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提出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布局优化对策.     

基于格网GIS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敏感性研究:以贵州省雷山县为例

为了科学地诊断出存在的环境问题,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重点生态功能区雷山县为例,结合地形、地貌与气候等数据,以格网为评价单元,构建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区域综合法及格网GIS技术,对评价体系中各指标进行10 m×10 m尺度下的格网化表达,运用栅格数据的空间叠加方法及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模型,综合评价雷山县生态系统敏感性空间格局。结果表明:雷山县生态系统敏感性较高,其中非敏感区和轻度敏感区面积较小,仅占总面积的5%和13.4%;其次是中度敏感区和极度敏感区,分别占总面积的26.3%和17%;高度敏感区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38.3%。     

基于GIS的黄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生态敏感性评价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整个黄河流域缺乏生态敏感性评价研究,且现有敏感性评价方法存在一些不足,该研究基于GIS采用改进的方法、对围绕高质量发展界定的黄河流域内的4种主要生态问题及其综合生态敏感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主要生态问题依次是土地沙化、土地盐渍化、冻融侵蚀及水土流失,其极敏感性面积分别为33.54、3.80、2.72和0.69万km~2,依次占流域总面积的16.20%、1.84%、1.31%和0.69%。(2)流域的综合生态敏感性较高,极敏感区面积为39.38万km~2,占流域总面积的19.02%,集中分布在巴丹吉林、腾格里及乌兰布和沙漠及其周边、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阴山北麓至浑善达克沙地西部、黑河下游额济纳旗、柴达木盆地周边、青海东南部及邛崃山区。该研究可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GIS的增城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

根据增城生态本底环境,选取研究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河流湖泊和土地利用等敏感性因子,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将单因子的敏感性依次分为高、中、低和不敏感性4个等级,并根据其敏感度赋予相应等级值,然后运用多因子叠加最大值法,对增城生态环境敏感性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增城生态环境敏感性总体适中,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和非敏感区的比重分别为区域面积的13.45%、23.32%、25.65%和37.58%。     

内蒙古生态环境敏感性综合评价

针对内蒙古土地沙化、土壤侵蚀、土壤盐渍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区域自然环境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采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构建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对内蒙古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综合研究,定量揭示研究区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土地沙化不敏感区、极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35.9%和10.1%;土地沙化敏感性等级高的区域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辖区内主要沙漠边缘和沙地;土壤基质多为沙粒、冬春季节多大风且植被覆盖度较低是土地容易发生沙化的主要原因.土壤侵蚀轻度、中度和高度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43.9%、30.2%和19.2%;受降水空间差异影响,土壤侵蚀敏感性等级自东南向西北呈逐步下降趋势.土壤盐渍化不敏感区、极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57.6%和14.6%,盐渍化明显地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北部和东部;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人类活动影响较明显,是土壤盐渍化高发的主要原因.生境不敏感、高度和极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30.5%、25.1%和10.6%,敏感性等级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地区;这些区域水热条件相对较好,植被覆盖度高,物种数量较为丰富,是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区域.综合生态环境高度和极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27.9%和9.6%;敏感性等级高的区域位于内蒙古中北部,等级较低的区域位于内蒙古西北、东北和东南部.     

城市生态敏感性分析

在总结国内外对生态敏感性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生态因子评分方法和GIS技术对广州市城市生态系统进行敏感性区划,将广州市划分为最敏感区、敏感区、弱敏感区和非敏感区4个等级,其中北部林区多属于最敏感区,大部分园地属于敏感区,和水源相邻的耕地属于弱敏感区,其他分散的林地和未利用土地则属于非敏感区.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为该市今后产业合理布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的山水型旅游度假区保护性开发建设与调控对策——以南京市国家级老山森林公园东区为例

旅游度假资源保护性开发建设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以南京市国家级老山森林公园东区为研究对象,提供旅游度假区生态绿色发展的方向与对策。基于GIS空间分析,构建由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5个要素组成的生态敏感评价指标体系,以30 m×30 m网格评价单元,开展单项因子和综合的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生态敏感性整体上较高;单因子生态敏感评价中,土地利用结构和开发强度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林木斑块面积与数量对生态敏感程度的影响较为明显。综合生态敏感性评价中,极敏感区和高度敏感区共占研究区域面积的44.79%,中度敏感区约占17.20%,轻度敏感区和不敏感区各占17.16%和20.85%;极敏感区、高度敏感区分布在老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域、老山南北山坡和山顶及佛手湖等水源涵养区域。构建开发与保护协调的空间格局,提出禁止、限制、管控和支撑5项对策建议。     

中国生态环境敏感区评价

采用遥感和GIS技术,针对区域自然环境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沙化、土壤侵蚀和石漠化等典型生态环境问题,建立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开展生态环境敏感性综合评价,定量揭示中国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及地域空间差异,划定生态环境敏感区的红线控制区域。研究结果表明：① 土地沙化以轻度敏感为主,敏感性程度高的区域主要位于西北和北方地区的主要沙漠边缘和沙地;土壤基质多为沙粒、冬春季节多大风且植被覆盖率较低是土地容易发生沙化的主要原因。② 土壤侵蚀以轻度敏感和不敏感为主,受降雨强度和地质条件空间差异影响,敏感性等级高的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南、东南湿润地区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③ 石漠化以不敏感为主,受岩溶地质条件影响,石漠化易发生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南喀斯特地区。④ 综合生态环境敏感性以轻度敏感、不敏感和中度敏感为主,综合敏感性程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西南湿润地区、东南湿润地区以及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⑤ 基于生态环境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将极敏感区划为生态红线区,在全国尺度上初步划定3大类和23个重点生态红线区域,约占国土面积的12.86%。     

基于网格数据空间分析方法的罗甸县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

喀斯特山区是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带,其生态功能受地质环境的影响。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罗甸县为研究区,选取水土流失、石漠化、生境以及气象要素四个评价指标,利用栅格数据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各评价因子进行量化提取,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标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划分出研究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等级,评价和分析了罗甸县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罗甸县生态环境敏感评价以中度以下敏感为主,中度以下敏感区域占县域总面积的98.12%,高度以上敏感区域极少。地质背景、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是导致罗甸县生态环境敏感的主导因素。     

城市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以瓦房店市为例

在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法和生物多样性敏感性评价法对瓦房店市的生态环境进行敏感性评价。结果表明:瓦房店市东部坡度较高,南部大部分地区植被覆盖度相对较低,发生水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土壤侵蚀轻度、中度和高度敏感区分别占21.93%、14.53%和2.01%;以不敏感和微度敏感为主,二者共占到总面积的58.53%;植物覆盖主要以中、高度敏感区为主,植被覆盖不敏感区主要是水域地段,微度敏感区为林地和农区植被生长状况较好的地段。中度敏感区主要为疏林地、草地等的分布区,高度敏感区植被覆盖状况较差,主要为植被覆盖较低的荒草地及未利用地。     

基于WNN模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决策研究

基于小波神经网络(WNN)模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决策研究为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决策依据。论文采用WNN模型,通过利用甘肃省榆中盆地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构建了土地利用方式决策分析模型,分析出农业生产、建设发展和生态保护三种需求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方式类型。结果表明:①榆中盆地农业生产需求用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半粗放利用为主;②建设发展需求用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以过渡型利用为主,且偏于粗放利用;③生态保护需求用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半粗放和粗放利用为主。论文运用WNN模型对土地利用方式决策进行研究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延龙图地区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土地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每年使得很多生态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结果导致一系列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发展需合理规划以减少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而城市合理规划的前提是认清土地生态适宜性及其等级。鉴于此,论文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生态限制三方面选取了12个评价因子构建阻力评价体系,运用“阻力模型”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并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延龙图地区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及其等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延龙图地区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可分为重点建设区（538.55 km²）、优化建设区（743.53 km²）、限制建设区（1 887.46 km²）和禁止建设区（1 919.16 km²）。论文明确各区空间分布并提出相对应的发展建议,以期为延龙图地区城市土地规划布局提供理论、技术、决策支撑与参考。     

中国土地资源退化时空变化分析

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利用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1991～2003年),在辨析土地资源退化定义和分类基础上,将土地资源退化分为沙漠化、石漠化、次生盐渍化、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森林砍伐、天然草地退化和湿地萎缩7大过程.通过全面分析这些退化过程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布,揭示出中国土地资源退化的整体态势和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我国土地资源退化总体态势较为严重,尽管部分改善,但总体恶化;土地资源总体退化指数呈增加趋势,其中非农建设用地占用和湿地萎缩过程指数变化最为明显,造成土地资源退化程度最为严重.②土地资源退化集中于天然草地退化和非农建设占用过程,占66.27%,土地资源改善主要是沙漠化治理和森林恢复过程,占57.5%.③土地沙漠化和石漠化过程发生了逆转,面积总计减少了约15 578km2,但我国沙漠化治理过程主要分布在生态脆弱的西北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河流域沿线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正在不断扩大.④约60%的非农建设用地增加来源于耕地占用,其中70%以上分布在东北、华北和沿海地区等高产粮区,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⑤耕地的损失必然造成土地开发复垦压力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大量生态用地被开垦为农田,如湿地资源退化面积的50%以上转化为耕地.这些分析和评价结果将为我国制定土地资源退化治理和保护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伦理观及其对环境规划的启示

土地伦理观认为人类的身份是土壤、水、动物和植物组成的土地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这是对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认识的里程碑.土地伦理观的发展成熟,启示着环境规划从人类中心的对人类自身活动和环境的规划转变为生态中心的由人类施行、作用于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规划.要使土地伦理观渗透到环境规划中,需要通过加强土地伦理教育、更新土地评价标准、使用蕴含土地伦理观的规划技术方法、完善相关法规并严格执法、加强地区间协作等方法来进行.     

经济发达地区影响土地生态质量的关键景观格局因子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土地生态规划是提升土地生态质量、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其中关键景观格局因子是土地生态规划的重要基础。论文选取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的昆山市作为研究区,以土地生态质量评价所得综合指数为基础,选取14个景观格局指数,通过关联分析测度方法确定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在镇域和不同用地结构的典型代表村探讨影响土地生态质量的关键景观格局因子。结果表明：1）镇域尺度上,土地生态质量与最大斑块指数（LPI）、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AWMPS）呈显著负相关,与香农多样性（SHDI）、平均形状指数（MSI）呈显著正相关;2）不同用地结构类型区影响土地生态质量的关键景观格局因子差异较大,其中建设用地集中区与斑块密度（PD）、边界密度（ED）呈显著正相关,与聚集度指数（AI）、蔓延度指数（CONTAG）呈显著负相关,生态用地集中区与斑块面积（TA）和面积加权平均斑块面积（AWMPS）呈显著正相关,农用地集中区与最大斑块指数（LPI）显著负相关,与分离度指数（SPLIT）和多样性指数（SHDI）呈显著正相关;3）对研究区土地生态规划景观设计时,首先要宏观把握景观的优势类型,注重各景观类型的均衡分布,增加景观复杂度,其次关注不同用地结构类型区的关键景观格局因子,其中建设用地集中区应适当维持景观的破碎度和离散性,生态用地集中区应最大限度保证生态用地面积和优势类型,农用地集中区应当维持其景观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分布的均衡性。     

1985-2015年美国坦帕湾流域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时空变化分析

分析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对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率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湾流域为研究区,以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4期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GIS技术构建了基于行为者的土地动态度模型、转移矩阵、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模型和土地利用结构模型,对坦帕湾流域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建设用地和林地是流域主导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主要由耕地转换而来,转换比例为53.74%。（2）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河流与湖泊相对变化最大;未利用地速度变化最为显著,单一动态度高达1.11%;建设用地年均增长较为平缓,每年增长0.30%左右;流域北部和南部综合动态度最高,形成极核中心,并以圈层形式向外辐射降低,同时高动态度区逐渐转换为较低动态度区。（3）信息熵均衡度呈小幅下降趋势,土地利用结构均质性下降;土地开发利用面积基本构成为建设用地>林地>耕地与牧场>河流与湖泊>未利用地>滩涂与沼泽。（4）坦帕湾沿岸皮拉尼斯县与坦帕市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最高;流域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发展期面积高于调整期,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增强趋势明显。     

多风险源驱动下的土地生态风险评价——以江苏省射阳县为例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改变了土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土地生态风险的进一步加剧和风险来源的多样化。论文根据风险来源、风险受体和风险效应的作用关系,提出了基于多源风险的发生概率、风险受体的抵御和自我恢复能力及其暴露于风险环境下可能发生的损失的土地生态风险表征方法。选取适当的指标计算得出风险来源指数、自然系统损失度和恢复力、社会系统损失度和恢复力、自然风险指数、社会风险指数和综合风险指数。论文以江苏射阳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射阳县城所在地社会风险指数最高,东部沿海丹顶鹤自然保护区自然风险指数最高,需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限制建设和生态保护。县城周边以及中东部大片区域综合风险指数较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城镇发展和土地开发利用。论文提出的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可为土地利用的风险评估提供方法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射阳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参考。     

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安全性评价——以花江、红枫湖、鸭池石漠化治理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的安全性是可持续土地利用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以花江、红枫湖、鸭池三个石漠化治理区为例,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安全性开展评价,为评估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效应和改进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明显。花江、红枫湖、鸭池三个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例分别为2.85%、3.34%和37.88%,表现为林地和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减少。（2）土地利用变化对不同治理区的综合安全性和生态、经济、社会安全性的影响不同。花江治理区和红枫湖治理区的综合安全性分别提高1.44%和0.46%;鸭池治理区的综合安全性下降了1.9%。花江治理区的生态、社会安全性有所提升,经济安全性有所下降;红枫湖治理区的生态安全性有所提升,经济安全性变化不明显,社会安全性有小幅下降;鸭池治理区的生态安全性有明显下降,经济安全性有小幅提升,社会安全性有小幅下降。（3）各治理区的生态、经济、社会安全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态安全性对土地利用变化最敏感。揭示石漠化治理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安全性的影响最明显。在后续石漠化治理和土地利用规划中,应重点关注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的解读

2007年8月,我国新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首次作为国家标准颁布,标志我国土地利用研究的深入和土地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促进其更好地实施应用,论文对该标准进行了全面解读。在介绍《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将新的分类标准与原有的《土地分类(试行)》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新的分类在土地利用类型的归并、调整等方面的改进之处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旧分类系统过渡和衔接的建议,为下一步国家制订新标准的实施细则提供了依据。     

我国煤炭开发生态补偿现状、问题与对策

我国目前新建和改扩建煤矿生态补偿费，主要来源于国土管理部门执管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复垦费、耕地开垦费、征用耕地补偿费、土地出让金和临时土地补偿费”等，但在实际操作中仅能保证建设期造成的生态受损补偿，生产期的生态补偿大多不到位。我国目前正在少数矿区试验探索企业出资／企业复垦模式，企业出资／地方政府复垦模式，企业与政府出资联合复垦模式，国家出资／政府组织复垦模式，以及招商引资复垦模式，但尚未形成长效的运行机制。结合我国国情，借鉴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矿区土地复垦制度，有利于促进我国煤炭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及早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