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分析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试点过程表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提升投保意愿有助于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建设。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武汉、大连、江苏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经验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表现为区域、行业和政策条件的附加性,体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规则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与政策差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需求侧表现为保险费率的企业和地区差异,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差异,或存在倍数关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取决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等因素。基于二值选择和排序数据模型,本文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环境知识以及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等方面对浙江省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地区差异显著;环境风险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强;防范意识越强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而在试点阶段,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深化试点的过程中应注意甄别企业的异质性,即把握企业环境风险程度、提高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加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同时还需密切关注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的变化以及执法效率的地区和企业差异。     

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的旅游地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及非人为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得以正常运行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旅游地环境保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案例借助NAM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研究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并对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居民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经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两组模型中均表现出因变量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作用最强,因变量灾害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影响次之,因变量旅游环境影响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无影响;②两组模型中环保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均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影响最强,对景区生态关注影响强度次之,对高级环保行为意愿影响强度最弱;③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是影响居民实施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最主要的环境后果认知维度;④青城山-都江堰居民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九寨沟,而九寨沟居民灾害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地环境管理要充分考虑和提高居民的合理利益,并加强环境、灾害意识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激发居民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地环境可持续发展。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查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研数据,从农户感知异质性的视角,根据“内外因素—主观感受—意愿—行为”的逻辑深入探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农户知识能力、市场环境的感知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政府激励和政府规制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有显著影响,组织参与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均不显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绿色生产意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形成多条促使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路径,其中知识能力的影响效应最大.基于此,该文认为通过提高农户绿色生产知识水平、提升产业组织的服务水平、加强农业市场监管、完善政府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用统计的方法 ,分析影响北京市居民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 ,其次是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教育水平。其中 ,收入和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为正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为负。对调查范围内八个行政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均值比较显示 ,这八个区居民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是 ,提高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水平 ,是提高公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劳动力禀赋、风险规避与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采纳

基于2018年江苏省水稻种植户的微观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劳动力禀赋特征和风险规避程度对全承包模式的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服务的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劳动力状况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时,农户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提升,同时主要留守劳动力在兼业情况下,农户也更愿意采纳这种防治技术。(2)农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其技术采纳意愿的提升,对实际采纳行为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3)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存在规模门槛,门槛值为1 hm~2,留守劳动力数量在不同规模下对技术采纳行为不具有显著差异,风险规避程度的提升对不同规模户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为进一步推进统防统治服务提供了建议参考。     

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岛县为例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海岛生态环境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海岛居民是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主体之一,研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引导和鼓励海岛居民主动采取环境友好行为是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建立包含生态管理行为、消费行为、说服行为、公民行为四个环境友好行为变量,环境态度、环境保护知识、环境经历、社会政策、行为约束五个影响因素变量在内的理论模型。结合海岛生态环境和海岛居民的特点,设计海岛居民版环境友好行为测量量表,并在长岛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总体水平差异较大,难度较低的环境友好行为实施较好,而难度较高的实施较差;影响因素变量中,环境态度积极,环境经历丰富,环境保护知识掌握较好,相关社会政策较为不利,行为约束偏中性。②环境态度、环境经历、社会政策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环境保护知识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存在“知易行难”现象。行为约束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④环境经历不仅直接影响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而且通过环境态度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施加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改善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对策建议。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