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藏族自治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5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发展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单个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推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因素,构建两淮地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两淮地区2007—2017年的28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两淮地区2007—2017年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明显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极度失调衰退型与严重失调衰退型。针对两淮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现状,结合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地域差异分析——以成渝经济区16地市为例

以唯一可突破省市界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成渝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变迁视角,运用改进的响应强度指数对2006—2016年成渝经济区16地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地域差异进行了分析,测度了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间的耦合协调性。结果表明:按照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组合方式可将成渝经济区16地市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_(tl)正响应型和偏R_(ts)正响应型三类;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了动态空间载体,响应强度的地域差异和产城耦合协调度均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但产城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并不能反映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据此提出未来各类型响应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重点。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实现区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回归分析方法,评价2007—2017年我国黄河流域9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7—2017年,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评价值均呈增长趋势,旅游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②2007—2017年,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③政府控制力、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人口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4个因素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研发投入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武汉城市圈9市2008—2016年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因素模型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9市城镇化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可将其划分为优质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优质协调城镇化滞后、中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和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地率、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应的测度指标,基于面板分析及空间分析方法,对2014年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空间上看,云南省城镇化水平不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非均衡性较显著,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特征;(2)从城镇化指数对比来看,除省会昆明外,其他市州都属于人口滞后型城镇化,以丽江、迪庆、德宏地区最为明显;(3)从各市州耦合协调度来看,除昆明为高度耦合时期外,其他大部分为一般耦合时期,少部分地区正处于拮抗时期向一般耦合时期过渡。针对存在的问题,云南省各市州应坚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并结合各市州的区位、资源、经济和发展水平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以科学合理地推进城镇化建设。     

安徽省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通过构建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安徽省16个省辖市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安徽省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逐年提升;但其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皖江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优,皖南地区次之,皖北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不协调。     

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分析

根据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涵义,构建出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等相关数理模型对2000—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进行时空耦合分析。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均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7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2008—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则快于经济发展;在2014年江苏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大致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     

西宁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定量评价与分析

以西宁市为研究区域,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西宁市城市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求和方法获得各项指标和综合指标得分,结合协调度模型来定量西宁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并对其演化趋势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2008～2017年,西宁市10年间城市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在西宁市城市化水平提高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虽有波动型的变化特征,总体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从协调度分析可知,2008～2012年,协调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2010年、2011年、2012年3年的协调度值都在0.4以下,呈现中度失调状态; 2013～2017年,协调度呈现逐年回升的趋势,且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总的来看,西宁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还有待加强。     

可达性、城镇化与空间贫困的耦合特征分析——以西南地区县域尺度为例

我国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空间贫困现象。通过2007—2016年西南地区县域尺度的实证分析发现:①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与贫困县分布在空间上的演变存在一定的规律。即可达性密度高、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大多分布在椭圆内,可达性密度低、城镇化水平低、经济发展较差的县域和贫困县大多分布于椭圆外。②从2007—2016年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不断提升,正从过渡型向基本协调型转变,可达性、城镇化和贫困县分布的空间耦合关系成立。③耦合协调度与可达性演化、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增长分别呈线性相关。     

资源环境约束下南京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为科学评估城市发展质量,本文界定了城市发展质量内涵,将资源环境纳入城市发展质量分析框架中,构建城市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套指标体系,定量评估2005—2015年南京城市发展质量。结果显示:在协调发展方面,南京城市发展协调度总体呈升高趋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关系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2005—2007)、低度耦合协调(2008—2013)和中度耦合协调(2014—2015)三个阶段,但与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在绿色发展方面,近5年南京绿色发展水平逐年升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指标,各辖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南京城市发展质量变化特征与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因素关系密切。     

云南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变化

在分析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以云南省16个地市州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省级尺度下,云南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耦合协调状况不佳,两者的耦合始终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协调关系始终为中度协调;2市级尺度下,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调发展的失衡状况较严重,失衡的原因表现为中等组和落后组由旅游业发展滞后所致,领先组由旅游业发展滞后转变为城镇化滞后。因此,因地制宜地制定调整策略,侧重提升相对滞后的一方,可缓解失衡矛盾并促进协同发展。     

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26项指标,对四川省21个市(州)2006~2015年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整体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较低,但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个别市出现相对下滑趋势;整体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是成都、绵阳、攀枝花,较低的是雅安、巴中、达州、甘孜州、阿坝州,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耦合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东北、川中、川南地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通过分析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演变,认为生态滞后与经济滞后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据此提出四川省未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2)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3)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耦合关系研究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等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生态化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平均得分低于产业生态化水平平均得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差异较大;(2)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度呈上升态势,中低强度耦合类型数量减少,高强度耦合类型数量增加;(3)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协调度呈增加趋势,濒临失调类型数量下降,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数量上升。结合研究结果,从城市规划、资源配置、绿色消费等方面提出建议。     

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研究

以新型城镇化为理论基础,构建涵盖经济、民生、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城镇化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中原经济区城镇化质量进行测评。结果显示,中原经济区城镇化质量总体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趋势,但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中部,以邯郸、邢台、聊城组成的中原经济区北部,以淮北、宿州组成的中原经济区东南部和以阜阳、信阳、驻马店等市组成的中原经济区南部区域之间的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城镇化质量水平由各分指标水平综合构成,但其水平高低不存在对应关系。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不是必然。依据测评结果提出差异对待、因地制宜的协调发展策略,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研究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三项生态环境指标,以城镇化率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重庆市1990—2014年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存在均衡关系。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但短期来看,污染物排放量影响了城镇化水平提升,生态环境抑制了城镇化发展,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效应。妥善处理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需走包容、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