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税政策影响分析

在能源-环境-经济(3E)研究领域中,CGE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一个10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实施能源税对经济、能源、环境以及各生产部门的影响.模型以2002年为基准年,研究设定5个情景,包括一个基准情景和四个能源税征收情景.模型模拟分析表明,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与此同时,能源税政策有利于减少能源需求量,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煤炭在能源合成品中的份额,对能源结构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并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税率,并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用能源税收入替代其它税种的收入)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式,实现税制的绿化,且可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冲击.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

河北省的环境状况在整个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环境税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为了研究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构建了河北省动态CGE模型,利用其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根据现有最新政策文件设置基准情景,重点模拟了征收单一碳税和碳税、硫税组合对经济发展以及污染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的同时有必要辅之以硫税,碳税、硫税的实施可以大幅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抑制能源消费,有利于能源产业结构转变,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不大。     

能源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的最优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建立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设立的空气质量控制目标为基础设置情景,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效提高与清洁技术进步)与雾霾治理的政策组合进行模拟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才是治理雾霾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在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并以硫税或碳税为工具降低能源强度,从而降低以PM2.5(可入肺颗粒物)和PM10(可吸入颗粒物)为主要构成的雾霾污染。在治理雾霾的同时,该政策组合还可带来一些协同效益。首先,该政策组合能有效地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其次,在该政策组合下,各行业实施相同的硫税和碳税税率,各行业因能耗量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结果是重工业被遏制,第三产业得到鼓励,从而优化我国以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且硫税在调节能源结构方面比碳税效果明显,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比碳税大。加快能源清洁技术发展、征收污染税是雾霾治理的有效手段。虽然实施上述税收会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但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其他政策配合,单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会由于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而增加能源消费,进而加剧大气污染。因此,必须应用多种政策组合才能实现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我们给出了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最优政策选择。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税制的改革与完善——兼论燃油税的开征

能源是可以直接或通过转换提供人类所需的有用能的资源。能源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逐步成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瓶颈”。理论和实践证明。税收有利于能源的节约与利用。能源税制是指一切可以直接或间接用于能源节约与利用目的的税收政策的总称。可以分为能源生产税，能源消费税和能源特别税三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能源税收政策在促进能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没有一个完整的能源税制体系．缺乏针对新能源的税收政策，等等。国外典型国家能源税制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完善我国的能源税制要以燃油税的开征为契机。不断完善能源生产、消费和相关环节的税种．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源税制体系。     

技术进步和税收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频繁且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雾霾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从经济学视角为雾霾治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将全国分为东北、京津、北部、东部、南部、中部、西北和西南八大区域,进而建立了中国动态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以研究技术进步(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清洁技术)和税收(二氧化硫税)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数据方面,本文综合使用了2015年发布的GTAP9.0数据库和最新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情景设置方面,本文对直至20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基准情景设定,同时设定了2 000元/t和5 000元/t的硫税情景、能效提高情景、清洁技术进步情景,以及包含三者的综合情景。研究发现:①征收5 000元/t的硫税能够使全国总体和绝大部分区域的PM_(2.5)浓度在2030年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②改进能源清洁技术进一步巩固了治理大气污染的政策效果;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较小,但配合其他政策使用时能有效地降低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大气污染相关法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法制基础才能保障污染治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其次,适时提高排污税税率,并分地区、分行业制定不同的排污标准和税收标准;再次,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大幅提高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关的科研投入;最后,区域间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加强联防联控工作。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与环境政策分析

CGE模型是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理想工具，实际上CGE模型也是唯一胡可能精确评估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分析手段。本文介绍了在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CGE模型的基本思路和不同类型；回顾了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领域及国内应用现状；指出今后的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的CGE模型应该更多地结合经济体的现实特征，其发展方向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分析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同时也考虑这些政策的社会效益、分析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加强区域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能源CES生产函数的计量估算及选择

当前我国对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研究和应用不断得到熏视,但是这些研究偏重模型在经济和政策分析中的实际应用,对模型构建时供给模块生产函数的建立、选择及其适用性的科学探索不足,忽视了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生产函数的重要性.本文选择中国1980-2006年资本形成数据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新的估算,用这个数据测算了CES生产函数中资本、能源和劳动力之间三种嵌套结构和替代参数,并用利用优化的方法对测算结果进行了修正.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能源聚合之后再与劳动力聚合的嵌套形式(K/E)/L比较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源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47,相比GREEN和Kenffert等人的测算结果稍微偏小;资本-能源聚合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84.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能源CGE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综述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研究低碳政策对能源经济系统影响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低碳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拓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发展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模型平台。我国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中国本土与国内区域,而在全球尺度上的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伴随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本文对当前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全球CGE模型的主要作用与特点做出评价,并对典型模型进行比较,在介绍了模型优缺点的基础上对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发展趋势与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全球模型给出具体建议。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政策评估的主要优点是评估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根据相关理论判断模型结果是否合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结果做出基于经济规律的解释;以及能源与经济系统整体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源经济CGE模型主要争议性问题包括结果依赖大量参数且参数取值不稳健,以及模型假设过于理想且技术表达抽象。当前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的关键问题与主要趋向包括:关键参数的实证研究与准确校核、经济系统异质化与细节化描述、技术细节表述与内生化变革以及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条件建模。建议中国开发全球模型应充分借鉴全球先进模型开发的基础与经验,在当前全球模型主流框架下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在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表述的改进,同时注重模型基础数据的整理与重要参数的校核。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结构调整、减少能源消费、提高能源效率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是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创新要素，建立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分析框架。通过假设建立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计量模型，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票表明。专利授权量增加能够节约能源消费，第一产业、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等能源消耗较少产业的产值比重增加能够减少能源消费。研究结论认为，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脱钩的重要途径。     

Merging Duke Energy and Progress Energy: Online Public Discourse,Post-Fukushima Reactions,and the Absenc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online discourse in 2011 surrounding the proposed Duke Energy and Progress Energy merger in the Carolinas. It explores how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merger, including constructing new nuclear plants, are discussed in media coverage and by citizens using social media. Overall, we find that the merger discourse focuses on economic concerns rather than the environmental concerns we had anticipated. However, post-Fukushima discourse appears to have become more inclusiv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We conclude that environmental discussions and efforts are likely to be globally informed andlocally situated, discuss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ploring online discourses, specifically through social media. Future research must address how to locate and delineate constellations of locally situated discourse to provide a clearer picture of environmentally focused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广州市能源消费与GDP及能源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与GDP之间关系对于广州的能源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本文在广州市1980—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广州市1980—2003年能源消费与GDP及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GDP和能源结构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并且GDP与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能源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Technological Progress,Structural Change and China''s Energy Efficiency

China has witnesse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78, and during the tim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veloped at a tremendous speed as well. Energy efficiency which can be measured by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however, experienced continuous decrease. Theoretically, the change of energy efficiency can be attributed to industry structural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nergy efficiency, we adopt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techni...     

内生创新、人文发展与中国的能源效率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重点讨论了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的总体估计还是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区域估计,内生创新对中国的能源效率都产生着正面影响;人文发展状况总体上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也具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人文发展中人均消费量的提高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产生着负面的效应。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尽相同,这些作用一致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趋势。人文发展较内生创新而言对能源效率的贡献弹性更加显著。因此,从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措施把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式消费方式上来,依然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有效策略。     

Energy consumption,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ahr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from 1980 to 2007 in Bahrain, controlling for capital and urban population using Toda and Yamamoto’s approach.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unilateral causality which runs from urban populatio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o environment. Further, we found strong support for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s and capital. The existence of these linkage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Bahrain may pursue energy efficiency strategies and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in the long run without impeding economic growth. Additionally, the long run pursuit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given sustained increases in energy efficiency may also reduce CO₂ emissions intensity per unit of her GDP.     

能源持续利用、环境治理和内生经济增长

能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就必须维护环境质量。避免能源耗蝎。本文把能源和环境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一个在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借助该模型讨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能源持续利用的条件。研究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我国环保投资和能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环保投资效率及其对改善环境质量的贡献率，降低能源强度并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因此。只有建立能源节约和再利用的循环经济。依靠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我国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Energy, environment and growth nexus in South Asi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nergy, environment and growth nexus for a panel of South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Bangladesh, India, Pakistan, Sri Lanka and Nepal. The simultaneous analysis of real GDP,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s conducted for the period 1980–2010. Levin panel unit root test and Im test panel unit root both indicate that all the variables are I (1). In addition, Kao’s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specifies a stabl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these variables.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a 1 % increase in energy consumption increases output by 0.81 % in long run whereas for the same increase in CO₂ emission output falls by 0.17 % in long run.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report short-run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to CO₂ emissions and from CO₂ emissions to 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