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业安全生产水平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从宏观上因地制宜提高建筑安全生产水平,需厘清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一种在窗口分析框架下,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博弈交叉评价(DEA-GCE)方法的建筑安全生产水平分析模型,评估2012—2017年我国各省域建筑安全生产水平,并综合运用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建筑安全生产水平存在低水平维持型、高水平稳定型、波动下降型以及波动提高型4种时间演变特征,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正相关性呈现逐渐增强趋势;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建筑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建筑业国有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勘察设计、监理从业人员数量以及政府监管投入为建筑安全生产水平的主导影响因素,除建筑业国有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其他因素均与之呈正相关。     

基于共生度模型的中国省域科技金融生态安全评价

基于共生度模型构建包括科创企业、科技金融机构、科技服务环境和政府4方面在内的科技金融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测算我国2011—2020年的科技金融生态安全状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研究科技金融生态安全各因素对科技金融生态安全状态影响程度的大小。结果表明，2011—2020年我国各省域科技金融生态安全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平均从V级不安全状态升为Ⅲ级临界安全状态，其中56.67%省域的科技金融生态安全等级提升，没有省域出现降级情况。3大地区“东—中—西”呈现从高到低排列的发展态势，各地区差异明显且逐年缩小。结合障碍度模型计算，总体来看，10 a内科创企业要素的障碍度呈上升趋势，科技金融机构、科技服务环境和政府3个要素的障碍度呈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目前科创企业要素是阻碍我国总体科技金融生态安全水平的主要因素，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主要障碍因素为政府要素，西部地区的主要障碍因素为科创企业要素。     

基于GIS的祁连山生态敏感性评价

以遥感数据为基础数据源研究祁连山的生态环境特点和主要生态问题,并结合客观条件及评价因子的选取需具有代表性、可计量性的原则,选取气候舒适度指数、土地沙化指数、土地盐碱化指数、水土流失指数和生物多样性指数共5项评价因子对祁连山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技术在单因子评价的基础上,再利用空间叠加分析功能和重分类工具进行多因子综合评价,划分5类生态敏感等级,由大到小依次为高敏感性、较高敏感性、中等敏感性、较低敏感性和低敏感性。结果表明,祁连山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异明显,高敏感性地区主要分布在祁连山西部地区,低敏感性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生态敏感性总体都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上,其中,中等以下的地区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9.7 8%,高敏感性、较高敏感性占研究区的30.2 2%,表明对于祁连山的生态保护还是卓有成效的,但一些地区还存在不少问题,导致生态敏感性偏高。因此,未来对于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对于高敏感性区域的西部地区应该进行严格保护和生态治理,对于低敏感性区域的东部地区要持续加强生态保护,减少人为活动影响。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郑州市生态安全评价

为了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影响下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动态变化,选择中部快速城市化地区的郑州市为研究区域,研究时间为1992—2009年。在分析郑州市主要生态安全问题的基础上,以GIS和RS为平台,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选择能够反映郑州市生态安全状况的人文社会环境压力指标、自然生态环境状态指标、人文环境响应指标,拟定了具有区域特色的郑州市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研究区1992年、2001年、2009年的区域生态安全指数,进一步分析了研究区的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1)郑州市生态安全总体水平不高,以临界安全等级为主,较安全状态区域所占比重不大;2)从时间动态上看,近17年来郑州市生态安全指数中未发生变化类、增加类、减小类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72.72%、12.25%、15.53%,生态安全指数增加类的面积小于减小类的面积,表明郑州市的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在往不安全的方向发展;3)从空间分布上看,近17年来区域生态安全水平变化的空间差异较为明显,金水区、管城区、中原区、惠济区的周边,以及市区和中牟县北部沿黄滩涂生态安全指数以减小类型为主,而二七区、荥阳市西南部山区及其北部沿黄部分区域生态安全指数以增加类型为主。研究表明,评价模型能够实现像元、区域、整体不同尺度的评价。     

淮河流域工业生态安全时空演变评价——以安徽段为例

为促进淮河流域工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探究流域产业转型与生态治理协调路径。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DPSIRM)模型，运用熵权-正态云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淮河流域工业生态安全内在机理及时空演变特征，并用灰色预测法预测研究区未来工业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淮河流域安徽段工业生态安全等级整体明显提升，2013年工业生态安全等级处于Ⅰ、Ⅱ等级城市占总数比例为44.4%,2020年有8个城市达到Ⅲ级及以上生态安全等级。2)淮河流域安徽段工业生态发展南部优于北部，省会合肥的发展远超其余8市，淮北和亳州增速比较缓慢亟须提升。3)未来7年整体呈现向好趋势，各市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总之，研究区工业生态安全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改善压力较大，且区域间差距值得关注。     

下辽河平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及空间结构分析

以东北三省开发强度最大的辽河中下游———下辽河平原为研究对象,根据景观格局与生态安全的关系,通过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类型脆弱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指数,并借助地统计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的理论方法,对下辽河平原景观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异规律及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块金值C0所占比例在3个年份间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表明非结构性因素对景观生态安全演变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但结构性因素(地形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类型等)仍然对本区景观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布起决定性作用;5 km采样间距内研究区景观生态安全具有高度的空间相关性;2)1989—2010年下辽河平原景观生态安全总体呈略微下降趋势,各安全分区的面积比例和空间结构均发生了明显变化;3)1989—2010年研究区景观生态安全Moran's I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且相关程度呈略微下降趋势,研究区景观生态安全局部空间自相关和显著性水平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时空异质性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应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空间自相关模型及Dagum基尼系数,分析不同时期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时空动态演进分布格局及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2010—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但京津冀城市群各市之间的承灾能力水平差距逐渐增大,区域整体呈现非均衡特征;(2)在空间维度,2010—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关联度较低,不存在显著的集聚或分散特征,但有局部地区产生聚集特点,属于“高-高”“低-低”空间聚集型城市较多,在此期间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呈现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异并存;(3)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的总体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北京-河北地区间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掌握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并制订相应的防灾策略是京津冀城市群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以及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基于多种空间静态指标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以精河县为例

生态安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精河县为例,综合应用数字高程模型(DEM)、TM遥感数据和各种数据,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支持下建立了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精河县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整体由中部绿洲向周边逐渐降低。2)从空间分布来说,研究区中部的土地生态安全要优于北部和南部,中部大部分土地处于安全和临界安全状态;南部山地土地生态安全类型分布零散,临界安全区、安全区交叉分布;极不安全和临界安全区集中在艾比湖周围、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南部山区;很安全区所占比重较小,集中在绿洲内部。3)1998年和2013年各生态安全等级分布面积由大到小排序为生态安全区、生态临界安全区、生态极不安全区、生态很安全区。研究表明,精河县土地生态状况整体良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今后应加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减少水土流失与土壤的盐渍化,保证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1999—2018年广东省自然灾害灾情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科学评估广东省自然灾害灾情时空演化特征,以1999—2018年广东省自然灾害损失基本数据为基础,利用CRITIC权重法构建综合灾情指数模型,同时,利用地理探测器从多因子角度对广东省自然灾害灾情从时间、空间上开展研究,探究其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时间上,总体灾情具有指数波动剧烈、大小灾年交替、不同维度线性趋势不一致等特点;空间上,空间分异程度较大,综合灾情指数城市分布为边缘高—中间低的格局,无明显集中趋势。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分析对灾情大小的影响,极端气象因子起直接作用,地形地表因子起间接作用,基础建设因子起助推作用,防灾减灾因子起缓冲作用;交互探测分析发现,地势起伏度、人均绿地公园面积、经济发达程度在与其他各因子共同作用时对广东省灾情影响作用较大。     

工业安全经济学讲座

2)相对生产规模的活劳动的安全投入指标安技人员配备率指安全专职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比重,是安全活劳动消耗的指标之一。从重视安全的角度出发,安全专职人员配备数量较多为好;从提高安全活劳动效益的角度出发,则希望安全专职人员的配备须精干和高效。因此,安全专职人员的配备有一客观的合理水平,我们应该按这一合理水平行事。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要求企业安全专职人员的配备比为职工人数     

基于时间序列计算的厦门市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目前我国快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二者的协调健康发展备受关注。以快速城市化的厦门市为研究区,基于时间序列计算了该市1980—2010年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30年间厦门市人均生态足迹从1980年的0.52 ghm~2持续增长至2010年的2.37 ghm~2,并且表现出阶段性,其中1990—2000年的增长量是1980—1990年的近3倍,2000—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增长量约等于第一阶段(1980—1990年)和第二阶段(1990—2000年)增长量之和。在供给方面,人均生态承载力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生态赤字逐年扩大,生态环境压力逐渐加重。从组分分析看,影响人均生态足迹逐年扩大的主要组分为化石能源用地和建设用地。而生态承载力组分方面,耕地下降明显,建设用地略有上升。同时,生态足迹强度(万元GDP的生态足迹需求)在30年间持续降低,表明资源的利用效率越来越高。研究表明,厦门市工业化的发展对化石、电力等能源的巨大消耗导致生态足迹逐年增加,其产业结构需要调整。鉴于厦门市自身特点,应该在城市发展策略上由二产转向三产。此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耕地锐减,生态承载力逐年减小,经济、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健康矛盾显著,对其可持续发展应予以重视,在未来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划出生态保护用地的红线,避免过度开发。     

基于正态云模型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为了有效监测和评估区域生态安全状况,针对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中出现的模糊性和随机性问题,构建了基于正态云模型和熵权法的区域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模型。首先,结合PSR理论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构建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正态云模型进行评价,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了区域生态安全等级;并利用GIS技术实现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计算结果的可视化表示。最后,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10—2015年的相关指标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2013年处于III级水平,2010—2015年安徽省生态安全状况基本处于II级水平,表明安徽省生态安全评价结果为危险等级。     

基于可拓云模型的区域生态安全预警模型及应用——以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张掖段为例

针对区域生态安全预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考虑生态安全等级边界信息的随机性、模糊性及动态性,利用可拓学中兼具定性和定量分析及动态性的物元理论和具有不确定推理特性的云模型,提出了基于可拓云模型的区域生态安全预警模型;运用该模型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张掖段2005—2015年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对2017年生态安全环境进行动态预警。结果表明:祁连山生态功能区张掖段2005—2015年的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均处于"理想"以下,其变化趋势为"较差"到"一般"再到"良好";2017年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张掖段生态安全为"蓝色"预警,但有向"黄色"转变的趋势,其中工业三废、环保投入强度、森林覆盖率及人均水资源量是影响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张掖段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黑龙江省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研究

城市作为人口高度聚集的人工生态系统,其安全具有脆弱性.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统计计算,从选取关键因子入手,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黑龙江省12座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通过因子得分和聚类分级结果得出结论:牡丹江排名第一位,生态安全程度较高;而作为黑龙江省中心城市的哈尔滨生态安全程度却较差,但提高潜力很大.通过分析,针对黑龙江省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近20年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与趋势分析

土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土地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现象,因此为保障土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当前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选用压力-状态-响应-自然-社会-经济(PSR-NSE)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建立了博州土地生态安全突变评价模型。结果表明:1)博州的土地生态安全等级自1994年的0.83(Ⅴ)持续改善至2012年的0.98(Ⅱ);2)博州是西北干旱生态脆弱区,仅通过人为调节并不能保证区域土地生态安全,应着手区域的均衡发展和区域生态保障措施的实施;3)基于突变级数法构建突变模型,分析了系统潜在的突变特性和土地生态安全的发展趋势,表明博州近20年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土地生态系统整体状态仍待改善。     

福建省近10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研究

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分析了福建省1995年、2000年和2004年的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将福建省资源利用的动态特征纳入生态足迹模型中,在此基础上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显示,福建省人均生态赤字从1995年的0.340 3 hm2、2000年的0.443 6 hm2上升到2004年的0.720 2 hm2.这说明福建省在近10年的发展中,生产、生活强度大幅度增加,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维持现状将难以保证可持续发展.因此,应提高科技与农林业结合水平,大力提倡节约型生活及消费方式,减少生态赤字,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     

加工工业城市——常州市城市生态安全评价

针对常州市生态环境现状,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理论,构建基于城市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状态和人文环境响应3个类别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以常州市2000—2007年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经济、环境等相关指标建立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常州市的城市生态安全总体水平在中等偏下,多数城市生态指标处于较低水平,影响常州城市生态安全整体水平的提高。利用P-S-R模型对于常州市城市生态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PSR模型的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评价及态势研究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开展城市的生态安全评价及态势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s-Response,PSR)模型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利用遥感数据和统计监测数据,运用GIS的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功能,对研究区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2000-2015年,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状况在逐渐变好,但仍以临界安全状态为主,有待进一步提高。城市间存在明显差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压力指数以临界安全和较安全为主,研究期间呈部分降低、整体提高的趋势;状态指数呈上升的趋势,以较安全状态为主;而响应状况不容乐观,大部分区域都处于临界安全,仍需加大对生态环境政策的响应力度。     

Study in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China Urban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based on Petri net

Urban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UERS) is a modernization symbol of a city. With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constant expansion of city size in China, China cities must respond to various emergencies timely and effectively to satisfy urban residents’ needs for public security. In recent years, many China cities made trials and efforts in setting up and improving the U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a government began to buil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s (ERS) in some cities to deal with various possible emergencies. In this paper, using Petri net (PN), we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 typical UERS and establish its PN model for performan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Markov chain (MC) of the model,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 typical UERS is analyzed. Results from our simulation are in conformity with practical operation of China current UERS.     

水安全及城市水安全研究进展与趋势

归纳和总结国内外水安全及城市水安全相关研究实践及其所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几种常用模型与方法的应用情况及其各自的特点进行分析,针对目前水安全及城市水安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水安全及城市水安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人文4个基本方向,以系统性、持续性、动态性和层次性4个特征为基础,分析水安全及城市水安全的概念与内涵;根据研究区域特征及其主要水安全问题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研究者对各个模型的理解程度及驾驭能力为准则选用或改造现有模型与方法;针对加强城市应急水源地建设、突发性水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湿润地区水安全等问题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