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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既包括防灾减灾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也包括防灾减灾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灾的综合防控能力建设,涉及到健全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保障制度、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系统工程。综合防灾减灾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调动各种资源、运用多种手段来开展,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共同参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起步较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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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影响范围大,各类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灾减灾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对“十四五”期间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编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韧性是一种应对风险的科学理念,运用韧性理念指导防灾减灾规划编制有助于发挥规划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全面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对韧性概念理念与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该文将“城市安全五维体系”运用于防灾减灾领域并对防灾减灾工作内容进行了重构,通过五维体系视角回顾上两版国家层面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总结了综合防灾减灾规划趋势,系统梳理了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编制背景,基于韧性理念提出了“十四五”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编制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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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普期刊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作用及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城市与减灾》综合科普双月刊14年的办刊实践,总结了科普期刊的基本工作思路和方法.重点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期刊编辑的质量进行了思考;认为办好防灾减灾期刊不仅是科普工作者的责任,而且是科技工作者的共同责任.优质服务是办刊的立足之本;期刊应走跨媒介的创新之路;按照文化产业的思路做大做强防灾减灾期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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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村防灾减灾系统工程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根据县、乡村的组织管理体系和所存在的防灾减灾问题 ,提出了建立县、乡村防灾减灾体系的构想。建议的县政府内设立“县防灾减灾 (中心 )协调办公室” ,组织实施县、乡村防灾减灾系统工程。从抓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宣传入手 ,对全县、乡村灾害进行详细调查评估、监测预报 ,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选择小流域和重要灾害点进行治理 ,逐步达到全面推进防灾减灾工作的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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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事业的发展和综合减灾 总被引:14,自引:1,他引:14
中国减灾事业的发展史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几千年,减灾活动以赈灾为主,帝王“祭天求恕”,“防灾吏制”,安抚于民。清末民初1800至1949年间计发生巨灾25起,死亡4993万余人,总灾亡则近亿,年均灾亡60万人以上,这段惨痛的灾况记下了十分难得的灾情史,泣血于残野。新中国成立后,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为减轻灾害损失,逐步建立了气象、水利、农林、地震、海洋、地质等专业的灾害科技与减灾工程,政府并组织社会兼事抗灾、救灾、应急减灾,国家减灾实力快速增长,已取得突出减灾实效,这个阶段比第一阶段灾亡人数下降了90%以上,但年均灾亡人口仍有1.2万人左右。该阶段的工作特点是以单灾种纵向体系为主,不同灾类的监测、预报水平尚高低不一,这与成灾机理的难易程度和工作条件的强弱有关。21世纪初,随全球增温之势锐升,多类极端灾变遍及各洲,促使许多国家发动全社会人众共同探求“综合减灾”之路;我国政府已迅即开展全社会应急减灾行动,开启了“综合减灾”之先声,这是减灾事业步入第三阶段的先导。综合减灾应该是全社会相关部门和民众的统一行动。目前尚有3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多种自然灾害之间成灾机理相关性的研究,其对象是灾害群与灾害链;二是全社会减灾要素综合运作预案的优选;三是如何核算减灾投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正、负效应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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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的运动机理和减阻 总被引:8,自引:2,他引:6
野外调查研究发现,存在着两种具有不同动力学特征和机理的泥石流,粘滞性泥石流和两相泥石流,粘滞性泥石流由卵石、沙和粘土构成,难以区分固相和液相,为典型的非牛顿体,具有间歇性流动,“铺床现象”,高达60%的减阻和显著超高等流动特点,粘滞性泥石流的阻力远小于流变参数所代表的阻力,传统的利用本构方程研究阻力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研究表明,其30%的减阻是由于铺床作用,另外20%-30%,是由于流动混合物充气所致,两相泥石流主要由粗颗粒物质构成,两相之间有明显的相对流动,显示较大的阻力和发生“石街”现象。粘滞性泥石流沟谷的中值坡度为0.16,两相泥石流阻力大,因而河谷的平均坡度较大(0.19-0.27)。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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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灾害分析与减灾建设 总被引:13,自引:0,他引:13
随着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城市灾害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针对上海市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现状,分析了这些城市灾害的主要特征及其潜在的致灾防患,并总结论述了上海市防灾减灾建设的措施和工作情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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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Hazards》2013,12(1):53-58
In 1984 the Mitigation Implementation Conference recognized the need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building standards and land-use zonation. In the intervening 25 year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codes and hazard mapping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however, the failure to promulgate, implement and enforce regulation of development has resulted in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exposure and risk. It is now necessary to re-assess regulatory policy and practice. New approaches to regulatory compliance must be explored, including participatory regulation and reliance o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bases for individual commitment to community safety.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