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Tobit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DEA核算期(2003—2010年)内,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与中国平均水平相近,且均远高于东部地区;2003—2010年,西部地区全部处于纯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省份只有广西和贵州,而其他省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纯技术无效或规模无效现象,这些省区不仅存在环保投资资金管理和经营水平上的非有效性,而且其环境治理投入规模也存在非合理性;对环境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分析后发现,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环境投资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贸易程度、政府规制和公民环保意识与环境投资效率则存在负相关关系。     

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省际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际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模型、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STIRPAT模型等方法分析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下省际生态效率水平及内外部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效率均值为0.528,整体上无效。东、中部地区逐渐迈向规模报酬递减阶段。(2)技术和规模是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3)生态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分布;由于存在"技术回弹"效应,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未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生态效率起抑制作用,而环境规制、对外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是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大陆畜牧业环境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效率是衡量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将畜牧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运用非径向非期望产出模型(SBM模型),测算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2000—2013年畜牧业环境效率,并运用处理受限因变量的截尾回归模型(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显示:(1)中国大陆的畜牧业环境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上海、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的畜牧业环境效率领先于其他省份,东部地区畜牧业环境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禀赋结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畜牧业环境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牛和猪的饲养量对畜牧业环境效率有显著消极影响,羊、家禽的饲养量对畜牧业环境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     

基于熵权法的中国省级环境绩效指数研究

将熵权法引入环境绩效评估,构建了中国省级环境绩效评估系统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以2009年为评估基准年,系统研究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绩效指数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综合环境绩效指数大多数处于良好和优秀水平,其中16个省份处于平均值(76.15)以上,江苏(87.32)和宁夏(64.97)分别排名首位和末位;(2)ArcGIS分级结果显示,中国省级综合环境绩效指数处于优秀和良好水平的省份分别有8个和22个。全国综合环境绩效呈现典型的区域空间分布格局,东部地区综合环境绩效总体优于中部、西部地区,区域环境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入有很大关系;(3)东部环境健康绩效优于西部,且中部和西部该项指标值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生态保护绩效劣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利用绩效同样呈现出东部优于中部优于西部的顺序。环境治理绩效表现最优的为中部地区,其次依次是西部、东部地区。(4)熵权法引入到环境绩效评估系统中,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环境绩效实际情况,但也有少数评估指标的赋权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需要进一步加强熵权法应用到环境绩效评估系统中的机制研究。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的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效果的影响因素探讨

识别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效果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各自所带来的影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削减变化量表征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效果,通过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法,探讨了投资规模、地区分布结构和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等3个因素对中国大气污染投资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投资规模增加是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效果提升的主要因素,而投资的地区分布结构和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对投资效果的提升作用均逐渐增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地区分布结构逐渐趋于合理,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从区域层面来看,投资规模的增加是引起东部、中部、西部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效果提升的主要因素,但东部地区投资规模增加对投资效果的提升作用在逐渐变小,中部地区的污染治理技术效率对投资效果存在负效应,而西部地区的污染治理技术效率带来的效应由负转正.     

基于环境规制中国对“一带一路”火电投资实证分析

以火电行业为例,通过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国的面板数据回归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探究基于环境规制条件下,各因素对中国火电对外投资的拉动差异,判别不同国别对中国火电投资主要吸引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火电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环境规制因素具有重要但非决定性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火电投资的吸纳能力存在差异,可划分为8大类型驱动因素(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资源能源禀赋、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差异、地理距离)。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Theil指数的中国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对Theil指数进行适当改进和完善,将其转嫁应用于不同区域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差异的分析。研究中国31个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06—2013年水污染物排放强度特征,并基于Theil指数分析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中国水污染物COD和氨氮排放强度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均呈现逐渐缩小趋势,其中区域间差异占主导地位。由于农业源影响,COD排放强度差异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呈现阶段性,2006—2010年为西部东部中部,2011—2013年为东部中部西部;氨氮排放强度差异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进一步探索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变化趋势与其差异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水污染物排放强度与其相应的差异指数呈现正相关性。最后探讨了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区域差异成因,表明水污染物总量控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机制是主要因素。此研究对于中国不同地区响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省际能源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系统的时空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0—2017年省际能源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能源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3E)系统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三元系统耦合协调模型与灰色GM(1,1)预测模型分析中国3E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布局及动态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能源效率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2000—2014年由0.564降至0.422,2014—2017年由0.422升至0.440,呈东部、中部、西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2)研究期内中国3E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483升至0.672,三大区域差异明显,呈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周边省份发展的时空规律;(3)预测结果表明2018—2022年各省3E系统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     

基于DEA的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

以用于工业污染治理的资金和设备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和废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废气排放削减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处置率为产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将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影响污染治理效果的制约因素,为改善治理效果提供依据.结果表明,以1999年为转折点,工业废水治理的制约因素由纯技术效率转为规模效率.1997-2002年,工业废气的种类和性质变化以及废气的复合型污染提升了对废气处理技术的要求,纯技术效率偏低;2002年以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展不相协调,废气治理投入的资源利用率偏低.1995-2005年,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的规模效率较高,纯技术效率为污染治理的制约因素;2005年以后,纯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波动较大.整体而言,工业废水治理的多年平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最高,废气次之,固体废物最低,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1996—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在考虑工业废气排放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运用联立方程探究贸易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工业废气污染治理力度、技术进步程度等污染控制变量对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影响,以及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各区域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所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阶段的原因。结果表明:(1)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呈"倒N"型;且东部已进入经济增长抑制工业废气排放时期,而中部、西部和全国尚处于工业废气排放总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的阶段。(2)联立方程表明,产业结构、贸易开放程度、技术进步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是促使各区域所处阶段差异的主要原因。(3)联立方程中部分要素对各区域的影响机制类似,且污染方程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废气减排的效果甚微。产出方程估计结果表明,各区域污染排放与人均GDP均呈弱正相关关系,说明大部分区域经济发展以环境为代价;且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