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及俱乐部收敛分析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群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载体。以城市群为单元研究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及内部分异规律,是提高城市化质量、实现城市群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论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效应的视角,采用1990、2000、2005和2010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和城市扩张相关指数,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研究区1990—2010年间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格局、区域分异及空间俱乐部收敛等特征。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迅速,新增城市用地围绕各市中心和高速公路沿线呈圈层和轴线式扩张;2)城市群内部城市用地扩张具有明显的空间集中性与分异性,并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3)通过Moran’s I指数对研究区进行内生分组,利用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发现:L-L和L-H地区城市扩张存在明显的空间俱乐部收敛,H-H地区虽收敛,但结果不显著,H-L地区不收敛。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城市扩张动力机制、促进城市理性扩张和京津冀协调一体化相关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

城市用地扩张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数量,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生态环境变化和规模经济等路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城市用地扩张,促进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区域内与区域间开展分工合作,提升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与规模经济水平;但若城市用地扩张使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后,因管理与服务成本、交通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效率会下降,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与规模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在东部地区此关系并不成立;在4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通过规模经济路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为负,表明城市用地扩张已使各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土地要素投入存在冗余现象,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配置比例非最优。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等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正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及其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聚焦城市用地扩张这一热点现象,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给予阐释,并分析形成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竞争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政治集权催生了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则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土壤。以江西省为例,对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城市用地扩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用地扩张,且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及城镇常住人口不同程度地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影响。城市用地扩张有其制度成因,是一种正常现象,简单的以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用地扩张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基于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研究

论文从城市规模的内涵出发,分析不同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城市用地规模扩张效应、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城市产业规模及其结构调整效应3个理论假说,以解释不同城市规模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差异;并通过243个地级市11 a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并证实了3个理论假说。研究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土地财政行为背后有着不同的驱动力:1)中小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土地财政有明显的驱动;2)所有规模级别的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对土地财政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呈现出"U"型特征;3)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第二产业规模对土地财政驱动方向不同,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第三产业规模对土地财政有正向驱动。因此,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土地财政问题及其治理,应该从土地政策、人口与户籍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给出差别化的调控政策。     

经济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本文利用高分辨率陆地卫星(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数据,监测了中国城市用地扩展态势,并分析了影响中国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990～2000年,中国城市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态势,城市用地增长了近82万hm2,其中前5年的扩展占80.8%,后5年的扩展占19.2%,后5年的扩展规模明显低于前5年.研究还发现,城市用地主要以同心圆模式、飞地模式、轴向扩展模式与多极核扩展模式以及4种扩展模式的组合模式扩张.本文选取13个特大城市作为典型案例,对其城市用地扩展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土地管理法规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因素.     

城市土地扩展规律和约束机制——以西安市为例

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扩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是城市用地扩展的内在动力,外部推力是交通联系,中间力量是管理规划。从全国范围考察,西安市城市土地扩展速度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其耕地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郊区化、产业结构演进引起的功能替代和人口空间结构分异产生的用地调整。在城市土地扩展基本理论模式基础上,提出西安市以圈层式和飞地式扩展并重的基本理念,即今后相当时期,城市扩展在挖潜的前提下,应以圈层扩展和飞地式扩张并重,近期以前者为主,远期考虑以后者为主。指出西安市土地扩展的要素特征(包括要素建设、要素转移、功能形成、结构变化)和阶段划分。     

经济转型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

研究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等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对于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促进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城市用地扩张差异指数和强度指数分析了2001—2015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区域及各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时序变化,并通过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对不同驱动力作用的时空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具有空间集中性及阶段性特征,苏锡常等都市圈是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地区,随着协同水平的提升,区域内城市发展状态差距逐渐缩小。（2）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在整体和个体上均呈上升趋势,扩张强度平均值大致呈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分布,外围城市的扩张强度以更为稳定和快速的状态在提升。（3）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均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用地的扩张,全球化是长三角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市场化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显著,而后发地区需进一步激发市场改革红利;财政赤字是地方政府实行城市扩张策略的重要因素,但发展模式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改变。（4）控制变量上,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且较为平稳,人口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部分城市有加深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较为集中。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分析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探究了2011~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将该地区排放量变化的总效应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基本为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基本为负效应.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能源结构在2011~2015年期间变化不显著,因此能源结构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很小,贡献度均未超过0.52%.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和山西省的情况不同,各效应贡献度的变化趋势也不相同.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人口增速、经济规模增速、工业增加值比重降幅、能耗强度降幅和排放强度降幅的变化.在制定减排政策时,应根据各效应的累计贡献值和贡献度大小,对于该地区共存的主要影响因素,制定联合减排政策措施.对于存在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减排政策措施.     

中国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EBA模型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空间极限边界分析模型,采用中国2003—2013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从经济、人口、政策三方面入手,遴选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变量,探究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雾霾污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高-高集聚现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建筑施工、人口规模以及汽车保有量对雾霾污染具有抗干扰性的"稳健性"影响.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进行雾霾区域联合防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洁高效使用煤炭,合理布局城市人口等.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治理雾霾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从北京的人口数量变化辨析人口承载力

资源环境,与劳动力、资本一样,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一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及产业结构如何,是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要素成本决定的,这些因素作用于经济系统,通过影响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来间接影响人口承载力。     

经济集聚对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采用核密度函数对其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产业和人口两个角度分析经济集聚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和直接冲击。结果表明：（1）2005—2016年间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呈现先收敛后分化的演化特征,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显著差异;（2）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和人口集聚水平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出单门槛效应,表明适度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导致促进作用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3）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自身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直接冲击都是从开始就达到顶峰而后收敛为0,而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和人口集聚水平则是先负向冲击后持续正向冲击。城市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时,既要充分发挥经济集聚的正面环境效应,也要重视不同经济集聚的适度性和动态性。     

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驱动力与模式——以浙江省嵊州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用地布局、集约利用土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以经济发达区的浙江省嵊州市为例,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驱动力和模式。研究表明:1996-2005年嵊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驱动力包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经济社会驱动力包括市(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三方共建"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相关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三方共同出资共同实施。模式构成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上述驱动力的影响作用。典型案例效益明显,如新增耕地率66.67%,资金平衡度228%,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176%等,耕作半径变化小,对人口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文化无显著影响。     

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时空尺度效应分析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农地城市流转在不同的规模尺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某个研究尺度上的影响因子可能在其它尺度上并不发生作用。论文从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应用1999~2004年省级数据分析了不同时空尺度下农地城市流转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影响因子本身及其影响系数随研究尺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我国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时间尺度效应表现为,GDP、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增长一直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影响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作用不同;我国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的空间尺度效应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对东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而GDP和总人口对西部省份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最明显,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推动方向也不同。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双评价”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技术——以湘潭县中心城区为例

构建“生态—农业—建设综合统筹”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技术模型,即按“短板理论”计算空间约束下的县域建设开发建议规模,按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得分进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按生态优先、耕地保护优先原则确定地块规划功能,结合城镇建设现状、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等因素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以湘潭县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证,划定城镇开发边界4500 hm²。结果表明：与湘潭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模边界、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相比,本次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中生态极重要或极敏感区域由3.49%、12.46%降为0,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比例由53.26%、50.94%降低到21.02%,新增建设用地年均增速相比降低了45.65%。该技术模型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布局,促进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Occurrenc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cological risks of antibiotics in soil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ntibiotics in soil environment are regarded as emerging pollutants and have introduced increasing risks to soil ecosystem and human health in rapid urbanization areas. Identifying the occurrence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is an urgent issue in sustaining soil security. In this study, antibiotics in soil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occurrenc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lated affecting factors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were identified and ecological risks of antibiotics in soil environment were assessed.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ean concentration of soil antibiot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21.79 µg/kg. Land use substantially affected the occurrence and concentration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Concentrations of antibiotics in cropland and orchard soils were 2-3 times higher than the other land use types. (2) The concentrations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presented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values in southeast, and low values in northwest. Spatial variability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and wastewater irrigation as well as topographical features. Furthermore, soil properties and land management policy had substantial influences on soil antibiotics, and soil heavy metals may aggravate the accumulation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3) Ecological risks assessment of antibiotics in soils demonstrated that erythromycin (ERY), sulfamethoxazole (SMX), and doxycycline (DOX) may introduce high risks to soil ecosystem health,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reas with intensive human activities that had potential high risk to soil ecosystem health.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cientific land and soil manage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prevent soil antibiotic pollution and sustain soil secur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     

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分析——基于一致性与有效性的复合视角

为了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论文从规划目标一致性与实施有效性两个视角出发构建概念模型,选择GIS空间分析方法与Logistic计量模型作为技术支撑,对江苏通州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一致性视角,从空间规模与空间结构控制效果来看,通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2002—2010年间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较差,对具体地类而言,新增城镇工矿用地的管控效果要优于农村居民点用地;2基于有效性视角,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显著影响,规划确定的建设预留区对建设用地扩张起到了明显的空间引导作用,但与预期相反,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却未发挥出应有的约束作用;3综合来看,规划实施的一致性较差,且规划管控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处于不完全理想的状态;4对比可知,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空间区位变量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会相对更强,意味着集聚发展可能成为必然,有必要强化规划实施的空间管控效果。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评价土地利用规划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管控效果,可为完善规划实施评价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提供参考。     

基于MSPA和电路理论的京津冀城市群热环境空间网络

快速城市化加剧了城市热环境系统复杂性,严重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健康.综合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电路理论等理论与技术,应用MODIS地表温度遥感数据,定量识别京津冀城市群热岛斑块时空分布特征,划分城市热岛斑块景观类型并分析其时空转移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城市群热环境空间网络和关键廊道时空演变过程.结果表明,2020年城市热岛斑块面积为16 610 km²,占研究区面积比例为7.68%. 2005～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热岛面积和斑块数量显著增加.城市热岛斑块类型由2005年孤岛型为主导转变为2020年以核心型为主导.其中,2020年核心型城市热岛斑块主要来源于2005年的非城市热岛斑块、核心型和边缘型城市热岛斑块. 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热环境源地数量和廊道长度、密度及电流密度均高于2005年.通过城市热环境廊道等级分析发现,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热环境敏感型廊道为主要类型. 2005～2020年敏感型廊道增加数量最多.同时,城市热环境廊道系数增加,表征京津冀城市群热环境廊道趋向稳定型发展.最终提出城市热环境空间网络模式并讨论城市热环境主动适应和...     

基于生态约束的城市开发边界模拟研究——以南京为例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国土空间管治、城乡建设管理和生态安全管控的关键抓手,对于推动城市空间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综合利用回归分析模型、InVEST模型和CA模型,探索构建基于生态约束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并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在评价城市生态用地重要性和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潜力基础上,开展不同目标年份的城市用地扩张模拟,据此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研究表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具有动态性、复杂性、系统性特征,受到多因子相互作用,基于生态约束的城市开发边界模拟能够兼顾城市空间发展需求和居民高品质生态环境诉求,促进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统一、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有助于丰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研究,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