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因素分解模型研究京津冀地区用水变化的驱动效应

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迫切需要分析其用水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分析用水总量变化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因素分解模型研究了2003—2013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用水量变化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用水量10年间下降了8.84%,是京津冀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和水资源利用脱钩的主要影响因素;规模效应10年间累计增加了267.95×108 m3,是导致产业用水量增长的唯一驱动因素;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倾向于减少产业用水量,分别累计减少124.17×108和164.11×108 m3;技术效应是北京产业用水量减少的主要原因,10年间累计减少了79.14%的产业用水量;而天津的结构效应要强于技术效应,10年间分别累计减少81.17%和73.71%的产业用水量;河北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10年间分别累计减少51.37%和68.33%的产业用水量,相比京津仍有较大潜力. 研究显示,调整产业结构、推广节水技术是缓解京津冀水资源短缺压力的有效途径,未来河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应紧密结合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产业转移面临的环保案例分析

通过产业转移,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正成为我国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思路。然而产业转移以及伴随产生的人口聚集,同时意味着污染转移。文章以广东省为例,分析目前珠三角地区向山区和东西两翼转移产业过程中所凸现的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我国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中的环境风险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SO₂和COD 2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以1998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基数,分析了1998─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结果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污染没有得到更好的控制. 采用古诺模型研究该现象可知,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通过对国家环境政策的“非完全执行”来吸引产业转移,使污染企业转移成为我国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伴生现象. 因此,有必要有序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强化产业梯度转移中的环境正效应,通过严格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从而实现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      

产业转移的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转移.如今,土地、能源、原材料供应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资源承载力压力加大,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提高了限制类加工贸易业的准入门槛,掀起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热潮.产业转移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伴随产生的环境污染是必须关注的问题.     

京津冀制造业转移与环境影响实证研究

为评价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建立区际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和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实证分析2003—2014年京津冀制造业的转移与环境污染影响.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借鉴偏离-份额法和增量分解思想,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规模;环境影响评估模型采用纳入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和环境管制水平等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区域环境污染格局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1%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生转移,会使转入地（转出地）的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增长（减少）3.4%和2.6%.“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地区间的制造业转移已经颇具规模,然而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重构已经对区域环境污染格局产生了影响,并且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环境积极效应尚不明显,京津冀环境污染在跨过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系可能并不能持续,更有效的环境规制或者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可以明显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      

生态环保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理论上,生态环保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取决于政策类型和力度、产业和企业行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性因素,从长期综合来看,严格的生态环保政策有利于促进和优化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从生态环保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途径、传导机制、作用条件依赖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解构,研究建立"生态环保政策—企业—产业—经济影响"为主线的逻辑关系链,分析识别生态环保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关键因素,以期解释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困惑和关键所在,寻找生态环保政策发力点,优化政策制定与实施方式,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研究表明:生态环保政策主要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技术创新,对企业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主要取决于对政策影响的长短期预期、政策成本与技术创新收益对比、企业规模大小和企业性质等条件因素;生态环保政策与产业的升级、转型、转移、淘汰等密切相关,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短期和长期不同的影响;生态环保政策标准要求或实际执行力度差异与自然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地区开放程度等因素导致的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是引导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生态环保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的变化对投资、企业生产、劳动者消费等产生影响从而显著影响就业人数和就业结构,改变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的要素配置特征,并对地区和产业带来差异化影响;生态环保政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等变化,对贸易量和贸易结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再工业化”背景下天津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正>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给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天津作为北方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程度高,因此受国际产业结构变动影响较大。深入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并分析"再工业化"背景下国内外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对于天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选择、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提升产业的国际竞     

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以我国98个具有较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城市为样本,构建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航空运输有利于我国第三产业的集聚和发展,高铁促进了第二产业由较发达区向较落后区域的转移和扩散,公路运输对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率最明显,且有效地增强了铁路、航空运输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县域农业增长空间特征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系统揭示区域农林牧渔业增长的空间特征,有助于制定科学的农业发展策略。研究借助Esteban-Marquillas拓展模型将县域农业增长分解为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分量、净竞争分量和资源配置分量,并借助ESDA方法系统分析2000—2014年京津冀地区县域农林牧渔业增长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京津冀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且种植业和牧业是农业增长的主要产业。2）京津冀地区县域农业增长具有显著的同质集聚性,集聚效应表现为渔业＞牧业＞林业＞种植业。就产业各分量而言,份额分量和结构分量的集聚效应最强,表现为渔业＞牧业＞林业＞种植业;净竞争分量和资源配置分量仅有种植业和牧业的集聚效应通过统计性检验,并以种植业最强;各分量的显著高高（或低低）集聚县域表现出低重合度,京津冀地区县域农业生产格局尚待优化。3）农业资源配置流向相对合理的Ⅰ类型（竞争优势+专业化程度强）和Ⅳ类型（竞争劣势+专业化程度低）的县域数量不足50%（渔业除外）,表明县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比较优势不突出,县域间分工协作意识不强。建议加强县域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实现农业结构升级和布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