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关键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

排污许可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2020年将实现排污许可制对所有固定污染源的全覆盖。随着排污许可证不断颁发和相关技术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法律保障及配套的证后监管和执法问题不断凸显。本文梳理了排污许可相关法律关系并对《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监管和执法条款进行剖析,结合排污许可证证后监管和实际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归纳和总结排污许可监管和执法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建议加快推动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立法,强化监管和执法在落实排污者责任上的重要作用,建立排污要求与监管执法的同步和对应关系。     

衔接碳排放报告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研究

碳排放报告制度衔接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强化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管理、降低政企环境管理成本、响应环境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本研究结合两套制度最新政策体系与改革形势,借鉴排污许可证制度衔接环境评价制度的研究思路,针对能源消耗过程和工业生产过程,分别以火电行业和钢铁行业下两个制度的管理要求为例,在梳理监测记录数据类别、对比排放核算要求、找出数据监督管理差异和分析两套制度数据关联性的基础上,从管控名录、报送参数、数据系统对接和监管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衔接两个制度的建议。建议两个制度逐步统一管控名录,匹配行业与产品代码标识,逐步对接数据系统;建议排污许可证制度相应地补充能耗参数,完善监管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功能实现的法治优化路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然而，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存在主体性质不明、职权内容不一、责任规定不足等法律障碍。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相关立法欠缺，现有法律规范无法对其予以规制。因此，建议碳排放权交易行政主管部门明确交易机构的主体性质为行使行政职能的国有企业，并从全国到地方进行职权内容的立法落实，建立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体系，促进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功能实现，保障碳排放权交易顺利进行。     

碳排放权交易执法疑难问题分析及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低成本高效率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健运行直接关系到“双碳”目标的实现,而监管执法是交易有序、稳定和市场保持活力的重要保障。在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第一个履约期结束之后,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虚报、瞒报排放数据和未按期履约的案件。经对这些案件的深入研究,发现当前碳排放权交易执法领域面临着法律和标准供给不足、对执法队伍的能力培养和指引不足及核查机构无法承担重托等问题,继而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加快立法和统一标准的步伐、提升执法人员碳交易监管能力、创建中国特色的核查机制的建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现存问题与机制完善

碳排放权交易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市场化手段。通过环境容量产权理论分析,构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并赋予碳排放权以私法上的准物权属性。完善我国现阶段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应积极推进市场交易平台和监管体制的建设,促进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相关立法,促进碳金融制度创新,以实现碳排放环境容量优化配置的效果。     

燃气电厂GHG计算方法探讨

目前国内对固定排放源的碳排放量计算主要有在线监测法、移动监测法、时间比法、负荷法、质量比法、质量平衡(碳平衡)法、排放因子法,本文通过实地监测和数据收集,获得了燃气电厂不同方法的碳排放量,对各种方法进行了对比,为同类企业和政府进行碳排放量计算提供了依据。     

从碳排放权交易角度谈治理兰州市大气污染的应用研究

随着城市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京都议定书》认定的碳交易机制,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析配额型碳交易在美国的成功应用的基础上,针对兰州市的污染现状,构建兰州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来治理大气污染：核定兰州市大气环境容量,确定总量控制目标;确定交易单位;确立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机制;制定交易规则,建立监管机构;政府监管并进行相应的惩罚。     

碳交易市场体系中的碳排放基准线:应用实践、研究进展与展望

碳交易作为一种碳减排的市场化手段和政策工具,在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碳排放基准线是碳交易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是碳交易机制中使用基准线法计算碳配额的主要依据. 我国已发布了全国发电行业的碳排放基准线,随着碳交易市场的稳步推进和发展,对于其他行业碳排放基准线的研究和制定需求愈发迫切. 本文以水泥行业为例,概述了碳排放基准线的制定方法,梳理了国内外碳排放基准线的应用实践及研究进展. 总体上,当前我国碳排放基准线工作滞后于欧美地区,面临覆盖行业少、行业内部标准不一、数据基础薄弱、区域及企业间差异未充分考虑等问题,难以保证碳配额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未来,建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尽快统一各行业内部基准线制定方案,优先考虑高碳行业;构建适用于我国碳市场的产品分类体系,完善不同主体的碳核算技术标准,明确不同产品的碳核算边界;加强对企业活动数据的监管力度,严格碳配额核算、分配过程,保证碳额分配的透明、公平;围绕地区或企业间的差异量化与配额修正等关键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提高基准线适用水平.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危机及应对

碳排放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碳减排工作中,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减排目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碳减排目标的完成。我国于2012年开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然而由于法律规则缺位等原因,导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面临合法性、有效性、安全性和结构性危机。亟需通过立法确权、规则和机制创新等措施来应对这些危机,以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技术方法及案例研究

将碳排放因素纳入建设项目环评,对其进行项目层面的控制,有利于促进碳减排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文章尝试构建了建设项目碳排放环评体系,通过对某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中的碳源分析,确定评价范围,核算情景年份下的碳排放量,综合分析碳排放对环境、经济及社会的影响,最后探讨了协同减排效应,并制定跟踪评价计划。研究表明该污水处理厂在情景年份下,随着污水处理量的增加,碳排放量逐年上升。     

排污许可改革:开启全过程一证管理新模式

排污许可制度始于1985年,在我国已推广了近30年,但进展缓慢,仍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目前,排污许可法律保障支撑不足,制度后续监管能力不到位,很多地区排污许可制度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实施程度低,缺乏确定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新《环境保护法》指出,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在这一要求下,应出台排污许可条例等国家政策法规文件,尽快厘清企业排污许可量认定与监管方法,实现许可制度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覆盖,将排污许可     

论排污许可制度实施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正在建立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的环境管理体系,但排污许可证覆盖面窄、发证率低,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排污许可制的改革与实施,为确保排污许可制度发挥核心作用,还需要通过法律来保障其改革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本文认为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保障机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立法保障机制和法律实施保障机制。立法保障已经较为明晰,法律实施保障机制较为急迫,本文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应该建立多元化的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保障机制,包括政府实施、公众实施及自我实施机制。     

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许可与监管探讨

本文结合浙江实际,剖析了污染物排放总量许可和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分别从排污总量许可、总量监测核定、总量交易管理和总量执法监管等方面提出建议。     

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链接机制水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经历了一个从单向参与国际碳市场到国内自愿减排交易,再到总量控制型碳排放权交易为主、自愿减排交易为辅的过程。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链接有利于降低碳减排成本、促进市场的流动性、降低碳市场的运营风险以及减少碳泄漏。省际碳市场的链接需要打破行政壁垒,并在统一法律框架下就碳排放权交易的链接要素形成共识。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链接应当从法律机制的构建、链接模式的选择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互认与同化等方面展开。     

5G对中国碳排放峰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目前5G技术的发展情况,利用holt指数平滑法和动态分析法预测了未来20年5G基站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根据预测模型,5G基站建设会在2038年左右达到饱和状态,数量约为1434万个.考虑到5G技术的发展推动其他产业发展可能导致的碳排放量变化,利用投入产出法和灰度时间预测法等方法评估了5G技术引起的各行业间接碳排放量.结果显示,5G基站处于低负载（30%负载）情况下,能在2038年碳排放达峰时年产生142.61Mt的直接碳排放;而如果满负荷运行,则能在2038年碳排放达峰时产生196.26Mt的直接碳排放,基于中国两种不同碳排放达峰情景,综合分析了5G技术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对中国碳排放达峰时间和碳排放峰值的影响,最后对预测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实际GDP情况情景下5G技术对于社会各行业的碳排放影响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为255.96Mt.并且,2030年前5G技术发展对社会总体碳排放增量以间接碳排放为主,2030年后对社会碳排放增量以直接碳排放为主;综合考虑下5G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中国碳排放达峰时间推后至少2年,相应的碳排放峰值至少提高了383.96Mt.若中国政府要削减5G导致的额外碳排放,完成二氧化碳总量控制,需要降低基站能耗水平,控制基站数量,避免重复建设导致5G基站低负荷运行.     

基于改进IPAT模型的中国未来碳排放预测

在"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成正比"假设的基础上,对中国1987—2010年的历年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进行了分区域研究与计算.经数据分析,发现以2002年为界线,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碳排放变化缺乏内在的连贯性,2002年以前的碳排放曲线无法表征未来年份碳排放趋势.在此发现的基础上,以2002—2010年碳排放数据为基础,引入表征科技进步的变量,对IPAT模型进行改进,进而对2010—2050年中国碳排放进行了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排放峰值发生在2030年,全国碳排放总量将达到3684.1636Gg,人均碳排放为2.6476t;在2030年之前中国碳排放量将以平均每年2.89%的速度持续增加.2030—2050年碳排放量将以每年2.09%的速度减少,至2050年,全国碳排放量为2366.4522Gg,人均碳排放为1.8521t.本研究为中国未来碳排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法与数据支持.     

基于碳酸盐分析的水泥碳排放因子测算

为了优化水泥碳排放因子的测算方法,论文基于生料碳酸盐法以及工艺/燃料排放(新型干法窑)、无机碳/有机碳排放(立窑)的碳排放分类对熟料和水泥碳排放因子进行了分析和测算。结果表明:基于抽样调查样品的测试数据,新型干法窑的工艺碳排放因子约为520.00 kg CO_2/tcl,燃料碳排放因子约为288.06 kg CO_2/tcl,熟料碳排放因子约为808.06 kg CO_2/tcl,立窑的无机碳排放因子约为504.18 kg CO_2/tcl,有机碳排放因子约为343.67 kg CO_2/tcl,熟料碳排放因子约为847.85 kg CO_2/tcl;由于新型干法窑和余热发电等技术的普及以及熟料水泥比降低等因素,中国水泥碳排放因子有逐年降低的趋势,从2001年到2012年,水泥碳排放因子从767.13 kg CO_2/tce降到550.80 kg CO_2/tce;水泥碳排放构成中的工艺排放、燃料排放和电力消耗间接排放约各占58.57%、29.79%和11.64%。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绩效：以中国276个城市为例

数字经济是推动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该研究以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碳排放绩效分解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剖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强度将显著下降0.180%,碳排放效率将显著提高0.276%,即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2)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和大城市数字经济的作用强度更大.(3)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速技术创新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研究显示,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显著提升碳排放绩效,而且可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接影响碳排放绩效.因此,未来仍需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增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对碳排放绩效的传导作用;同时根据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建立健全的差异化碳减排机制.     

澳大利亚拒绝碳贸易计划

澳大利亚议会否决了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排放贸易制度，因为主要的碳排放者会给即将到来的大选及延长财政计划带来不确定性。保守党立法者联合绿党及无党派人士在上议院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投票，击败了将于2011年7月实施的减少碳排放污染计划和旨在减少在发达国家最大人均排放量计划。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的衔接对策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作为污染源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的核心,两者有机衔接是完善污染源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排污许可制衔接整合相关环境管理制度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通过分析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基本内容和管理要求、技术规范、时间节点、管理平台几个方面提出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的对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同时输出排污许可证相关的基本内容和管理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排污许可证技术规范同步编制、统一要求;设定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过渡期,明确不同时期衔接要求;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平台和排污许可证核发平台,并建立数据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