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山区坡地村落空间演进与农户生计改变

坡地村落是指分布在山地、丘陵坡面上的村庄,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山区聚落中,是我国乡村聚落的重要类型。西部山区是坡地村落分布的主要地区,"十二五"期间随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不仅会影响坡地村落的空间重组和人口迁移,也会影响到坡地村落的农户生计和山区区域发展问题。论文以坡地村落空间演进和农户流动为切入口,借助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典型地区的分析,运用GIS和大比例尺地形图分析了坡地村落空间集中和分散的基本特征。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分析,剖析了村落空间演进和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户耕地资产、收入、基本生活方式等主要生计的改变。结论认为,以减缓生态环境压力、调和人地矛盾和扭转经济贫困为最初目标的人口迁移,总体来说,有着显著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退耕使生态用地比重得到提高、劳动力收入渠道拓宽、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得到显著改善等方面。     

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析

基于传统生态风险研究的缺陷,从景观尺度研究了人类活动和自然胁迫造成的生态风险,构建了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并分析了其相应参数.以山西省平遥县作为研究案例,计算其各网格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得出了该县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平遥县景观生态风险分布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区域水文特征和人类活动是影响景观生态风险扩散的重要原因.     

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方法研究:以呼伦湖流域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多数流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影响,并导致了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因此,开展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方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我国未来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的决策指导起到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以旱寒区呼伦湖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类活动、生态格局、生态功能和生态压力等多个角度,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流域人类活动-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交互风险评估矩阵,开展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风险评估.结果表明:①呼伦湖流域GDP和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拉尔区和满洲里市周边,其他区域GDP强度和人口强度较低;②呼伦湖流域GDP强度指标有2个子流域分别处于40~60和60~80之间,人口强度指标有1个子流域处于60~80之间,2个子流域处于40~60之间,生态系统指标有8个子流域处于60~80之间,其余子流域均大于80;③呼伦湖流域32个子流域中,有30个子流域处于低风险状态,面积占全区域的98.62%,另有2个子流域处于中等风险状态,面积占全流域的1.38%,研究区域内无高风险子流域.研究显示,该研究提出的评估方法可以有效评估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健康影响的风险,有助于明确流域生态健康主要影响因素及系统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从而为流域尺度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海岸带人类活动强度遥感定量评估方法研究——以广西北海为例

海岸带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和空间化是实现人类活动对海岸带生态环境影响识别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人类活动强度的叠加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对已往评价方法进行改进,借助遥感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建立了海岸带人类活动强度综合指数(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index,HAII),并利用该模型对广西北海红树林海岸进行了应用,定量评价了北海海岸带人类活动强度单因子和综合水平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区域人类活动强度进行定量评估,该方法具有数据易获取、易操作,具有较强的业务推广价值,HAII评估方法的建立为进一步深化人类活动强度空间评价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然保护区聚落空间格局与演变的梯度效应——以贵州茂兰为例

研究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动态状况,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三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1963年以来聚落(人类活动的中心场所)空间格局演变的梯度效应。结果表明:①在自然保护区自核心区到外围区,聚落规模、等级、形态等格局信息及其动态演变的梯度效应明显;②根据不同梯度区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土地覆盖的影响特点,今后茂兰保护区规划管理应该考虑将洞多聚落迁出,使其不对核心区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同时,要加大对实验区聚落用地的管理力度,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原生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③设立保护区后,自核心区到外围区,景观多样性降低,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变化进一步接近200,景观基质(森林)斑块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④应加强保护区缓冲区距聚落200~800 m内的土地利用方式管理与生态建设。     

西藏自治区生态空间的分类与范围及人类活动影响

生态空间的划定是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确定三种空间、三条红线的重要环节。目前生态空间概念界定尚未有共识、分类体系仍不统一。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探索了生态脆弱区省级生态空间分类体系构建、空间范围识别及人类活动强度模拟的方法。结果表明：（1）按照生态系统类型西藏生态空间可分为林地、草地、湿地、未利用地等4个一级类,13个二级类和29个三级类。按照管制强度可分为I级严格管制区、II级限制开发区和III级动态管制区。（2）识别得到西藏生态空间面积约为105.45万km²,占西藏总面积的87.7%,与其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定位一致。（3）模拟了西藏人类活动强度,生态空间内受人类胁迫水平整体较弱,约92%的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低于0.0447。本研究可为高寒生态脆弱区省级生态空间划定及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污染源排放特征与空间管控模式——以藏东南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主体功能定位，区内自然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突出，研究其人类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源排放特征与空间管控模式，对科学协调保护与利用、切实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青藏高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藏东南为例，基于环境污染源的固体废弃物、水体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分类估算与空间特征解析，探讨面向污染源排放强度和多尺度管控精度的分级空间管控方案.研究结果表明：藏东南环境污染源的排放强度整体较低，雅鲁藏布江和雅尼河谷地因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密度较大，其污染物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建立由7个二级类和21个三级类构成的环境污染源空间管控体系，重点管控以城镇居住区和工矿业生产空间为主的"点状"胁迫、以交通运输场所和人文游憩空间为主的"线状"胁迫、以农业种植区和畜禽养殖区为主的"面状"胁迫；针对藏东南各类环境污染源的空间耦合及交互特征，提出城乡生活集聚型、农牧业生产集聚型和休闲旅游集聚型3种典型区，依次制定"分级处理+资源利用"、"源头减排+就地消纳"、"实时动态监控+绿色设施营造+游憩利用规范"的差异化空间管控模式.     

耦合生态服务供需的县域农业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以宜兴市为例

开展县域尺度农业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研究,差异化推进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对协调人地耦合系统、促进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宜兴市农业空间为研究对象,耦合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格局与需求格局,构建供需综合安全格局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结果发现：（1）宜兴市农业空间各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格局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空间差异较大。土壤保持服务需求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总体格局;食物供给服务需求整体较高,空间上与人口分布类似;碳固存服务需求格局表现为“北高南低”;水源涵养服务需求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均匀;生境质量保持服务需求在空间上呈八块状分区。（2）宜兴市农业空间土壤保持、碳固存、水源涵养以及生境质量保持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格局均表现出“南强北弱”的特征,而食物供给服务的高值区位于研究区东北方向及西部腰线区域。（3）依据供需综合安全水平,宜兴市农业空间可分为农业生态重塑区、农业生态优化区、农业生态护养区以及农业生态保育区。结合各分区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全局治理与重点区域生态重塑、整体优化与关键区域生态修复、综合生态养护与局部生态整治、严格生态保护与控制开发强度等差异化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诱导式生态移民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因素分析

生态移民是解决贫困和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诱导式生态移民是政府根据区域生态、经济和人口和谐发展要求,对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区或者人口超载地区的人口通过政策、资金的扶持,诱导人们自愿迁移到指定的土地承载力有冗余的地区的一种人口迁移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政府须有必要的诱导投入、组织者要尊重迁移者的意愿、政府和迁移者都须有合理决策是其主要特点。分析生态移民的决策过程对合理决策有重要意义,认为影响政府诱导决策的主要因素有生态、人口、经济、政策和迁入地因素;影响迁移者决策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个体、迁移距离、迁入地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迁移者的成本效益等。     

基于格网的河西绿洲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及其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

基于1 km×1 km格网,论文综合运用景观指数、分散度、核密度、空间耦合关联等方法,研究河西走廊山丹县1998—2015年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分异及时空演变特征,探讨绿洲乡村聚落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用地总面积扩张较快、空间分散化趋势明显,斑块数和斑块密度增大、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乡村聚落景观指数在1998—2008年间相比2008—2015年间变化剧烈,后期逐渐趋于稳定;2）3个年份乡村聚落核密度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主干道路、渠系等线状地物沿线密集,外围区域稀疏,并以线状地物为中心向外呈阶梯状递减;3）1998—2008年乡村聚落分散度呈增加趋势,2008年后趋于稳定,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由相对集中走向零星分散,聚落“散、空、乱”现象普遍;4）乡村聚落与耕地和渠系空间分布关系密切,存在显著的“耕地指向性”和“渠系指向性”;K指数1998年以“人多地少型”为主,2008和2015年转向“人少地多型”和“人地协调型”;L指数总体表现为“渠系偏多型”和“聚落-渠系协调型”。水土资源是约束和限制绿洲人口和聚落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人-水-土系统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和共生性。     

山区资源开发的一些经验

本文分析了山区贫困的一般原因。讨论了山区有效资源不足和“单向流失”现象与山区贫困化的关系,并列举了山区工作中的历史失误。本文总结了一些地区采用“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发展战略,开发优势资源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目标。     

西部脆弱环境分布与贫困关系的研究

西部环境脆弱与贫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通过对西部环境脆弱程度、环境脆弱带和贫困县的分布特征、贫困地区的经济情况和人口密度的分析,发现西部环境脆弱与贫困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为西部制定脱贫、生态恢复等政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依据。     

皖西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

区域性贫困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核心表现。以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皖西地区为例,以乡镇贫困发生率为贫困空间分异指标,以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20个因素为自变量,综合运用相关分析、空间回归、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各因素对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均坡度、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二三产业收入占纯收入比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是导致皖西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的核心因素,且其影响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地理机制、经济机制、社会机制是皖西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的主要机制,其中,地理环境是基础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强,社会环境影响广且大多与地理环境相关。研究结果对贫困干预的地理瞄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进展及关键问题

中国国土整治历经40年发展,在促进乡村耕地保护、解决土地资源低效利用问题、助力扶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历程,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与文献综述方法总结相关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国土整治研究的关键问题,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国土整治事业与研究都历经国土整治规划、专项国土整治、国土综合整治三个阶段,促进乡村振兴是当前国土整治的最重要历史任务;目前形成了以解决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问题为目标,以服务政策管理需求为导向,以土地利用研究为理论支撑,以农用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国土综合整治等为主要对象并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拓展的研究体系;形成了包括业务管理部门与特色科研单位为核心的分散组团式研究群体;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围绕土地整治规划选址与分区决策、土地整治项目全流程监测监管与绩效评价、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土地整治政策成效评估等现实需求以及土地整治驱动生态系统变化机制、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土地利用冲突协调机制等科学问题开展了大量特色研究,充分发挥地理学经世致用特点。面向未来国土综合整治研究,应重点围绕“理论框架—问题识别—规划决策—技术体系”解决关键问题,以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国土整治事业发展,为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机制及典型途径——基于林业的案例分析

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准扶贫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重要举措,两者在客体、主体、载体、标准、方式及途径等方面存在对接点。国家提出“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各区域也结合实际情况,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开展了相关工作。当前,中国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途径主要有贫困人口与生态补偿对象、扶贫地域与生态补偿地区、产业扶贫与生态补偿措施、贫困程度与生态补偿标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需求等方面的对接,各有其内涵及特征。为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发展,可从加强理论研究、明晰对接方向及重点、夯实公众基础、创新发展途径等方面采取措施。     

填埋场沉降监测技术研究现状及其发展

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沉降是安全填埋技术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综述了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沉降的危害和国内外室内外沉降监测技术的主要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存在的问题。室内沉降监测主要运用测渗计和自制设备监测室内试验沉降。填埋场室外现场监测技术包括沉降板、沉降计、沉降剖面仪和水准仪等。通过对各种监测技术的比较,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方法将成为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沉降监测技术研究新的发展趋势。     

生态环保扶贫减损增益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研究

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是生态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结合扶贫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情况,从生态保护修复效益、环境污染治理效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效益方面构建了生态环境损益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并选择江西省崇义县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①构建的生态环境损益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生态保护修复实现的增值量、环境污染治理产生的减损量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经济收入.②崇义县良好生态环境实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效益初步显现,2018年崇义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经济收入为22.77×108元,是2013年的3.77倍,通过“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经济收入得到逐步释放.③生态环保扶贫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而且可以防止产生新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件,通过发展生态经济,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撑乡村振兴.研究显示,着眼于生态环保扶贫促绿色转型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效益评估包括绿色有机农产品产值、生态旅游和生态补偿类收入,指标简单、可操作性强,可为生态环保扶贫政策优化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参考.      

能源贫困的识别方法及其应用分析——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长期以来,学者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研究侧重于经济贫困方面,对能源贫困的研究相对不足,而能源贫困恰恰是制约农村地区发展和农户生计资产改善的主要因素。论文从农户的视角出发,借鉴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贫困线标准,根据农户调查和访谈,对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线进行了综合考量,并最终确定为户均每年消费400 kgce;为科学测度能源贫困状况,提出从能源贫困的广度、深度、差异度三个维度进行定量分析,并构建了各维度的测度方法;以云南省怒江州为案例,利用564 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怒江州的能源贫困状况,研究发现,怒江州能源贫困的广度为0.66,能源贫困的深度为0.40,能源贫困的差异度为0.17,能源贫困的综合指数（Sen指数）为0.37,说明怒江州的能源贫困状况是比较严重的,并据此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陈垃圾沉降分析方法及工程应用

已填垃圾的沉降分析是正确评估填埋场服务年限和合理确定填埋厚度的重要依据,根据陈垃圾的形成机制、沉降模型、计算方法以及及有关参数,并结合工程实例对填埋过程中的垃圾沉降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确定了陈垃圾土的沉降特性。     

生态环境行业扶贫绩效量化评估方法初探:以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近20多年来,生态环境部门主动发挥行业特色,开展了大量坚实有效的行业扶贫工作,科学客观地评价生态环境部门的扶贫绩效,对于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精准施策、融入并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专家咨询和统计数据,建立了包括生态资源保护、环境质量改善、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社会公共服务提升以及抵御风险等4类26项指标在内的生态环境行业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围场县"）为例,对生态环境部门扶贫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估. 结果表明:①2006-2018年,承德市围场县扶贫绩效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增长了68.3%,成效十分显著. ②生态环境行业扶贫在围场县的扶贫绩效主要体现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生态资源保护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等3个方面,占总绩效的81.1%. ③生态环境行业扶贫对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在环境质量改善绩效指标上升47.1%的同时,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和抵御风险能力绩效指标分别上升了90.5%和83.3%. 研究显示,生态环境行业定点扶贫对提升贫困地区持续"造血"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生态环境部门要主动作为,积极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措施的针对性,在帮助贫困地区保住优质生态资源的同时,充分挖掘生态资源的经济优势,推动贫困地区巩固好脱贫成效,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