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改革逻辑及其规划响应路径

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系统梳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起源、实施特点、成效与不足,重点解析土地用途管制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转型的改革逻辑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要求,为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突出强调对耕地的保护,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要管控对象,建立了土地用途分类—规划—计划—审批—监管的完整管控链条,在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倒逼节约集约用地和提高依法依规用地意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仍存在覆盖范围不全、管制刚性过强、生态用地管制乏力等不足。（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逻辑起点,通过单一地类保护向空间统筹转型、地类管制向空间管控转型、指标传导为主向指标与分区相结合转型、底线约束向约束与引导并重转型,构建面向全过程、多样化的管制规则体系,完善空间传导机制,进而实现所有国土空间全要素统一管制。（3）面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时代需求,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应在系统性、整体性的规划管控指标体系、覆盖全域、上下衔接的规划分区体系、底线约束与激励引导相结合的规划实施弹性机制以及“全链条”管理机制等方面做出积极响应,进而实现不同层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统筹协调管控。     

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驱动力与模式——以浙江省嵊州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用地布局、集约利用土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以经济发达区的浙江省嵊州市为例,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驱动力和模式。研究表明:1996-2005年嵊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驱动力包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经济社会驱动力包括市(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三方共建"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相关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三方共同出资共同实施。模式构成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上述驱动力的影响作用。典型案例效益明显,如新增耕地率66.67%,资金平衡度228%,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176%等,耕作半径变化小,对人口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文化无显著影响。     

济南市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2010～2016年济南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研究土地利用和其生态服务价值,分析生态服务价值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济南市以耕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为主;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有所增加,其他均减少;土地利用强度有上升趋势,但幅度较小;土地利用格局指数无明显波动;生态服务价值中耕地、水域、林地价值量最大;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及强度均逐年降低;生态服务价值强度指标与土地利用格局和人口无相关性;与土地与土地利用程度、GDP、GDP强度指标呈负相关;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程度呈弱相关、与GDP呈强相关、与GDP强度指标呈极强相关;人均生态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程度和GDP呈中等程度相关、与GDP强度指标呈极强相关。     

高速铁路建设临时用地土地破坏特征与复垦利用决策研究——以京沪高速铁路常州段为例

高速铁路在正线、站场等永久用地建设同时,也占用一定数量的临时用地。受特定服务半径和施工条件限制,临时用地占用耕地难以避免,而因重载荷、强硬质的使用特征,部分临时用地类型农用复垦技术难度大、经济代价高。研究在总结高速铁路临时用地类型与土地破坏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临时用地复垦利用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土源、弃渣场地等因素限制,制梁场等临时用地复垦为耕地困难较大且投资过高,而建设用地方向复垦则较为适宜。考虑到与土地管理政策相衔接,研究提出应将临时用地选址及其复垦适宜性评价纳入项目永久用地报批程序,并加强临时用地的选址控制、规划审批控制、工程破坏控制和复垦利用控制。     

基于可持续视角的旅游用地利用模式研究——以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用地的利用要寻求一种既符合可持续发展规律,又能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旅游用地可持续利用模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能够产生生态经济能效。在对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归纳了旅游用地的时空特征、复合型与多功能性特征,提出南山风景区多地类综合型用地模式,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用地结构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生态指标四个方面对南山风景区的可持续旅游用地模式进行定量与定性评价分析。认为实证区的用地模式尚需调整,并针对其过度放牧、监管力度不够和用地无序粗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沈阳市土地生态适宜性初步评价

主要通过运用生态学、土壤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手段与方法。根据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条件,对沈阳市土地进行评价单元的划分,运用特尔菲法对预选评价指标集进行筛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通过加权指数和法计算各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值,确立土地生态适宜性分级标准,划分沈阳市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确定划分区域的土地用途,建立沈阳市土地利用适宜生态发展的模式,为沈阳市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产能的耕地资源保护级别评定方法研究——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

耕地保护的合理空间安排已成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研究的热点之一。论文以卢龙县为例构建了耕地保护级别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应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对卢龙县耕地资源保护级别进行了评价。将卢龙县耕地资源划分为三个保护级别：一级地主要分布于卢龙镇、燕河镇、石门镇等粮食主产区,该区土质较好,粮食产量高,投入水平较高,面积为19906.27hm²;二级地主要分布在潘庄镇、印庄乡、双望镇、刘田各庄乡,该区域各项指标中等,面积为15475.61hm²;三级地在各乡镇均有分布,面积为5500.33 hm²。评价结果表明,该种方法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状况。耕地资源保护级别评定研究拓宽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的思路,为土地利用分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空间落实及土地用途管制提供了依据。     

中东部地区土地利用与土地退化特征分析

采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的遥感、地面调查及文献资料数据,分析了我国中东部地区土地利用与土地退化特征.分析结果认为,耕地和林地是中东部地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68%左右;园地、居民和工矿及交通用地面积迅速增加;未利用土地面积明显缩小;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控制,流失面积有所减少,但水土流失区域差异大,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仍在加剧;耕地人均占有量小,利用强度大,复种指数高;耕地用途不稳,转入转出频繁;耕地总面积与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2000年耕地面积比80年代初和1995年分别减少了913.15×104和151.31×104hm2;2000年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80年代初期约减少了0.03hm2;土壤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不断下降,食品安全受到威胁.      

广州市土地利用垂直分层模式及其演变过程

城市中不同高程上的土地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不一,因此在垂直方向上形成了一定的分布模式。利用TM遥感影像数据和DEM数据,通过比较1990、1995、2000、2005和2009年广州市土地利用垂直分布特点发现,每个地类均有相对集中分布的高程级,而垂直分布的最大变化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园地在第3至第10高程级(1~90 m)之间对耕地和林地的快速侵占。总结各高程级上的优势地类可得出典型的广州市土地利用垂直分层模式,按照第一优势地类对各分层进行命名,结果显示随高程增大将依次出现耕地层、河流层、城镇层、园地层、林地层。最后应用生态学上的群落演替理论对城市土地利用垂直分层模式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以及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推导出未来可能出现的演替模式。     

滇池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与入湖河流水质关系研究

以昆明滇池东南岸流域为例,利用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与流域湖泊水质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水质污染指标与耕地始终呈现正相关,与林地始终呈现负相关,与城乡用地始终呈现负相关,对昆明滇池东南岸流域而言,耕地是入湖河流水质污染的主要来源,其污染贡献掩盖了城乡用地的贡献。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若干问题探讨——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我国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新生的一种分区,也是该轮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核心内容。在剖析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进行了综合评述。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在确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3—2010)的规定,结合德宏州实际,制定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体系,共计将德宏州划分为8个土地利用功能区,即基本农田集中区、一般农业发展区、城镇村发展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和林业发展区;同时,探索和确定了德宏州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基本思路、技术路线和具体方法步骤,并应用GIS技术编制了德宏州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图。德宏州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结果符合德宏州实际,对指导全州未来土地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多规合一的基本农田划定研究——以江西省余江县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影响基本农田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不利于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论文以江西省余江县为研究区,在协调各规划关系的基础上,将城市周边自然质量等高于研究区平均水平的耕地优先划入基本农田;其他耕地,选取农用地自然质量等、耕地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耕地到城镇的距离、耕地到交通主干线的距离、空间连片性、田块规整度等6个评价指标构建耕地入选基本农田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基本农田划定综合评价方法;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确定最终划入基本农田的面积。结果表明：城市周边划定基本农田面积为4 474.65 hm²,其他耕地中划定的基本农田面积为24 045.13 hm²,总计28 519.78 hm²,主要分布在余江县中部河谷平原区。通过与现行基本农田对比分析：保留地块综合最优,是区域基本农田划定的首选对象;调入地块不仅在质量状况、区位条件、空间形态上均较优,而且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格局;调出地块规整度较低、集中连片性较弱、污染或灾毁严重、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共同建设用地重叠。研究划定的基本农田不仅有利于“多规合一”,而且为丰富基本农田划定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一个基于土地利用详查的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新方案

文章简要总结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分区工作,进而提出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的原则、依据和指标体系,确立了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体系与分级。在此基础上,基于《全国土地利用详查》的分县汇总数据,以分县为单元,把自上而下的定性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定量归并两种区划途径相结合,在县域土地利用结构类型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承继前人的相关工作,提出了一个由12个土地利用区和67个土地利用亚区构成的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区划新方案,编制完成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分区图。该方案首次划分出了东南沿海区和藏东南-横断山区两个土地利用区,与以往的方案相比有所创新和发展;土地利用亚区的划分则强调国土开发的重点地区和土地严重退化或生态脆弱地区,从而更具实用性。     

基于生态协调性和建设适宜性的山区基本农田布局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探索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耕地资源保护的基本农田布局方法不仅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首要任务,更是构建土地利用开发新格局的主要内容。目前,针对基本农田布局的相关研究仍侧重于耕地的资源属性,忽视了耕地在区域生态系统中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加重。论文借鉴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分析了耕地与区域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种兼顾生态协调性和建设适宜性的基本农田布局方法,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布局方法不仅保证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保护优质耕地的内在要求,而且突出了耕地与区域生态系统在景观尺度上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山区耕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可为今后基本农田的科学划定提供参考。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区域耕地压力指数研究

论文采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运用Vensim软件建立区域耕地压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仿真技术预测湖北省2000—2020年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耕地缺口、耕地压力指数等的变化趋势,并通过设置4种不同情景,模拟仿真湖北省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得出:①在粮食单产、科技水平受限,总人口、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上升的状态下,湖北省的耕地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断加大,耕地压力指数不断增高,耕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②合理调整耕地保护政策对耕地安全具有积极意义,确保每年耕地增加幅度保持在10%以上、耕地减少幅度控制在10%以内,才能保证湖北省的耕地在未来20 a内保持在安全状态。     

中国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协调性研究

农用地整理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的重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规模化程度是农用地整理的主导方向与建设目标,相应要求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应与现状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协调关系。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这一协调性,根据2006-2012 年农用地整理项目数据,结合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和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通过建立县域尺度下一致性模型和重心模型,从全国和省级二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协调性,得到以下结论:① 全国层面上,14.4%的耕地区域安排了52.2%的整理项目,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较差;② 省域层面上,多数省份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的分布较为一致;③ 各等别耕地整理比例与其耕地面积比例较为一致,优等地和低等地的整理比例逐渐上升,高等地整理比例趋于下降,中等地整理比例基本稳定;④ 各等别耕地重心及整理重心按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由南向北分布,优等地和中等地的整理项目安排逐渐趋于均衡化,高等地整理开展偏于其耕地重心北侧,低等地整理分布较为不均。     

我国耕地保护的绩效评价及其省际差异分析

在界定耕地保护绩效内涵的基础上,基于PSR模型建立耕地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法和协调度计算函数建构评价模型,以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为样本,对耕地保护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PSR系统的协调性反映了耕地保护的“原因－效应－响应”配合程度,可用来度量耕地保护的绩效水平;②耕地保护的PSR系统协调度最高为黑龙江1.6794,最低为海南1.4512,平均协调度1.6100。耕地保护绩效的区域差异明显。耕地保护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外在压力和耕地资源禀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③在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中应遵循耕地保护机会成本和耕地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调控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把土地利用分区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相结合,建立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同时,强化对耕地保护政策执行力的考核。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

基本农田划定是落实耕地保护、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目前,基本农田划定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对耕地适宜性条件的评价,而未涉及对耕地历史变化过程的考虑,因而不能保证划定结果适应实际区域的耕地变化趋势,导致基本农田易被占用,补划与调整频繁。论文综合考虑耕地适宜性条件与历史动态变化状况,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以湖北省大冶市这一典型资源型城市为实验区进行了实例研究,划定结果表明,该划定方法能在保证基本农田划定数量与质量的同时,提高其农业用途的稳定性,促进基本农田保护与经济建设、生态保护间协调发展,是一种有效的划定模型。     

基于DEA方法的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论文运用DEA方法构建了一个农地非农化效率指标,并利用2001-2008 年间省级层面数据,测算得到各省以及4 个地区历年农地非农化效率,结果表明：省域农地非农化效率呈现波动上升、波动下降、保持平稳三种趋势,4 个区域唯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农地非农化效率均值高于0.6,全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均值为0.489,表明8 a 中我国多耗用了51.1%（将近91455.75 hm²）的建设占用耕地的指标。同时,由于初始年份的低效区与高效区在效率变动趋势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省域及4 个地区之间农地非农化效率出现趋同的现象。对农地非农化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蕴含着“权利二元”的土地制度是过度农地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症结所在;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又进一步助长了农地非农化的“非理性”;此外,在影响农地非农化效率其他因素中,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7.02%水平以后,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才由负变为正;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不同,致使其在全国层面上统计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应实施“双轮驱动型”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以扭转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