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生态风险评价

开展不同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的城市生态风险综合评估,对于科学制定生态风险防控策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文章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方法体系,从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方面对厦门市近期(2010-2020年)和远期(2020-2030年)生态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直观反映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水平,避免生态系统中主要功能被忽略。研究发现:(1)厦门市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土地生产供给服务减少最多,滩涂文化服务减少明显;(2)厦门市在近期和远期生态风险均处于低风险等级以下。建议厦门市在坚持生态红线的基础上,合理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慎重考虑填海造地,避免在沿海滩涂盲目清淤,从而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是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相关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还未建立,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需求,亟需开展相关研究。本文基于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管控要求,通过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特征进行分析,衔接各相关领域评价技术与标准规范,提出了一套以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求为目标的评价技术流程,初步建立了人为活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为从源头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筑牢严格的管控体系提供支撑。     

基于生态安全问题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方案

通过回顾生态保护红线的发展历程,结合官方最新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基于生态安全问题视角构建了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技术方案.其要点包括：相关重要概念的界定须强调人类活动干扰的负面效应,以增强采用制度约束人类行为的合理性;重视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背景的地域差异性,并采用多尺度研究手段获取全面、系统的信息;以辨识、诊断生态安全问题类型、性质、特征为前提确立区域生态保护红线防范对象、管控目标,进而划分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类型、划定其空间位置与范围;并在总结区域防控生态安全问题历史经验与教训、广泛吸纳社会意见的基础上,针对危害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问题提出科学可行、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以长三角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存在跨界冲突与破碎化等问题,目前正在不断优化、调整和评估中,但区域尺度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仍然缺乏。以长三角为例,采用土地利用、道路、居民点和官方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电路理论,提出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分类分级管控方案,为长三角一体化生态共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1）优化构建了长三角“两横两纵”生态廊道格局,其中包括重要廊道79条,次要廊道111条和“踏脚石”33个;（2）连通性退化风险管控区51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27个,联防联控区12个;（3）障碍管控区75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36个,联防联控区17个;（4）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一级管控区20个,面积为70.35 km²,二级管控区106个,面积为1511.33 km²。生态保护红线源地边缘以及省市行政边界易遭受退化风险和形成连通障碍区,建议在区域尺度上建设生态廊道和“踏脚石”,对连通性退化风险区和障碍区进行联防联控、源地边缘防控和分级防控。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主动发现与智慧监管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需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开发性、建设性人类活动开展有效监管。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是生态环境部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主要技术支撑平台。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现状、主动发现监管业务流程,梳理了当前在数据源、解译技术、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给出通过深挖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资源潜力,提升监测的精度和周期;提升机器学习算法对先验知识的使用能力,提高疑似生态破坏类型监测能力;扩大互联互通的数据源和接入能力,完善会商研判的数据资源的智慧监管实现路径。     

基于InVEST和MCR模型的南方山地丘陵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

优化生态保护红线,是顺应新时代多规融合趋势、推进国土空间高效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以南方山地丘陵区典型县奉新县为例,基于InVEST模型进行生境质量评价以识别生态源地及其缓冲区,采用水土流失敏感性修正基本阻力面,运用MCR模型构建奉新县生态安全格局,定量衡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生态安全格局进行有效性评价,继而提出奉新县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方案。结果表明：（1）生态源地及生态源地缓冲区面积分别为144.42 km²、354.01 km²,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76%与21.47%,并识别出19个生态节点;（2）识别出关键生态廊道76 km,一般生态廊道315 km,与生态节点、生态源地、生态源地缓冲区共同构成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面积共498.43 km²,占奉新县总面积的30.23%,集中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山地丘陵区;（3）经有效性评价证实生态安全格局较生态保护红线更具生态优化意义;（4）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补划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储备区,共为生态保护红线调整优化预留了199.34 km²的高质量后备资源,形成研究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方案。研究成果可为南方山地丘陵区生态保护红线的评估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存在问题及评估调整建议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间较早,由于划定前缺乏相应的本底摸查、评价以及存在的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共同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也面临着新的要求。以满足新形势下构建海洋生态安全格局为导向,本文分析了我国建立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来的成效,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海洋生态保护重要区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应划尽划评估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及制度体系完善提供参考。     

统筹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

作为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创新工作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国家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要围绕“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总体目标要求，统筹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监测评估和执法考核，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体系的构建思路

生态保护红线是在历经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森林公园等诸多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区域生态管控制度体系。如何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体系并实现制度化运行,是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落地"的关键性命题。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空间分布、生态属性、管控需求和公益性等特点,本文提出了以遥感数据为主要驱动、基于国家治理理念的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化运行体系的构建思路,包括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体系,基于台账的监测评估体系,以及基于国家治理理念的生态保护红线业务化运行体系三部分。     

秦岭北麓(西安段)生态红线划定研究

以秦岭北麓(西安段)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分析秦岭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特征的基础上,利用ArcGIS软件,重要生态功能区评价指标选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2项评价因素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划定重要生态功能区红线;根据地方相关法规和规划,划定禁止开发区红线。将重要生态功能服务区红线与禁止开发区红线叠加,最终划定秦岭北麓(西安段)生态功能红线。其中,重要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保护红线区面积达2 157 km~2,占全区总面积41.5%;禁止开发区范围面积约2 076 km~2,占全区总面积39.9%。叠加构成秦岭北麓(西安段)的生态红线区总面积3 157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60.7%。秦岭生态红线范围的划定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已经由划定阶段转入严格管控阶段。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维护和提升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迫切需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围绕“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监管目标,定量评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本文梳理了成效评估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的关系,从成效评估目标、内容、应用导向、工作机制等方面,探析了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以期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提供参考。     

江苏省海岸带近30年人类干扰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为探究县级以上海岸带区域人类干扰指数（human interference index, HII）的时空变化特征及生态意义,本文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HII计算方法进行一定的改进,使其更适合大范围研究区的计算,并分析了1990－2020年江苏省海岸带HII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关键驱动因素,最后以HII与选取的代表性指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探讨了HII的生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各县、市HII在空间分布上,由北向南呈先下降、后升高、再下降的趋势,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研究区的HII为0.2800、0.3620、0.1804、0.2917;（2）人工建筑的扩张和滩涂围垦是影响HII高值区空间分布的关键驱动因素;（3）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内的斑块经历了集聚到破碎化再到集聚的过程,且HII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本研究结果可为江苏省海岸带地区人类活动的调控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更多的空间信息和理论指导,也为计算大尺度空间的HII提供了思路。     

数字

正15省国务院日前批准了京津冀3省(市)、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共15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2018年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山西等其余16省份于年底前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最终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2万多个2017年7至12月,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中国科学院、海洋局等7部门联合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流程——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相关要求,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阐释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流程,包括开展生态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等科学评估,与自然保护地叠加分析来校验划定范围,通过部门之间的沟通对接等确定红线边界,最终形成生态保护红线方案。开化县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可为其他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提供借鉴。     

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

鉴于保护城市水源地的重要性,参考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生态风险评价导则,提出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将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分为研究区的界定、受体及评价终点分析、风险源分析、暴露及危害分析、综合风险评价等步骤. 以贵阳市的主要水源地——红枫湖为例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将红枫湖分为南湖、中湖和北湖3个研究区域,识别出主要生态风险源为点源污染源、面源污染源、湖泊沉积物、酸沉降、干旱和石漠化等. 以水质变化为评价终点,通过暴露、危害分析,采用基于因子权重的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南湖的生态风险值最高,为0.632 4;北湖的风险值为0.344 9;中湖的风险值相对较低,为0.333 5. 研究还发现,对红枫湖生态风险值贡献较大的因子为红枫湖湖水营养物P和沉积物中的重金属,二者的权重分别为0.205 9和0.175 1. 应用该方法可以找出对水源地危害较大的生态风险因子,更好地保护水源地.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的几点思考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如何建立起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守住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成为生态保护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基于生态公正、公众参与、系统性和协调性、动态性和实效性、监管常态化等原则,提出了几点建议: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地位,切实推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推动形成生态保护协同管控体系;实现常态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建立生态监察和考核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激励机制。     

大尺度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及应用研究

为实现大尺度生态干扰高风险区域的快速、有效识别,从生态易损性、干扰易达性和资源易引性三个方面选取了9个指标,构建了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形成了完整的大尺度生态干扰评估技术与方法.利用该技术方法,本文评估分析了全国国土空间生态干扰风险状况、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并结合2017~2019年全国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监测数据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对生态干扰风险评估结果进行了精度分析.结果显示：超过90%的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都集中在评估得到的中高风险区域;全国生态干扰风险主要以中风险为主、低风险次之、再次是较低风险、较高和高风险区域面积最少;其中较高和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秦岭、祁连山、三江源和内蒙古草原等区域,生态干扰风险空间分布格局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状况、地形与交通条件、资源潜力等因素具有较强相关性.     

唐山市南湖生态示范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经过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建立的南湖生态示范区,对唐山市的生态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作为人工景观其敏感度较高. 根据历史资料、遥感资料、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该区域进行景观分析和生态风险分析. 以该区域的生态系统为受体,对南湖生态示范区主要生态风险源进行分析和识别,包括干旱、沙尘暴、水土流失和污染. 选择景观生态学中的指数作为风险评价指标,对风险源可能造成的生态系统损失进行度量,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风险源的权重. 利用GIS将该区域划分为351个斑块,利用综合生态损失度和综合风险源概率,计算各风险小区的风险值,并根据风险值分级,绘制该区域综合生态风险评价图,完成南湖生态示范区景观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为该区域生态风险管理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或生态环境极为敏感/脆弱的区域,是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覆被和遥感影像等数据资料,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内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地、水域、人工表面、湿地和草地,其中林地面积最大并逐年增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2)2000—2015年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平均值为53.83,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处于亚健康水平,并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3)陆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覆盖度较大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较高,相反,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相对较低。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质量影响的定量解析研究：以海南岛为例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生态系统变化中产生协同影响,难以区分。以海南岛为案例,使用残差趋势法,测量生态质量实际和潜在趋势的残差,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2002—2020年海南岛生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54.09%区域生态质量呈显著改善趋势,而4.33%区域生态质量呈显著下降趋势。人类活动对海南岛生态质量变化的贡献率为85.93%(P<0.05),而气候变化对海南岛生态质量变化的贡献率为14.07%(P<0.05)。人类活动在海南岛生态质量变化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生态质量改善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增加、农田生态系统减少,主要人类活动为先后实施海防林建设、人工商品林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生态保护措施,如临高县等;而生态质量下降区域,森林生态系统减少、农田和城镇生态系统增加,主要人为活动为开垦开发建设活动,如海口市等。研究成果对于科学管理生态系统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