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高原退化湿地草海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活性研究

为了揭示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对湿地退化过程的响应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采用BIOLOG-ECO微平板法对喀斯特高原湿地草海不同植被演替阶段根际土壤微生物的碳源代谢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沿湿地植被演替梯度,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强度逐渐增加,原生湿地竹叶眼子菜(Comm.Potamogeton malaianu)根际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能力最低,碳源代谢类型单一;草甸灯芯草(Juncus effusus L.)群落利用能力最强,碳源代谢类型丰富;Shannon指数(H')和Mc Intosh指数(U)均沿植被演替梯度逐渐升高,这可能与地上植物和土壤理化环境变化有关;主成分分析(PCA)提取的3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92.85%,能够很好解释不同阶段碳源利用的分异,醇类和氨基酸类是引起碳源利用分异的主要基质;冗余分析(RDA)表明,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碳源代谢活性具有重要影响,p H、DOC是引起碳源利用分异的主要环境因子.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代谢活性影响湿地碳循环功能.     

大庆龙凤湿地的植被与植物资源

较详细地分析了大庆龙凤湿地的植被类型、分布、组成以及植物资源特点,分析了植被的自然演替规律和人为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强龙凤湿地保护的建议和对策.     

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沟谷地植被-土壤系统耦合关系评价

植被和土壤的耦合协调关系是沟谷地植被恢复进入良性演替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研究通过建立9个植被因子和11个土壤因子的2级层次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构建沟谷地植被-土壤系统耦合协调模型。结果表明：沟谷地经过20多年的植被恢复,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沟谷地的植被-土壤系统发展趋势均处于中级协调发展水平上;其中,刺槐林沟处于中级发展模式水平植被土壤同步型,柠条灌丛沟和天然草地沟为中级发展模式水平土壤滞后型;逐步回归线性分析表明,不同植被属性或土壤属性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因子（植被群落或土壤条件）存在差异。黄土丘陵区不同植被恢复模式沟谷地植被-土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植物群落优势种的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     

胶州湾潮滩湿地CHBr3通量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2016年7月~2017年5月期间,运用静态箱法对胶州湾潮滩湿地系统的CHBr₃排放通量进行了观测,并对影响CHBr₃通量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胶州湾潮滩湿地是CHBr₃的排放源,互花米草湿地和光滩释放CHBr₃的通量均值分别为10.92nmol/（m²×d）和8.96nmol/（m²×d）,说明互花米草湿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CHBr₃的排放.不同潮滩湿地之间CHBr₃的排放通量有明显区别.互花米草湿地在夏秋季节较高的CHBr₃通量可能主要是受温度和植被生物量的影响,光滩在冬春季节较高的CHBr₃通量可能与冻融循环过程有关.胶州湾潮滩湿地环境因素变化比较复杂,CHBr₃的排放通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温度对CHBr₃排放通量的影响显著,而植被生长状况、水盐条件和营养元素等对CHBr₃排放通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三江平原泥炭沼泽湿地N2O排放通量及影响因子

运用静态暗箱-气相色谱法观测了三江平原毛苔草泥炭沼泽湿地植物生长季N2O排放通量,并分析了其关键影响因子.结果表明:生长季N2O排放通量季节变化动态明显,最大值出现在7月上旬;平均排放通量为76.77μg/(m2·h),高于潜育沼泽湿地[20~60μg/(m2·h), 2002~2005].N2O排放通量与土壤温度存在极显著指数关系(P<0.01),且随土壤深度(土壤10cm以下)的增加相关关系逐渐减弱;与水位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另外,植被是影响N2O排放的主要生物因子,有植被参与的N2O排放是无植被的1.7倍.总之,水位和土壤温度是控制泥炭沼泽N2O排放呈明显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土壤水文物理特性的差异是引起泥炭沼泽N2O排放高于潜育沼泽的主要原因.经初步估算,三江平原泥炭沼泽每年植物生长季N2O排放总量约为72.9Mg,表明泥炭沼泽湿地在生长季是重要的N2O潜在排放源.     

塑料严重污染海洋

近年来,一种新的海洋污染——塑料污染,正严重地威胁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的生存.造成塑料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渔民用塑料渔网捕鱼,塑料渔网耐用,能见度差.使用塑料涣网捕鱼,捕捞量大增,但同时这种塑料渔网也给海洋生物带来了灾难.     

兴安岭地区湿地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对策

介绍了大小兴安岭地区湿地生态环境的形成,就湿地植被形成的主要因素─—气候和地貌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大小兴安岭湿地类型主要属低位、中位和高位沼泽类湿地及其自然演替过程,指出了湿地现有生态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保护对策提出合理建议。      

北固山湿地土壤氮磷及重金属空间分布

通过研究北固山湿地四个典型区域土壤中全氮、全磷及重金属元素空间分布规律,探讨湿地土壤中全氮、全磷及重金属元素的空间分布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湿地虉草区各层的全氮、全磷含量均高于芦苇区;大东沟排放口表层土壤全氮、全磷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是水体富营养化的重点控制区;湿地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主要分布在0～15cm,且虉草区的有效Mn、Zn、Fe含量普遍高于芦苇区。研究结果表明,植被对调整湿地氮、磷及重金属的空间分布有一定作用,可以选择适宜的植物对湿地进行生态修复。研究为湿地生态修复和生态清淤提供理论依据。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N_2O排放研究进展

滨海湿地作为陆地和海洋过渡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陆源N的一个重要"汇",其N2O排放对于大气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综述了滨海湿地系统N2O通量特征、排放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动态。当前滨海湿地N2O的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N2O排放规律、"源/汇"功能评估、硝化-反硝化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影响滨海湿地N2O排放的因素主要包括土壤理化性质、水文过程、生物群落及人类活动等。鉴于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其在今后研究中应亟需加强的领域包括:①长时间尺度N2O排放规律及"源/汇"功能评估;②多因子交互作用对N2O排放的影响;③植被本身N2O排放规律及影响机制;④N2O排放模型表征;⑤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对N2O排放的影响。     

补贴政策对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的作用和局限——以洪湖自然保护区的拆网政策为例

以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拆网政策为例,通过渔民的围网博弈过程,分析补贴在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作用。结果显示,由于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特点,导致自然保护区陷入公地悲剧陷阱。一次性补贴在激励渔民放弃过度围网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长期而言,由于自然保护区的公共物品特征仍然存在,渔民在生产决策过程中仍然有"搭便车"的可能,单纯采用补贴政策不仅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反而会导致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更多地发生。从博弈分析来看,要完全避免自然保护区的公地悲剧,应当以补贴为基础,结合政府的严格管理,进行其他制度创新,以实现保护的长效激励机制。     

乐安河-鄱阳湖湿地植物群落分布及其环境影响因子

于2012年平水期(4月)、丰水期(8月)和枯水期(11月)对乐安河自上游至下游及入鄱阳湖区域内湿地植物群落分布和水土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分析乐安河不同水期湿地植物群落的分布特征,通过DCCA(detrended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探讨不同水期植物群落分布特征与环境因子间的定量关系. 结果表明:3个水期内共观测到湿地植物167种,不同水期植物种类及组成结构均具有显著差异. 其中平水期湿地植物102种,分属于33科75属;枯水期71种,分属于27科53属;丰水期种类最少,为55种,分属于20科42属. 乐安河上游处于未受矿山开采影响的对照区域内,水生植物群落分布主要受河流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对于受重金属酸性污染影响较严重的区域,DCCA排序结果显示,水土环境中pH和Cu、Pb、Cd等重金属含量是影响植物群落分布的重要因素. 其中,上游湿地植物群落分布主要受Cu含量和pH的影响;中、下游主要受水、土环境中重金属Pb、Cd的复合污染以及pH的影响. 乐安河湿地植物群落分布与环境因子间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DCCA法能准确识别影响湿地植物群落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      

武昌湖典型退化湿地菰草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

为研究淡水湖泊湿地微生物群落结构与退化湿地环境之间的关系,选取武昌湖湿地菰草根际水体、根际土壤、根下湖泊沉积物3组环境样本,提取样本微生物基因组DNA,并利用16S r DNA基因进行454高通量测序,共得到优质序列17 051条,产生2 062条OUTs。结果表明:武昌湖退化湿地菰草根际具有较为复杂的微生物群落结构,涉及15门48属,其中以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和绿弯菌门(Chloroflexi)为主要门类;菰草根际不同微环境微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生物多样性指数Shannon、Chao、ACE指数及OTUs均呈现根际土壤湖泊沉积物根际水体的变化特征。探究湿地退化过程中植被菰草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对揭示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湿地退化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嘉陵江滨岸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真菌群落结构与功能多样性

通过明确嘉陵江滨岸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的差异,为嘉陵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提供理论依据.选择嘉陵江中下游滨岸带的人工湿地、天然湿地、林地和农田这4种典型土地利用类型作为研究样地,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土壤真菌群落进行测序,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林地与天然湿地土壤真菌的Chao1指数显著高于其他两种土地利用类型（P<0.05）,林地土壤真菌的Shannon指数显著高于农田和人工湿地两种土地利用类型（P<0.05）;嘉陵江流域滨岸带土壤真菌被划分为15个菌门,在门分类水平上的优势真菌群落（相对丰度>0.01）分别为：子囊菌门（Ascomycota）、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油壶菌门（Olpidiomycota）、罗兹菌门（Rozellomycota）、被孢霉门（Mortierellomycota）和壶菌门（Chytridiomycota）;相比之下,罗兹菌门偏好选择林地生境,而油壶菌门和被孢霉门偏好选择农田,担子菌门在人工湿地具有显著优势;天然湿地中的优势功能类群为植物病原菌,人工湿地中的优势功能类群为粪腐菌,农田中优势功能类群为动物病原菌-真菌寄生菌;冗余分析表明,土壤含水率（MC）、全氮（TN）、有机碳（TOC）和碱解氮（AN）是影响真菌群落变化的主要环境因子.由此可见,林地是嘉陵江流域真菌多样性最高和功能类群最均衡的土地利用类型,其次为天然湿地,人为干扰导致嘉陵江滨岸带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水平降低.     

互花米草入侵对长江口湿地土壤碳动态的影响

为了评价互花米草入侵对长江河口湿地土壤碳动态的影响,利用配对的试验设计在长江口崇明东滩湿地的高潮滩和低潮滩各设置1条入侵种互花米草与土著种的配对样线.结果表明,与土著植物相比,互花米草入侵显著增加了长江口湿地的植物碳库、土壤微生物碳、土壤总碳库和有机碳库,而对占土壤总碳库60%以上的无机碳库无显著影响,意味着互花米草入侵导致的土壤总碳库改变主要是通过增加土壤有机碳库来实现的.高潮滩互花米草和芦苇群落的年均土壤呼吸强度分别为（210.02±4.90）,（157.79±6.39）mg/（m²·h）;低潮滩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群落年均土壤CO₂排放速率分别为（157.41±5.27）,（110.90±5.16）mg/（m²·h）,表明互花米草入侵显著增加长江口湿地的土壤呼吸.上述结果意味着互花米草入侵同时增加土壤碳输入和碳输出,但入侵也显著增加了土壤碳库表明入侵增加的土壤碳输入显著高于增加的土壤碳输出.本研究表明互花米草入侵可能会增强了长江河口湿地的土壤碳汇强度和固碳能力.但仍然需要长期系统的监测研究,以便全面定量评估互花米草入侵我国滨海湿地的综合生态影响.     

长江大保护中尾水型人工湿地的应用研究：以江东水生态公园为例

为评价长江大保护中尾水型人工湿地的运行效果,针对性地提出运维管理建议,以芜湖江东水生态公园为例,于2021年7月—2022年1月对其不同功能单元出水进行监测,分析各单元对污染物的去除路径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净化效果方面,在尾水水质较好的前提下(COD、NH₃-N、TN、TP等污染物浓度指标均远低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江东水生态公园对各污染物的去除效果仍较好,其中强化表流湿地对NH₃-N、TN和TP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5.53%、17.60%和33.71%,串联于强化表流湿地后端的生态涵养塘具有进一步削减强化表流湿地出水中污染物的能力,其中在夏秋季(8—10月)对NH₃-N和TP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27.04%和22.51%。影响因子方面,温度和溶解氧浓度对人工湿地脱氮效果影响较大,可在冬季采取保温增氧措施,并根据运行实际综合采取小剂量分批次投加植物碳源,优化潜流湿地填料,设计多级人工湿地串联系统等手段,进一步保障长江大保护尾水型人工湿地运行效果的可持续性。     

福州地区海湾和河口潮汐沼泽湿地秋季上覆水营养盐分布特征

2015年秋季,采集福建省福州市沿海兴化湾（福州一侧）、福清湾、闽江口、敖江口和罗源湾5个海湾和河口分布的潮汐沼泽湿地的上覆水,并测定上覆水中的氮、磷营养盐浓度及其他水体理化指标,探讨不同海湾和河口潮汐沼泽湿地上覆水营养盐浓度形成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①不同海湾和河口潮汐沼泽湿地上覆水中的氮、磷营养盐浓度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福清湾氮、磷营养盐浓度均较高,兴化湾氮营养盐浓度最低,敖江口磷营养盐浓度最低,其中福清湾上覆水营养盐浓度主要受区域水产养殖、陆源污染、地形的影响,而兴化湾主要受潮汐影响显著;②植被类型对沼泽湿地上覆水营养盐浓度有一定影响,南方碱蓬群落沼泽湿地上覆水中的氮营养盐浓度较高,互花米草群落沼泽湿地上覆水中的氮、磷营养盐浓度较低;同一海湾或河口沼泽湿地不同植物群落下上覆水中的营养盐浓度不同,且规律复杂.潮汐、地表径流、植物群落、地形、人为活动均会对海湾和河口沼泽湿地上覆水中的营养盐浓度产生重要影响.     

黄河口滨岸潮滩湿地植物-土壤系统有机碳空间分布特征

了解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有机碳状况是开展我国典型砂质和淤泥型海滩湿地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湿地生态修复研究的基础,通过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新生滨海湿地植物-土壤系统有机碳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湿地植物碳含量差异性不大,而植物碳密度变化幅度较大,且其空间变化趋势与植物生物量空间分布格局相似,均呈M型.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范围在0.75～8.35 g·kg-1之间,明显低于淡水沼泽湿地生态系统, 土壤有机碳密度分布趋势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基本一致.相关分析表明,pH值与土壤有机碳密度呈负相关,土壤TN、C/N、含盐量与土壤有机碳密度呈线性正相关性,而土壤有机碳密度、土壤TN、C/N、pH值、含盐量与植物碳密度相关性不显著.     

排污对长江口南汇边滩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排污影响了南汇边滩湿地污水处理系统的水质和土质 ,尤其是对水体中的NH4 + -N含量、土壤中的TKN和TP含量影响最大 ,对植物生长状况未造成明显影响。结果表明污水的排入直接影响湿地水质 ,进而影响整个湿地生态系统。     

长江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的环境驱动及生态评价

浮游植物常用于水生态健康评价,国内已有大量相关的研究开展,但多数研究涉及范围较为局限.从流域尺度开展浮游植物调查,在长江源区至入海口的干流重点区域、八大一级支流和三峡支流共布设了139个样点进行样品采集.在长江流域一共鉴定出浮游植物7门82属,其中隐藻门、蓝藻门和硅藻门为优势类群.首先对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浮游植物群落组成进行分析,使用LEfSe分析各区域显著富集的物种,然后基于CCA探究了长江流域各区域浮游植物群落和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在流域尺度上,广义线性模型显示TN和TP与浮游植物密度显著正相关,TITAN分析则揭示了环境指示种和它们对应的最适生长阈值范围.最后,分别从水生生物和水质两个方面对长江流域各区域进行评价,尽管两个方面的评价结果不一致,但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综合所有指标进行评价,能够得到长江流域全面且客观的生态评价结果.     

Variabilit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reservation capability between coastal salt marsh and riverside freshwater wetland in Chongming Dongtan and its microbial mechanism

Two representative zones in Chongming Dongtan which fac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East China Sea respectively we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variabilit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reservation capability between coastal wetland and riverside wetland in the Chongming Dongtan wetland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by analyzing soil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t biomas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SOC content of riverside wetland was only 48.61% (P = 0.000 < 0.05) that of coastal wetland. As the organic matter inputs from plant litter of the coastal wetland and riverside wetland wer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he higher soil microbial respiration (SMR) of riverside wetland led to its lower SOC reservation capability. In the riverside wetland, the high soil microbial biomass, higher proportion of β-Proteobacteria, which have strong carbon metabolism activity and the existence of some specific aerobic heterotrophic bacteria such as Bacilli and uncultured Lactococcus,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higher SMR compared to the coastal wetland. There were additional differences in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coastal wetland and riverside wetlands. Path analysis of predominant bacteria and microbial biomass showed that soil salinity influenced β-Proteobacteria and microbial biomass most negatively among these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Therefore the low salinity of the riverside area was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s, especially β-Proteobacteria and some specific bacteria, which led to the high SMR and low SOC reservation capability when compared to the coastal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