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微观视角下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对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破解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效应的关键。利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域238个耕地地块的土壤采样数据和对应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和显著水平都不同。其中近郊区的农户"以兼业为主,以农为辅",其行为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非农化"趋势,对耕地的粗放利用和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耕地土壤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平均下降11.496、44.078和15.469 mg/kg;研究区域中部农户"以兼业为主",突出表现为集约化程度比近郊区农户有所提高、种植结构也不断调整,对土地的投入、管理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会促使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提高4.799 g/kg、7.454 mg/kg、100.170 mg/kg和61.205 mg/kg;远郊区的农户"以农为主",突出表现为"非粮化"趋势,由于比较高的就业机会成本,种地收入超过农户预期,耕地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投入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增加0.007、0.025和0.037 mg/kg。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从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改善区域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建议。     

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对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探讨微观主体——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宏观农业景观格局之间的互动机理,对于了解农户行为的变迁,认识和理解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和过程,进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优化农业景观格局,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构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个体对群体与群体对整体权重影响模型,利用实际收集的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2007年与2008年数据(地籍、地块面积与农户收入等数据),探讨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与占优势的农业景观格局关系。得出如下结论:①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②当年占优势的农户整体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次年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并提出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①完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在模型中增加风险规避、土地轮作、特殊地类转化等因素;②进一步探索整合地块面积及其空间布局与土地利用决策的方法。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 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基于过程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模型的设计与模拟研究

通过基于过程的方式来研究农户决策行为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论文依据Belief、Desire、Intention（BDI）决策框架,设计基于过程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模型。模型以农户实际决策而非效益最大化作为行为模拟的假设,对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的典型村落马蹄洼和姜兴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模拟可以再现农户决策的动态性和反馈性,展示农户学习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揭示农户决策变化的内在机理。利用该模型,对3 种情景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进行模拟,对比分析3 种情景的优劣,指出政府未来应当在降低市场风险、规范合作社经营、提高市场预测方面多做工作。文章最后对该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进行总结,并指出今后需要加强的方向。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基于Agent建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模拟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以Agent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模型框架为基础,选择政策、市场、Agent自身及与其它Agent相互作用、土壤肥沃程度等因素作为Agent对环境认识的基础,结合环境反馈值,初步构建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模型,这对于从微观主体层面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采用农户Agent强化学习模型,模拟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得出以下3个结论：①经过对Agent强化学习模型的检验和验证（按面积统计误差率为5.5%）,认为该模型较适合于微观层面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研究;②该模型可定量表达政策、市场、农户自身及与其他农户相互作用等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的影响;③与离散函数的土地利用决策相比,应用连续函数表达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比较符合实际农户决策状况（农户最终决策中玉米、蔬菜和其它作物的决策值分别为0.3233、0.4035和0.2732）。同时,在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①模型在实现农户决策的空间位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还存在决策位置失误的问题,函待进一步的研究;②对于影响农户决策的自然因素,探讨定量化表达其对农户影响作用,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大城市郊区典型区域农户作物种植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比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研究

研究从农户作物种植选择行为角度出发,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社会经济及政策变化对农户种植选择行为影响机理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大城市郊区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导致农户作物种植业选择行为出现了明显的"非粮化"和"非农化"趋势,不同区域农户作物选择行为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空间上形成近郊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远郊区兼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纯农村区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反杜能圈"式的种植模式特征。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包括城市扩展、经济结构、市场价格变化、政策制度安排和内部环境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等7类因素13个因子对产生差异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区域、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有所不同。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政府应该从鼓励农户发展休闲农业、合理引导农户把握市场和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入手,优化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土地合理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农户分化、技术约束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

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和农户分化背景下,探索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技术约束与技术选择之间内在行为逻辑,以期为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利用Probit和Logit方法,通过微观数据剖析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意愿、行为逻辑及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技术选择差异。研究表明：纯农户、I类兼业户和II类兼业户在耕地保护意愿方面具有统一性,但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耕地保护意愿逐渐降低;在行为逻辑方面,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上差异显著,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特征与不同耕地保护技术间存在非对称性和偏差,主要受不同技术属性和风险偏好的约束。因此在耕地保护技术实施与推广应用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不同农户禀赋优势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     

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以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为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手段获得356份农户问卷,以在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估计了农户种植多样性决策模型。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种植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提高1 a,种植多样性提高1.5%左右;种植面积增加1 hm²,则农户种植多样性提高28%左右;就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而言,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相比较,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家庭的种植多样性减少11%左右;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月数增加1个月,农户种植多样性大约降低1.4%。分析说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会显著降低农户种植多样性。     

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综述

论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数据获取4 个方面对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 研究进行了概括。并归纳出目前研究的几个特点: ①研究较为关注热点地区; ②多将农户层面土地 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归因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计压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扩张; ③研究逐步从单 纯关注用途变更转向对用途变更和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并重; ④在手段和方法上趋于多样化并趋 向于综合使用多种方法; ⑤土地利用主体决策行为对于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得到重视; ⑥在分析数据 的获取上, 问卷调查成为主导方式,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尝试将问卷调查和“3S”技术相结合。最 后总结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并探讨了今后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发展的方向。     

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农户行为响应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以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村庄及农户调查为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各自选择了2个村的基础上,运用对24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数量经济模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下的农户行为对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农业土地利用正在逐步由传统的大田作物向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地类转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进了这一转化;同时,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政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最后从区域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物权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及积极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三工河流域油料作物的农户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stic模型和24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论文以新疆三工河流域27个行政村(连队)2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农户种植油料作物意愿和各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家庭特征因素、 资源禀赋因素、 家庭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四大方面分析了农户对油料作物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总人口、 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态度与农户的种植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农业技术服务的态度标准化系数更大,影响更显著;常年从事农业劳动人数、 户主文化水平和地块位置与之呈反相关关系,且户主文化水平的标准化系数更大,影响更显著。但是反映土地投入、 种地收入以及人均收入没有通过检验,不能得出这几个变量与农户种植油料作物意愿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探讨了兵地差异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响及研究展望。     

农牧交错区农户作物选择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营不再受食物需求的限制,在种植结构选择方面自由度更大。论文通过农户调查获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户作物选择机制:作物本身的投入产出效益、农地地块的差别、农户资源禀赋与家庭特征。研究发现,在劳动力普遍非农务工的背景下,劳动力约束成为农户作物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作物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农户倾向于在质量较好的土地上种植这些作物。在农牧交错区,农户种植决策受到养殖业的强烈影响,兼有饲料用途的莜麦得到普遍种植。     

Nutrient budgets: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of rainfed lowland rice-based systems in northeast Thailand

In northeast Thail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rainfed lowland rice-based systems, the dominant land-use system (LUS) in the region, is a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opulation in this relatively poor region. Poor soil fertility and low inputs are seen as major causes of this lack of sustainability. In this context, the assessment of nutrient budgets is seen as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critical components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particular LUS. Biophysical, socioeconomic, and management-related data on the farming systems were collected for 30 farms in Ubon Ratchathani Province, northeast Thailand. A relational database system (RDBS) was developed to manage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RDBS includes a calculation procedure for the semi-automatic generation of partial nutrient balances. Partial nutrient balances are good indicators for som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sustainability, and important for decision support on soil fertility management when considered with the additional factors that are required for a full nutrient balance.For the rice-based systems of 30 farms, mean partial balances were 12 kg N ha⁻¹, 8 kg P ha⁻¹, and 7 kg K ha⁻¹ per year. Large variations in partial N, P, and K balances exist among different farms and, even more so, for different land utilization types (LUTs). The LUTs are distinct cropping system–management combinations that occur down to the subfield level. Many of the partial balances assessed were negative.Farmers manage nutrients for similar parcels of land in very different ways. This results in the observed large variation in partial nutrient balances, even for the same type of land use within the same farm. These results confirm the high inter-farm and intra-farm variability for partial balances of N, P, and K of several preliminary studies. Farmer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s revealed that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factors appear to be related with inter- and intra-farm variability in nutrient budgets. In addition, the socioeconomic component of the case study revealed that diversification of income sources, particularly off-farm employment, had a larger impact on household income than rice production. Furthermore, while many less well-off households had a greater reliance on rice production, many farms with high off-farm and non-rice farm income had a higher total production of rice.The nutrient balance approach, starting with partial nutrient balances,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dynamic and site-specific decision support tool (DST) for nutrient management, and a relational database of the form used in this study may become a key element.     

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研究——基于Bioe-conomic Model

论文以内蒙古沙漠化地区为例,运用Bioe-conom ic M odel,比较自由放牧与耕垦、禁牧与禁垦、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土地利用政策情景下,引进舍饲养牛技术与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及其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探讨中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发展的人文驱动机制以及生态重建的环境政策。结果表明:实施控制放牧规模与禁垦的环境政策,同时引进舍饲养牛技术能够有效地促进生态重建并提高农户收入;引进舍饲养牛技术需要启动基金,提供信贷服务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是贫困农户引进该技术的前提。因此,迫切需要调整宏观环境政策,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和城乡联系力度,从而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减轻农民对环境的依赖性和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中国反贫重点由摆脱绝对贫困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转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1038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权分置对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有积极影响,但对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种田能手。从作用路径上,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营规模萎缩和负向直接效应,而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收入增加依赖的路径是规模扩张。（2）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有积极影响,但对赋闲农户的作用并不乐观。从作用路径上,三权分置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两条间接路径提高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收入,但赋闲农户的间接路径未形成通路。（3）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高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却低于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助力政策顺利实施、保障农户福利和推动共同富裕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