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R模型的土地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变化分析——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论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和“活力-组织-弹性-功能”理论,以网格作为评价单元,评价了平谷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利用Moran指数测度了全局和局部的空间分异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平谷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较好且相对稳定,1993、2011年平原区健康状况平均值分别为0.53和0.51,而丘陵山区则为0.62和0.65,丘陵山区显著优于平原地区。健康状况空间集聚程度增强,1993—2011年间平原区和丘陵山区的Moran指数分别由0.49和0.41升为0.61和0.46,表明平原病态区域集聚程度增加,而丘陵山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作为北京市的应急水源地和生态涵养区,当前平谷区土地生态系统管理应着眼于三个重点区域：维持四座楼自然保护区周边生态系统健康,加强生态廊道建设,避免产生保护区“孤岛效应”;对于丘陵山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趋坏的区域,应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维护关键性生态用地;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中心区域,应限制建设用地拓展,推行生态型土地整治,缓解土地生态系统压力。     

城市化对城市森林组成和结构的影响——以上海“城-郊”样带为例

由于城市森林可改善人居环境并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而备受关注,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生态系统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论文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城-郊”样带为例,基于地理信息技术,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有效量化“城-郊”样带;并借助植被功能分类的相关理论,以乔木组成和结构变化为载体,探讨城市化程度对城市森林的影响。结果表明：1）城区乔木丰富度指数（S）、Shannon-Wiener指数（H）和Simpson指数（D）高于郊区,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城区和郊区乔木物种均匀度分别为0.448±0.043和0.394±0.038,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2）城区乔木的密度小于郊区,分别为248±25和472±57株/hm²;且二者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3）城区和郊区的城市森林群落的生长潜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郊区具有较多数量的高生长潜能乔木,而城区中低生长潜能的常绿乔木密度比郊区高;4）城区、郊区中各胸径量级的乔木数量分布均呈倒J型曲线。通过该研究以期促进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的同时也为进行城市森林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面向可持续城市生态系统管理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与实践应用——以烟台市为例

全面科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面向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视角,提出了由“潜在”和“现实”资源环境承载力构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框架和理论模型,并以烟台为案例进行应用,分析了“潜在”和“现实”资源环境承载指数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烟台市“潜在”资源环境承载指数总体偏高,“现实”资源环境承载指数总体中等,各区（县）空间差异较大。（2）水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是未来影响烟台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资源环境禀赋的限制和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弱供给区域影响较大,对“潜在”资源环境承载指数的影响在城市边缘区域较大。（3）所提出的评价逻辑框架和理论模型应用效果良好,丰富和完善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方法。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从城乡聚落规模的大小、结构、分布三个基本属性出发,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为案例地,以土地利用数据和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揭示了1995-2015年间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聚落数量显著减少、用地规模显著增加。（2）城—镇—村规模结构从“凸字型”经“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方向演化;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等级的城乡聚落的成长速率不同;城乡聚落的齐夫指数偏大但增长放缓,规模结构总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3）城乡聚落规模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不断增强,但极化发展速率逐渐减小;空间集群分布特征显著,聚类中心分布趋于均衡化;城乡聚落用地的时空变化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以城镇用地变化为主。（4）驱动机理是由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四个主要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四轮”驱动过程。     

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农村衰落已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引起了众多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但相关研究多以理论探讨为主。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一个以遗产保护为前提的特殊农村地区,如何推动一二三产业（下称“三产”）融合发展,如何量化“三产”融合度,研究尚待深入。基于对农业文化遗产特点、资源特征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求等方面的分析,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并构建了由产业融合度与劳动力融合度组成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方法体系及具体核算方法。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十大片区所在的8个乡镇为对象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度分项指数间越均衡则产业融合度越高;各乡镇分项指数和产业融合度的数值皆很小,有巨大的“三产”融合发展空间;新街镇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融合度领先,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最大;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的产业融合与劳动力融合有较高的正相关性（r=0.67）,显著水平在10%以下（P=0.069<0.1）。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在本地就业,对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     

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方法在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的运用——以四川威远县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体制具有强烈生态指向意义,生态安全已是国土空间安全的重点。以四川省威远县为研究对象,针对县域生态国土空间的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系统紊乱等问题,利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方法,从要素修复、结构优化、系统价值提升三个角度构筑系统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系统耦合度及子系统综合功效,综合耦合系统时空格局变化分析得出县域生态修复安全目标格局与生态修复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县域生态修复规划具有目标多层次性、系统复合性及途径多样化性,可从宏、中、微观层级提出对策。（2）系统耦合度在0.457~0.497区间浮动,耦合系统现处于拮抗时期向磨合时期发展。（3）依据系统耦合度、子系统综合功效及指标影响度构建“点—线—面”的生态修复格局。研究提出应对县域尺度的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方法和实践运用,可为当前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山西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及稳定性变化趋势研究

掌握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信息,对于摸清生态环境现状,评估保护成效,进而提出保护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以2000和2010年为时间点,利用生态系统转移矩阵和正向逆向转换指数（Positive and Negative Transformation Index,PNTI）模型分析山西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转换趋势,并运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分级标准分析生态系统稳定性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山西省自然保护区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其次为草地生态系统和耕地生态系统;2000—2010年间,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生态系统阻抗稳定性和恢复稳定性也呈增强趋势;保护区植被生长状况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且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的保护作用最为突出,其他保护区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弱,尤其需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管理与修复。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时空匹配特征——以张家口为例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协调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关系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以张家口为例,采用洛伦兹基尼系数和不均衡指数模型对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时空匹配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5年张家口水资源与人口、耕地面积分布处于“匹配比较合理”和“相对匹配”状态,水资源与经济布局匹配呈现出由“完全不匹配”状态逐渐转变为“相对不匹配”状态。在空间匹配演化方面,水资源与人口、耕地面积的匹配度变化不大。水资源与经济匹配结果表明在水资源禀赋越差的地区,经济增速越快,水资源与经济的空间匹配状况越差。张家口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时空匹配特征研究,对于指导区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

为科学评估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基于定量化、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保护区内湿地面积和水鸟多样性的动态监测结果为基础,对2004—2013年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组建以及对周边社区放牧和芦苇收割等管控力度的加强,近10 a来湿地保护效果良好,具体表现在保护区内湿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动态度指数为-0.178%),成片分布趋势增加(平均斑块面积增加53.44%),破碎化程度降低;此外,保护区内水鸟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增加较为明显,分别增加83.53%和88.50%;物种丰富度和濒危水鸟数量也呈缓慢增加趋势. 构建的湿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然保护区对湿地的管护效果,建议保护区管理局进一步加强气候因素、水鸟生境质量以及辉河上游湿地的监测工作,并依据当地气候变化情况适当补水.      

公路改扩建经过自然保护区缓冲区的技术论证

鸦来公路鹤峰县城关至宣恩县当阳坪段改建工程受走廊带限制经过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文章在未修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前提下,对原有公路自然保护区段进行植被恢复缓解自然保护区新建公路的影响,并对上述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总体效果呈现正影响,在保护区内实施生态影响"以新带老"建设工程可行,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修编时考虑增加对有利于保护区的工程允许建设的有关规定。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国土空间变化遥感监测与评价

为了解人类活动对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利用2000年至2019年的卫星影像数据,分析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近20年来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并利用开发干扰指数定量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如下: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近20年土地利用变化明显,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面积下降,而建设用地（城乡居民点、工矿用地）和水域湿地等面积增加。变化面积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47.0%,减少的草地和耕地等主要转为建设用地、水域湿地,主要表现为实验区内盐田和养殖塘面积的增加。2000年以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发干扰指数逐年增大,2005年之前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轻微;2005年至2016年人类活动干扰剧烈,自然保护区开发干扰指数增加迅速,以盐田和养殖塘的开发为主要影响因素;2016年后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大,开发干扰指数趋于稳定。人类活动干扰呈现从轻微到剧烈再到稳定的过程。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研究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处于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和社会价值.通过对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2015年的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得到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分类结果,主要由红树林、基围塘、陆域林地和海域等部分组成,其中红树林面积为82.46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2.38%,并总结了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自然资源现状,最后对红树林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治理的对策建议.     

中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经济分析

论文利用2008年自然保护区数据,分析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社会经济信息,进行空间统计分析,重点从机会成本和保护资金的角度探求影响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经济因素。论文发现,当前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分布是既有政策下地方政府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机会成本对自然保护区决策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在自然保护决策中不容忽视。目前的空间分布也揭示了自然保护区管理资金的困境,特别是对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资金机制可能成为推动地方政府在自然保护中管理失效的制度根源。国家应该将自然保护区工作与地方社会经济紧密结合,并对不同压力状态下的自然保护区在资金机制上进行分类管理,以便获得更好的保护成效。     

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管理研究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有效管理自然保护区是当前自然保护区决策者、社区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利用问卷调查法、专家咨询法和利益相关者分析法等,对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从公共管理框架设计和模式选择等方面探讨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公共管理。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为政府、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旅游公司,对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具有高影响力、低利益/高公益,追求生态效益;当地社区为高影响力、高利益,追求经济效益;非政府组织具有低影响力、高公益,追求社会效益;企业与旅游公司具有低影响力、高利益,追求经济效益。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围绕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进行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共管理的框架设计和模式选择。福建省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管理采取政府主导型,社会效益的管理采取政府指导下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型,经济效益的管理采取政府指导下的企业与旅游公司管理型以及社区共同管理型。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关系探讨——以金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有利于自然保护区健康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关系往往难以协调。本文以金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分别论述了自然保护区的功能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从反而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金佛山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基于生物多样性开展的旅游业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生态治理工程对锡林郭勒草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的影响研究

锡林郭勒近年来草地退化趋势严重,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陆续开展。基于问卷调查法,探究草地文化服务牧户感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对比分析不同治理工程区牧户对草地文化服务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牧户对草地文化服务的感知受其民族、年龄、文化水平的影响（P<0.05）。蒙古族对生理和精神健康、美学价值的感知高于汉族;年龄较高的群体对生理及精神健康服务、教育及研究价值感知较高,对休闲娱乐的感知较低;高文化水平群体对教育及研究价值感知较高。（2）生态工程影响草地文化服务的牧户感知,“草畜平衡+休牧+禁牧”区牧户对草地多项文化服务（生理及精神健康、灵感、精神及宗教信仰、地方感、休闲娱乐）的感知低于其他治理工程区。     

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累积生态影响研究

通过对近一年来我国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统计分析,探析了多个建设项目对单个自然保护区累积生态影响的具体内容,并以内蒙古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探讨了累积生态影响的评价方法。最后为严格控制建设项目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累加生态影响,提出了4条有针对性的建议对策。